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分：机遇
第一章：马太效应
《异类》这本书中想证明，个性作用并非个人成功的决定因素。成功人士并非白手起家，他们以某种形式获得家族的荫蔽和支持。事实上，他们一直得益于某些隐蔽的先天优势，或是非凡的机缘，抑或某一文化的特殊优势；这使得他们学得快，干得多，以普通人难以企及的方式认知世界。出生的时代与地域对个体的影响巨大。而我们所处的文化背景，以及我们的祖先留传下来的东西，在我们无意识的情况下，就已限定了我们获得成功的方式。
案例：冰球杰出运动员生于年初
加拿大冰球队按年龄分组所依据的分界线是1月1日，即从1月1日到当年12月31日之间出生的球员将会被分在同一组。也就是说，一个1月1日出生的选手，是在跟许多年纪比他小的队友争夺晋级权——在青春期到来之前，由于有将近12个月的年龄差距，球员之间在生理成熟度上将会表现出巨大的差异。当他们到了13岁或14岁，优秀教练的辅导和大量高强度训练的好处就开始显现，这个小队员因而就真的“变”得更好了。
“马太效应”：“凡是有的，还要加给他，叫他有余；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过来。”
富有者因取得了更多的减税优惠从而变得更富有；成绩优异的学生因获得了更优秀的老师的指导，更多的关注，从而取得更好的成绩；冰球队9岁至10岁间的孩子中年纪稍大者获得了更多的指导和训练，从而变得更优秀。在社会学领域，所谓成功就是“优势积累”的结果。职业冰球队员一开始只比最初所在球队的队友好一点点，然而这微小的优势带来的机遇，扩大了他和那些队友之间的差距，随后差距与机会交替发挥作用，微小的差距被越拉越大——最终成为真正的天才。
第二章：10000小时法则
埃里克森“小提琴对照研究”中最引人注目的结论是：第一，根本没有“与生俱来的天才”——花比别人少的时间就能达到比别人高的成就；第二，也不存在“劳苦命”——一个人的努力程度比别人高却无法比别人更优秀。研究结果表明，一旦一个演奏者进入顶级音乐学校，唯一能使他出人头地的方法就是：刻苦练习；成功的要素在这个阶段变得简单明了。那些顶级演奏家们，他们练琴不只是比其他人更加努力，而是比其他人努力十倍，甚至百倍。
神经学专家丹尼尔·利瓦廷认为：任何一个领域的世界级水平都需要起码10000小时的训练。当然，这并不能解释为什么有些人能从等量的训练中获得更好的效果。但可以肯定的是，目前还未发现任何一位世界级的专家在其专业领域中的训练时长少于这个数字。
练习并非让你一次能把事情做好，二是为了帮助你越做越好。
另一个关于10000小时的有趣现象是，10000小时的确是大量时间。人们在很年轻的时候的确很难依靠自己达到这一要求。你需要获得父母的鼓励与支持。你不能太贫穷，因为如果你必须依靠兼职维持生计的话，你根本没法在日常生活中获得足够时间做练习。事实上，人们要想获得如此大量的练习时间，就必须依靠参加某些特定形式的训练课程，或者获得某些特定机遇、成长环境得以进行训练，使天才出色的不是非凡的才能，而是非凡的机遇带来。
比尔·盖茨的一万小时机遇：一，盖茨转学进入湖滨学校。1968年湖滨学校已经拥有分时系统的计算机终端；二，学校的家长会基金足够支付学校的电脑费用；三，学校经费用完以后，一位同学家长开的公司（C-Cubed）正巧需要利用周末测试程序代码，既然周末需要工作，也就不在乎是否工作到周末晚上；四，盖茨恰巧找到ISI公司，该公司恰巧需要人员编写工资管理软件；五，盖茨的家正好在华盛顿大学步行范围内；六，华盛顿大学的计算机恰好每天凌晨3点到6点无人使用；七，TRW公司正巧与巴德·彭布鲁克有业务关系；八，优秀的程序员彭布鲁克在需要解决特定问题的时候想到了这两名中学生；九，湖滨学校竟然同意学生们远行到外地，花一个春季的时间编写电脑程序。
