Make impossible possible 09/28

补09/28的

昨晚和学院的Professors & PhD students（全院只有7个PhD）一起参加一个小型晚宴，是为了庆祝系里的一位老师获得了年度最佳教师奖。所以也算是体验了一次正式的private dinner是什么样子。

其实这样的晚宴和国内的“饭局”差别倒也不大，社交为主，吃饭不过是个形式。唯一的区别是没有停不下来的敬酒，以及由于是长桌，只能和周围三四个人聊天而已。不过首先让我吓一跳的是，Dean进来的时候，Prof. Katz很隆重地向他介绍了我（因为其他三个新PhD都是原本的MA students），而且Dean竟然还说他记得在某某地方见过我几次。也是不知道究竟是因为我习惯了中国的师生等级，这边对人更尊重；还是我习惯了淹没在几千本科生中，忘记了博士生就这么几个所以容易被记住；抑或是我只是习惯性自卑而已？总之要学会调整自己的心态，自己更重视自己了。

餐点实在没什么可提的地方，不过social倒是进行得很顺利。Prof. Katz把我安排在Eddie旁边。Eddie是PR的professor，看来也是Prof. Katz很好的朋友。一开始他跟我打招呼，我还完全没有意识到面前的人是谁，直到他聊起他有个中国学生的室友也是EMS的PhD，会不会我就是那个室友，我才反应过来他就是Jessie提到的非常agreeable、对新媒体非常感兴趣的那位Eddie。

Eddie身材魁梧，白发苍苍但是精神矍铄。他讲话很缓慢，但是每个字都非常有力度。他果然如同Jessie描述的一样，对身边的一切评价都非常高。他先是高度赞扬了对面的Prof. Guo（夸得她脸都红了表示“为了获得多一点自信我要多和你聊天”），又反复强调我们能有这样的PhD项目，有这样好的资源，简直是perfect！So Lucky！他真是可爱。

一晚上他和我们聊了很多，从学术话题到对人性的理解。我印象很深的是他提到了他的girlfriend（所以他还是unmarried？），她是一位给路边流浪汉看病的外科医生。他说：“我们总是自称media profissional，我们做了那么多受众研究、顾客分析，可活生生的人就坐在我们经过的马路旁，我们却从来没想过停下来和他们聊聊，了解世界的另一半是什么样貌。”他还说：“每次我在工作上遇到了什么不顺心的事，回家见到我的girlfriend，就发现一切根本就不算什么。我只不过是一个数据跑不出来，而她每天面对的是生老病死，是生命来来又去去，是最根本的人性。”

这让我想到很多。想到Prof. Katz在最初的Skype面试对我强调的“品德的重要性”；想到柬埔寨的那些孩子，那些在Orphange外面的街道上流离失所得不到救助的孩子（Eddie听到我在柬埔寨艾滋病孤儿院里做过志愿者简直一副肃然起敬的样子）；想到自己路过流浪汉时的自动躲远一点的潜意识；想到Dr. Supa花了一周三节课去讨论的Ethnics。我也时常有这样的彷徨，我们所做的这些研究，总是在“上层建筑”中纠缠，究竟和那些在最平凡的尘埃中生活的人们有什么关系呢？我们所谓的“社会科学学者”，真的能像医学、化学、机械那样改善他们的生活吗？我们当做重大的事情，真的有那么重大吗？

更让我深有感触的是Eddie提到的他的博士生导师的故事。他说他非常幸运在被拒了七八次之后被那个PhD项目录取（他总是说自己很幸运），更幸运的是遇到一个永远encouraging的导师。他的博士论文做了一个几乎没有人做过的方向：研究政府机构的新闻发言人。他当时能找到的参考文献不超过50页，而且采访到政府新闻发言人难如登天，可是他的导师没有阻止他，而是叫他“想做就去做吧”，并且给他提供了很多资源。他说很多事情并不是你做不到，有时候只是你身边的人一句话的事情，你就会选择前进或者退缩。

我深有同感。并不是说这句话多么重要，而是你的思维方式会被身边人的反馈塑造。所以当Eddie问我觉得来到美国有什么让我感觉不同的地方，我就谈到了这点。我们在做小组Project的时候，美国同学总是会先天马行空地想想有什么好玩的题目，而我的第一反应是“Is this feasible？”，然后先去想应该用什么方法执行（啊我曾经还觉得执行力是我的强项呢！）。这样的结果是很多时候项目做到后半才发现一开始没有想清楚出发点，研究的意义丧失掉了……

而这种思维方式，我回想了一下，大概是来自小时候的学校和家庭教育。我们总是会听到老师说“你们的时间精力都有限，你们就先做……好了”；而我妈妈总是会说“这么累，要不然你就放弃了吧。”（虽然我知道她是心疼我，但这几乎是我自己会独立思考以来和她争吵最多的点，要知道当你遇到困难摇摆不定时，一句丧气话真的可以摧垮一切意志力。）但很多时候，只要咬牙坚持一下，再坚持一下，结果就会完全不一样。就算结果不够完美，收获也会大于付出：就像大四的时候做刘德寰老师课上的数据分析，我们咬着牙SPSS了三天三夜也没出一个相关，但是我们却获得了很多关于人的行为的理解，这项几乎没有相关关系的调查竟然获得了刘德寰老师的肯定以及很高的分数。

而在这里，almost nothing is possible。777课上我问Prof. Groshek，我觉得人们在自己的social media平台上对third-party candidates的议论也是他们的visibility很重要的组成部分，但是要获得这样的数据，可能要进行上亿条Facebook/Twitter posts的收集，而且找到causal relationship非常困难，Prof. Groshek的第一反应不是告诉我有多难，而是先肯定这个想法非常好，我们可能可以用学院提供的这些平台、这些工具，可以参考这些文献。CRC也提供了相当多过去只存在在老师讲述中的资源：能抓取几乎所有social media数据的平台、全部电视节目的数据库、单面玻璃的focus group观察室、全套VR器材、眼动仪、心跳监控手表、手指动作追踪仪、高仿自然状态的媒体观察室、双显示器的coding room……而且Mina和Prof. Cummings还在不断询问有什么需要的资源。我简直身处在一个所有研究者渴望的环境中：我要做的只是有想法，然后去实践。

在能力上也是这样。我本来对自己在一个陌生国家的学习感觉到非常恐惧。但是来的第一天，Prof. Katz就对我说，不必担心我达不到他们的期望，他们对我的期望就是我在学习、在进步，就够了。他还微笑地对我说，不要害怕出现问题，因为他们的工作就是解决问题。而现在，我可以感觉到每周的讨论课，我讲话的语速和流程程度都在提升，也更能focus甚至享受整个讨论的过程，思维也一周比一周流畅了。还有TA，Dr. Supa和Catlin总是能想到我们能遇到的最细节的困难，并且很贴心地帮助我们，我慢慢感觉做英文的TA好像也不是那么可怕，也觉得自己是可以handle的。

用各种高科技仪器协助研究，一周读几百页paper，写reading response，写英文论文，和实际的clients合作建立一个网站，为一屋子美国本科生解答疑惑，这些事情一年前的我或许想都不敢想，可是现在都成真了，而且并没有想象中那么难。过去的思维塑造总是让我习惯性夸大困难，但当你走到这个环境里面，就会发现，really，nothing is impossible。如果难，就想办法。世界上多得是问题，但更多的是办法。

所以……我现在最大的问题还是时间！要更高效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