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关于药的问题，也是深层次关于当前医疗环境下，生命、商业和制度的问题。
首先，药。
最开始，世界上没有什么所谓的药，所以曾经疟疾是一种全球性的致命疾病。但是当人们发现金鸡纳树的树皮可以有效抑制疟疾症状后，用金鸡纳树的树皮煮水并服用作为便被作为一种治疗疟疾的经验流传下来。后来人们又发现，金鸡纳树的树皮中有效的成分是奎宁，因此当奎宁这种成分被提纯后，便成为治疗疟疾的药物。从此疟疾的致命性便大大下降，并且在全世界大部分地区绝迹，成为一种较为常规治疗就基本可以治愈的病症。
但是奎宁作为一种特有的植物成分，其来源相对单一，提纯过程也相对复杂，因此在非洲的某些疟疾的高发地区，奎宁仍然不是一种可以常规获得的药物。随着奎宁的广泛使用，疟疾的病因疟原虫也逐渐对奎宁产生了抗药性，使得疟疾在一些原本已经被消灭了的地区重新出现。而后，青蒿素的发现为治疗疟疾提供了新的手段，并且相比与奎宁，青蒿素的来源更加广泛，成本更低，不仅有效的抑制了疟疾的死灰复燃，更为经济条件相对较差，但疟疾更为严重的非洲地区提供了当地人们用的起的有效药物。
这实际上也是药物对于疾病的基本作用和发展轨迹：新药的出现可以使得某些原本致命的疾病变得不再致命，即解决生与死的问题，然后可能有其他药物出现，进一步解决成本和效果的问题。
然而对于成因更复杂的疾病，药物的出现可能没有那么容易。像癌症、艾滋病以及白血病这类严重威胁生命的疾病，当前医疗水平仅能局限在某些特定阶段或者某些特定病症的治疗，并且成本非常高昂，但而这就涉及到了药之外的另一个问题。
商业。
对于复杂的疾病，新药的研发是需要巨大的成本的。这里不仅仅是探索针对病症的有效成分，还需要严格的毒性试验和论证，确保新药不会在治病的同时带来不可承受的副作用。除此之外，一个新药的上市还需要经过漫长的动物试验、人体试验和临床试验等诸多过程，所有的过程都是为了确保一件事：在药品大规模上市并为病人使用之前，确保其有效性以及安全性。因此对于某些复杂病症的新药，尤其是首例药物的研制可能耗费十数年之久，研发费用几十亿美元。
影片中提到的格列卫，是用于治疗干扰素α治疗失败的急变期、加速期或慢性期慢性髓性白血病（CML）的特效药物，也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成功研制的小分子靶向药物。该病的病因靶点与1960年代被发现，可行的治疗理论于1990年代被提出并开展药物研制，于1998年进入临床I期实验，并于2001年批准上市（一般此类药物从临床I期到获批需要8年左右时间），从初始研发到最终药品上市之的近40年时间跨度中，产生了5位美国科学院院士，5位Lasker临床医学研究奖得主，以及1位美国国家自然科学奖得主，耗资达数十亿美元。然而CML对应的病症的患病人数相对较少，制药企业无法通过数量来摊薄研发成本，因此造成了格列卫极高的价格。
面对这样的情况，我们无法对制药企业产生任何的责备，因为如果一个新药无法通过市场收回其研发成本，其他的新药研发也就无以为继，相应的医学研究也会停止。
制度。
对于格列卫这类药物来讲，单从制造成本上来说其实非常低廉，但这种低廉的成本只适用于“第二粒药”，因为“第一粒药”的成本是包含了之前所有研发投入的几十亿美元，并且，如果没有这“第一粒药”，也就不会有后面的“第二粒药”。
但是对于仿制药企业来说，他们完全可以凭借对现有药物的仿制规避掉“第一粒药”的巨大成本，从而直接生产价格低廉的“第二粒药”，但这种方式却会对药物的持续研发带来巨大的损耗，因此很多国家为了保证药物研发的可持续性，对于某种新药都会给予一定时间的专利保护期，以确保真正为创新药研发投入了巨额成本的企业能够收回成本，提高这些企业继续投入研发的积极性。
在中国，由于专利保护制度，国内不得仿制格列卫药物，同时也不得销售格列卫仿制药物。因此尽管该类药物在印度被大量仿制，且价格十分低廉，但无法通过正常的进口途径进入中国市场。许多患者在治病需求与经济条件的双重压力下，只能选择非法途径获取该类药物。