第三&四章：天才之忧
智商的门槛效应：人们普遍认为，智商测试的低分者（70分以下）存在生理缺陷，而普通人得分一般会在100分左右；当然人们要是有更高一点的智商，便可以更顺利地完成高等教育。想成功完成竞争激烈的研究生课程，智商起码需要115分。一般来说，一个人IQ得分越高，受教育程度越高，则工资也越高——你可能还不知道，这样的人寿命也更长。但智商与成功只在一定程度上相互关联，一旦某人的智商超过120分，此时更高的智商并不意味着同比转化成更多的现实优势。
一个成功的律师需要的是比智商更重要的许多东西，其中就包括丰富多彩的想象力。这也说明，密歇根大学少数族裔学生即便入学成绩稍为落后，这也不意味着他们缺少其他方面的长处。
斯滕伯格的实践智力：知道该向什么人说什么话，该在什么时候说，怎样说才能达到最好效果。
这种技能更像是程序化概念：知道如何做某事，而不需要知道为什么知道，也不需要解释为什么。
这种技能本质上是一种实践能力：这不是关于如何辩解的知识，而是帮你正确了解形势从而获得你想得到东西的知识。用技术术语来说，就是普通智力与实践智力“相互垂直”：一方存在不代表另一方也存在。你可能有很高的逻辑分析能力，却缺乏实践智力，也有可能有很高的实践智力却没什么逻辑分析能力，或者这两种能力都很强。
智商在某种程度上是天生的能力，社交常识则是一门可以习得的技能，习得的场所是家庭。
这些家庭中只存在两种教育孩子的方式，这两种不同方式是通过阶级状况划分的。家境富裕的父母教育孩子是协同培养，家境贫寒的父母对待孩子则是自然成长。
家境富裕的父母总是让孩子一刻也不能闲着，让孩子穿梭于各项活动之间，并听取孩子对老师、教练或是队友的评价。中产阶级父母总是和孩子商量事情，晓之以理，他们不会硬性下达命令。他们希望孩子与他们顶嘴，和他们讨价还价，并站在成人的角度问他们问题。
穷人家的孩子的生活中完全没有这种紧张的时间安排，他们的活动是和亲戚邻居的孩子在外面玩耍，孩子们的活动是成人世界之外的活动。贫困家庭的家长总是震慑于权威，行事消极，停滞不前，认为孩子的教育应由老师来负责，这是老师的工作，不是自己的，只把抚养子女成人看作自己的责任。拉里奥认为家境贫寒的孩子更懂得守规矩，更少发牢骚，在如何使用自己的时间上更有创造力，有很好的独立性。然而，协同培养模式带来的好处更多。富裕家庭的孩子们学会与他人协作完成任务，学会在复杂的组织结构中应付自如。他们还学会如何舒服地与成年人打交道，在必要的时候清晰地表达自己的观点，最终形成了“权利”意识。这些孩子的行为表明他们认为自己有权提出自己的特殊要求，有权参与制度互动。他们在各种情景中更加自如，愿意分享信息，并希望赢得别人的关注。
第五章：乔·弗洛姆的三个启示
成功是由一系列可预知的、强而有力的优势环境和机遇构成。
如果你想成为纽约大律师，圈外人的角色对你有利，父母从事有意义的工作对你有利，出生在20世纪30年代早期对你也有利。但是如果你同时拥有这3条有利条件——外加聪明才智与驱动力——那这些优势形成的力量将势不可当。
他一定生在人口出生率低谷时期，一定在纽约公立学校状况最好的时候读书，一定顺利地开始职业生涯。他应该是个犹太人，因此被城里的老牌律师事务所以“出身”问题拒于门外。他的父母一定在服装行业从事有意义的工作，父母将自主、复合、付出就有回报的理念传递给他们。他们上了一所好大学——当然未必是顶级学校。他在班里不必是最聪明的，但也是足够聪明的。
[加]马尔科姆·格拉德威尔 著 中信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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