毓贤，清朝末年著名的酷吏和极端排外人士。在他任山东知府的时候，以善治盗闻名，3个月杀掉2000多人。其任职期间，不分良莠，一以诛戮为事，残酷镇压人民的反抗斗争，颇得上司赏识。毓贤在曹州任知府4年，在官场上的的外号为“屠户”，对民众采用大批逮捕、滥用酷刑和大批屠杀的恐怖手段进行统治。
1899年，毓贤升任山东巡抚。他让义和拳成了合法组织义和团，并授“毓”字旗。毓贤纵容拳民烧教堂、杀教士。教士求保护，毓贤下令置之不理。毓贤因为血腥镇压曹州人民，官也愈升愈大。毓贤在京向端王载漪、庄王载勋、大学士刚毅等力荐拳民可用，获准面见慈禧太后，1900年被重新起用为山西巡抚。任山西巡抚时，毓贤排外更加激烈，唆使义和团焚烧教堂及屠杀教民，对拳民首领款若上宾，甚至发布告示，表示“支持”义和团打击帝国主义势力。八国联军攻占北京时，被指为排外仇教的“罪首”，革职充军新疆。1901年，在兰州被处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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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素为欧美传教士重要的活动区域之一。根据比较可信的记载，意大利天主教传教士早在万历四十八年（1620）就进入山西传教以及做慈善事业；明朝末年，比利时天主教传教士来到太原。至清末，太原地区已有六十多座教堂，这些教会组织还在那里创办不少修道院、孤儿院、教会学校、教会医院以及教会公墓等。实事求是地说，西方传教士在那里数十年如一日辛勤工作，为当地民众做了不少有益的事情。在张之洞任山西巡抚期间，专门成立有教案局，负责处理教会有关事务，所以山西地区的民教关系素来比较融洽。即便山东等地的义和团运动如火如荼，山西境内也没有受到太大的影响。
这除了中国地方政府处理得当外，也与传教士的教养、工作态度等有着密切的关系。在山西的传教士，与其母国政府有很多的联系，他们热衷于为自己的祖国服务，并恪守替上帝传播福音的原初信仰，对中国教民的约束也比较严格。他们在赈灾、慈善、教育等方面的良好形象赢得了山西人民的尊重，民教和睦相处，几乎没有发生过什么重大冲突。
欧美公使反对将毓贤任命到山西，是为了保护传教士的安全；而清政府执意要将毓贤任命到山西，或许就是要让他到那里煽风点火，启发中国人的民族意识，推动义和团运动的发展。
应该承认，毓贤对列强和义和团的认识虽然愚昧，然而，毓贤也算得上表里如一的人物。他是李秉衡的亲信，也是一个坚定的排外主义者。毓贤接替李秉衡出任山西巡抚，其政策也是支持义和团反抗列强，是当时有名的强硬派骨干，是典型的“鹰派人物”。
当义和团竖起“保清灭洋”的旗帜后，毓贤觉得甚合己意，于是赐名“义和团”。说起来，我们今天将“义和团”作为褒义词使用，将“义和团”作为统治者对义和团的诬称，实际上是在延续毓贤的说法。
当局势尚不明朗的时候，毓贤所代表的强硬派在朝野内外也有相当的市场，不承认这一点也不是历史主义。被免职的毓贤在京城不仅没有灰溜溜的感觉，反而像英雄凯旋一般受到朝廷的礼遇厚待，慈禧太后公开接见并赐字。
列强对清政府的态度不能说不知道，不过如何安置毓贤实在是中国政府的内部事务，不便过于干涉。美国公使康格希望清政府以大局为重，不要将毓贤放到那些有可能触及中外关系的敏感位置上。
因此，毓贤任职本身就带有示威的意思。当他1900年3月前往太原任职时，随扈亲兵十几人差不多都是义和团中的人物，而毓贤也自称为“义和团统领”。
强烈的复仇意识和极端仇外的心理，使毓贤对传教士一再请求保护的呼声置之不理，反而公开声称杀洋灭教，招募大量义和团民众成团，命手下制造钢刀数百把，分发给义和团拳童，勉励他们练习拳脚，多杀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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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26日，在毓贤的默许和支持下，大批义和团民众进入太原，公开在衙门前设坛练拳。27日，毓贤以山西巡抚身份在衙门接见义和团首领，款若上宾，鼓励他们与列强为敌，将传教士和中国教民视为最危险的敌人。
在毓贤的支持下，义和团运动在三晋大地迅猛爆发，蓬勃发展，很快绵延至全省。省府太原东夹巷教堂、大北门教堂及一些教会医院、教会学校先后被焚烧。
当省城某教堂被焚时，一个英国传教士从中逃出，哭号于众人面前说：“这些年我在山西花了五六万银两，救活数千人，难道这还不够换条性命吗？”最后还是被杀。有一位英国妇女携带婴儿逃出，跪在地上哀求：“我在这里行医治病有几年时间了，被我救活的有数百人，今请饶了我母子性命吧。”话没说完，就被那些义和团民众推入火中，这个英国女医生奋身逃出，仍被推入，与其子一同被活活烧死。
