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方方在《喜欢苏东坡》一文中说：“中国的文化倘若将苏东坡连根带枝蔓地挖取出来，我相信整个中国文化史都会因之而失重。”还说到，如果和苏东坡生活在同一个时代，只要苏东坡愿意娶她，她会毫不犹豫地嫁给他。方方这番话说出了很多人的心声，面对可爱的苏轼，估计很多女性都有类似的想法。
北宋的最高统治者宋神宗也是非常欣赏苏轼的才华，神宗吃饭的时候，只要停下筷子阅读，那肯定是苏轼的诗文或奏章（事见宋·王巩《随手杂录》）。
苏轼做官也做的不错，深得百姓爱戴。虽然一直在地方上任职，却经常受到神宗的褒奖。
但是1079年，终于发生了著名的“乌台诗案”，这一切酝酿已久。因为苏轼是反对王安石的新法的代表人物，他不仅反对新法，还写了很多反对新法的诗文。所以，王安石被罢相之后，宋神宗更加激进地要推进新法，而新法的代表人物是王安石的门生李定等，他们为了扫除新法的障碍，就决定打击苏轼，只要苏轼倒了，就能倒掉一大片。
在监狱中，苏轼受尽了辱骂和暴打，他甚至想过自杀。前途未卜，生死难料，他的精神多次面临崩溃的边缘。
精神可以自在遨游，但是身体却不可以。苏轼的身体就是这般受着折磨。老子说：“吾所以有大患，为吾有身，及吾无身，吾有何患。”我有了身体，就有了生老病死，就有了宠辱，如果我没有了身体，我还有什么忧患呢?可是苏轼的身体在别人监管中，他的身体是不自由的。大凡古代的哲人都能想到一处，并能通过诗文抒发出来。
到黄州后第三年，苏轼早已摆脱了牢狱之苦，但是他的身体还在黄州官吏的监管之中。有一天，他喝醉了酒，写下了著名的《临江仙》：
夜饮东坡醒复醉，归来仿佛三更。家童鼻息已雷鸣。敲门都不应，倚杖听江声。
长恨此身非我有，何时忘却营营。夜阑风静縠纹平。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
此时的苏轼对官场有些心灰意冷了，“此身”属于谁？在朝堂中，他是属于皇帝的；在黄州，他大多数时间还要种田生存下去，身体是属于劳作的。就像老子所说，身体属于生老病死，属于荣辱，大多数时候，人都在无奈之中活着。
我想用一个词语把苏轼的意思表达出来：人生如寄。对的，我们的这个身体只是暂时寄存在世间，早晚有一天是要离开的。
识客终离身客店。
但是苏轼就是苏轼，他又说了“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按照我们一般人的理解，肯定认为他和陶渊明一样，从此隐居，不问世事。
他并非如此，“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可以是另一种活法。个体的生命是短暂的，无论是入世还是出世都改变不了这个事实。为何不洒脱一些呢？只要一个人心灵是自由的，那无论在哪里，都能做自己想做的事。
在岳州、鄂州以及黄州本地有一种不良的风气，贫民限于经济能力，无法养育更多的子女，他们往往会将刚刚出生的婴儿溺死在水盆当中。
苏轼听到这样事情，心中非常沉痛难过。他一方面写信给好朋友、鄂州知州朱寿昌，请他出面以官府的力量革除这种坏风气，一方面在黄州号召热心公益活动的朋友组织民间慈善机构 ——育儿会，邀请当地富户加入，每户每年缴纳会费一万钱，主要用来购买米面、布绢、棉絮等婴儿出生必备用品。
苏轼还专门邀请当地秀才古耕道、安国寺长老继连管理账目钱款，只要听说乡间贫民无力抚养新生儿，育儿会就给与一点必要的救助。
苏轼感慨道："如果能够救活百十来个小孩子，也算是闲居在这黄州的一大快乐啊！"（事载苏轼《东坡志林》）
苦难与不幸没有使苏轼麻木不仁，明哲保身，他反而尽自己的所能去帮助那些更为不幸的人，这不是高高在上的俯视与怜悯，而是感同身受的关切与同情，是对生命实实在在的领悟与体验。谁能说这不是一种勇于超越苦难的潇洒呢？
既然此生不能永远为我所有，经常处于困顿之中，那就尽我的力量写我想写的诗，做我想做的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