刺杀辱母者：自削不平事，何以量重刑？

于欢，被判了无期，让无数的中国人无法再沉默了。

南方周末的一篇《刺杀辱母者》，引起了大规模的刷屏，一个弱者自救的血案，成为众人注意的焦点。

于欢的母亲苏银霞，是一个企业主，为了发展，向吴学占借了135万元高利贷。她在还了184万元和一套140平米价值70万的房子之后还欠17万欠款。为了逼债，对方多次上门催债，最后一次时，用尽各种侮辱手段，辱骂，抽耳光，鞋子捂嘴，甚至脱下裤子，进行极端侮辱。当事人好不容易报警成功，前来的警察却冷漠对待，匆匆离去。绝望的于欢，情急之下抓起了水果刀，最终酿成了三伤一死的血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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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法律角度，大家在追问：为何判决认为于欢“不存在防卫紧迫性”？ 为何不追究警察失职的责任？为何要判无期？……

从其他角度，大家在思考：是什么导致中小企业生存如此艰难？是什么致使民间借贷疯狂生长？是什么让警方对黑社会势力放纵甚至包容？……

大家之所以对此事件如此关注。或许集中在以下三点：

这样的判决践踏了法律。法律本不温情，冷冰冰如机器，不讲道理。但也不应该却缺失到这种程度，让公民根本没有自我保护的权利。如此法律，如此法院，公信力何在？

警方本该是百姓的保护者，却成了冷漠的围观者，没有调解，没有制止，只是象征性出警，甚至是因为他们，才最终导致了惨案。如此警方，怎能取信于民？更多百姓的安危又将如何？

这个案件更是让普通百姓人人自危，面对这样的警方，这样的判决，谁都有可能成为苏银霞、于欢。现在，我们不呐喊愤怒和意见，难道要等到我们的尊严也受到侮辱，人身也受到攻击之时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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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这些明显的道理，那些深入中国人骨子里的观念，更让大家无法容忍该案的判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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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尚侠，侠客文化、武侠故事大行其道，就是因为世间有太多的不平之事。那些捕快们往往形同虚设，那些官方和恶势力又常常彼此勾结。不得已，我们把虚妄的希望寄托在虚幻的英雄身上。民间的英雄自不如小说中的精彩，但往往也能给人一点点渺茫的念想。

所以说，胸中块垒，需酒浇之，世间不平，需剑削之。连那个瘦弱的唐代诗人贾岛也说：十年磨一剑，霜刃未尝试。今日把试君，谁为不平事?

在苏银霞和于欢母子面前，他们的不平事，是显而易见的。可惜，在危急时候，没有提三尺长剑，扫尽天下不平事的侠客，只有千呼万唤始出来，还将受害人留下的冷漠捕快。面对绝望，于欢只有自救，桌上的水果刀成了他的救命稻草，他要自己帮自己削尽不平事。

按套路，快意恩仇之后，他应该扶着母亲，带着重生和的一丝笑意，飘然远去。可惜在这个事件的结尾，却只有无期徒刑。

诚然，在法治社会，无论是故意还是无意，导致一个生命的逝去是需付出代价，接受罪罚。但是，不考虑事件的起因、经过，不追问追债人制造冲突、制造侮辱的情节，就因为结果是造成了一人死亡的结果就重判，未免太滑稽可笑，令天下人心寒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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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从传统道德还是从当下观念来讲，中国人绝大多数都认为：士可杀不可辱，有时候侮辱所造成的伤害远甚于对身体的伤害。

于欢母子，被11个催债人员围堵，遭遇极端侮辱，这样的痛苦堪比暴打酷刑。特别是作为儿子的于欢，看到追债人脱下裤子，来侮辱母亲，其痛苦更是可想而知。

这种情况下，于欢母子所受的难道还不算伤害？“对方未使用工具”所造成的伤害就不算伤害？而法院却认为是他们在这样的情况，“不能正确处理冲突”。这又是哪门子的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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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者，复仇文化，各国自古有之，复仇故事还成就一些经典，如《呼啸山庄》、《哈姆雷特》、《铸剑》等。在重血缘、讲伦理的中国，父母之仇更是不可不报。

《礼记•檀弓上》说礼记子夏问于孔子曰：“居父母之仇如之何？”夫子曰：“寝苫枕干，不仕，弗与共天下也。遇诸市朝，不反兵而斗。”

孔子他老人家告诉我们：若父母大仇未报，睡觉时都要睡草席，枕木头，以便时刻提醒自己。不要出去做官，以表示与仇人不共戴天。若与仇人相遇，不要回家取来兵器才与人决斗，最好是时刻带着兵器，以便复仇。

有了这样的传统，我们更可以理解于欢的愤怒。更何况，当时他所面对的只有 “死路”一条：恶人当前，侮辱不断，还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又失去了警察这根最后的救命稻草。此时，难道还“不存在防卫紧迫性”吗？

应该说，这是一个还根本谈不上报仇，只是为了自救、救母亲的青年，豁出命的一搏。而结果，却要面对绵延无绝期的牢狱之灾。

基于大众对法律的认识，也基于骨子里的观念，绝大多数人认为，于欢无罪，或者于欢过不该至人死，罪不至于无期。我赞成后者。那么，究竟是谁该承担更大的罪责呢？该做深刻检讨呢？ 我们在等待一个结果，期待一个让人心服口服的公正判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