相比于中国，印度在仿制药方面的法律宽松很多，但不得不说这是印度在国家层面，出于国内医疗需求和医疗产业发展的需要而进行的一种“国家流氓行为”。这种“流氓行为”，虽然侵犯了制药企业的利益，却受到周边国家甚至美国本土病患的欢迎和民间的支持，即使在保护这类知识产权的中国，也对电影的原型采用了不起诉的处理，同时在2018年推动了对于进口抗癌药的零关税政策。
除零关税外，全国也于2015年开始逐步取消了医院在药品销售环节中10%-15%的价格加成，财政部也将包括格列卫在内的100多种抗癌药的增值税由原来的17%调整为3%，并将多种抗癌药物纳入了医保报销范围。
尽管如此，由于国内医疗保险的体系处于各省独立核算的现状，医保报销的全面实现以及手续简化仍将需要一定的时间逐省推进。
逆天改命这件事，本身就需要付出极大的代价。
在这里提到另一部电影《Dallas Buyers Club》。同样是改编自真实事件，《DBC》以1980年代极为敏感和禁忌的艾滋病治疗为背景，但对绝症病人为争取有效但非法的治疗方式历程的讲述则更为深刻。
1980年代，同性恋被认为是“令人作呕的恶魔行为”，艾滋病在同性恋人群中的高发也导致艾滋病被认为是上帝对这种恶魔行为的惩罚，并且这种想法在德州尤其根深蒂固。《DBC》中，主人公Ron Woodroof是一个被查出患有艾滋病的德州牛仔，而Rayon是一个以女装形象示人的同性恋艾滋病患者。影片中，Woodroof最开始对于自己身患艾滋病的事实极尽逃避及否认，但不得不因为合法药物的巨大副作用而私自寻求非法但有效的治疗。随后，Woodroof和Rayon一起组织了Dallas Buys Club以绕开法律的限制向艾滋病患者提供药物，并到被药企和监管部门逼上绝路。整个过程中，Woodroof对同性恋和Rayon从反感到合作，但最后以各自的尊严和生命维持着对药品供应。
片中Rayon作为一个高傲的同性恋者，在Club最艰难的时刻为了维持药品得以持续供应，第一次以男装形象出现在鄙弃自己的富豪父亲面前乞求资金援助，并在被父亲拒绝后，变现了的自己的医疗保险，把所得的几万美元现金交给Woodroof，彻底放弃了自己后续的治疗和生存的希望。片中你会感受到影片从两人之前原本极为深刻的矛盾，到在面临共同的绝境面前绝命相依的震撼。相比与《我不是药神》，《DBC》触及的问题更复杂，故事的讲述也更深刻。
作为Woodroof的饰演者，Matthew McConaughey在角色对自己患病的事实从回避到接受的一刻仅用神态转换贡献了近一分钟堪称孤版的表演，而Jared Leto饰演的Rayon，使得影片中的绝望如同决堤一般不可平息。同一部影片在同一年获得奥斯卡最佳男主和最佳男配角，在我的印象中仅有2004年的《神秘之河》。
在《DBC》的结尾，法庭对于Woodroof的申诉予以驳回，但仍作出了如下宣布：
“The FDA was formed to protect people, not prevent them from getting help. The law does not seem to make much common sense, sometimes. If a person has been found to be terminally ill, they ought to be able to take just about anything they feel will help... But that is not the law.”
尽管如此，法庭仍最终允许Woodroof个人使用其认为有效的治疗方法。
无论是《DBC》还是《药神》，两个小时的电影永远浓缩不了病与药，以及商与法之间的矛盾和调和，只能希望如果一个结果注定是无奈，它的过程可以充满关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