毓贤面对此情此景，不是组织力量去保护，当部属请示派员前往施救时，竟然严令驳回。这不是一般的失职，而是有悖人类道德的底线。更令人发指的是，毓贤反而孩童似的跑到高处隔岸观火，兴奋处甚至拈着胡须念叨“天意啊天意”，其心理之阴暗简直到了一种变态程度。
端王载漪出任首席大臣后，发布诛杀各地洋人的密令，南方诸省督抚大都以“伪诏”为由拒绝，有的省如陕西甚至刻意派兵护送洋人到安全地方避难。在全国数十省份督抚中，大概只有毓贤坚决执行了这个命令。
这实在是愚昧之至，他自己也很清楚后果。他在决定这样做的时候，身穿朝服郑重拜别自己八十多岁的白发老母，含泪表示自己为了国家，将不能再顾及家庭。
而且更恶劣的是，如果不是毓贤以保护安全为借口，假意邀请在太原的新教及天主教传教士前往巡抚衙门避难，也不至于造成那么严重的流血惨案。
当这些传教士及其眷属抵达巡抚衙门时，衙门武装人员突然将他们囚禁起来。6月28日，毓贤发布诛杀洋人的告示。第二天又发布命令，要求所有传教士和中国教徒叛教，肆意羞辱传教士特别是那些教女。毓贤声称，如果不接受他的命令，那么他们的生命财产便不可能获得保护。随后，毓贤把法国天主堂教女二百余人驱赶到桑棉局，强迫这些人背教。教女不从，毓贤就下令斩杀为首二人，以盆装血，令诸教女遍饮，有十六人争饮喝完。毓贤大怒，下令将这十六人吊死，再次强迫其他人背教，那些教女还是不从，且求死益坚。在此前后，山西因为不肯背教而被杀的有数千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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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全省传教士7月5日被集中关押在太原太平仓铁路工局一室之中。几天后，又将这些人悉数驱入巡抚衙门关押，肆意羞辱，迫使他们叛教。
7月9日，毓贤看到这样并不能使传教士屈服，于是将他们集中到巡抚衙门西辕门前。在百姓围观中，毓贤向这些被围困的传教士发表讲话，强烈谴责欧洲传教士过去若干年在中国所犯下的罪行，尤其是对中国儿童犯下的罪行。
毓贤的讲话遭到传教士的反对，恼羞成怒的毓贤亲手杀死天主教山西北境教区正主教艾士杰。顺便说一句，艾士杰和同样遇难的副主教富格辣，都在山西传教数十年，深受当地居民的爱戴，他们后来都被罗马教廷册封为“真福品”。
已丧失人性的毓贤下令大开杀戒，当场将五人斩首，这五个人均为天主教教士，其中有两人为主教。其他的人被带至接见厅的庭院里，在那里被斩首。由于这些传教士都穿着中国衣服，士兵们无法识别新教教徒与天主教徒，于是所有的妇女、儿童都被杀死。所有的人都死得很勇敢，激起了中国士兵们的赞叹。有些士兵为了要看看欧洲人的心脏，暗中把几个被害人的胸膛剖开了。尸体被扔到城外，被野狗吃掉，极其残酷。后来，幸存的教徒偷偷设法掩埋了一些尸体。相传中国方面有大约五百名士兵参与了这次谋杀。
毓贤的残忍在山西开了危险的先例，山西中部灵石县城，义和团奉毓贤之命散发传单、设坛拜神、杀戮教民。7月14日，有两名太原府的基督教徒因为拒绝背教而被杀死。孤儿院的妇女和儿童没有被杀，以便给予他们时间消除所受基督教的毒害。山西南部的欧洲人已经受到迫害。7月31日，在陕西汾州府东面大约五十英里的大口，有六名美国人被杀。8月15日，有三名男子、四名妇女和三名儿童在卫队的护送下离开汾州府，然而在他们走出大约十英里远的地方，便被枪杀。
山西全省弥漫着空前的恐怖气氛，前后共杀死传教士191人，杀死中国教民及其家属子女一万多人，其中天主教方济各会的意大利籍主教、修士和修女12名，英国浸信会传教士34名，包括幼童11名。山西是1900年义和团事件中死人最多的一个省。另外，焚毀教堂、医院225所，民房两万余间。山西事后为此付出的抚恤金和丧葬费等赔款计四百余万两白银，并停止山西人士参加科举考试的资格若干年。
在山西境内发生那么多可怕的事件，当然都是毓贤的责任。英国驻上海代总领事霍必澜告诉英国政府：“山西巡抚毓贤是一个具有激烈排外情绪的官员。这么多传教士在山西被杀的责任，应由他承担。我们不能够期望得到他的帮助，如果没有外援，便没有机会找回那些失踪的传教士。” 后来由于陕西巡抚的合作，才在山西境内成功地营救了一批传教士。
毓贤的暴行激起了列强的强烈抗议，但鉴于当时的形势，列强无力前往太原解救那些传教士。不过，当京津地区形势稍微稳定后，特别是当瓦德西来华就任联军统帅后，各国立即开始了对毓贤及其他一些敌视外国传教士的清政府官员的追究。特别是当慈禧太后一行逃离北京后的首选目标恰恰又是毓贤所在的太原府，这样联军方面在稳定了后方基地及援助线的同时有意识地扩大了战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