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6年，《骑兵军》结集出版，震动西方文坛，伊萨克·巴别尔成为俄罗斯最炙手可热的作家。
高尔基对法国作家安德烈·马尔罗说，巴别尔是俄罗斯最卓越的作家。海明威说，看了巴别尔的小说之后，觉得自己的小说还可以再凝练一些。博尔赫斯称赞：“那本无与伦比的书叫《骑兵军》。”32岁的巴别尔俨然成为作家的作家。这时，距离他被秘密处死，还有14年。
1920年，苏波战争爆发，巴别尔作为战地记者，编入布琼尼领导的红军第一骑兵军，参加了人类历史上最后一次大规模的骑兵会战。
战争初期苏俄军队处于胜势，最后却一溃千里。销烟、生存、毁灭深深烙在了他的脑海。几年后，巴别尔关于这场战争的短篇小说陆续发表，引起了文坛的轰动。《骑兵军》也为巴别尔赢得了政府配发的漂亮别墅。
翻开薄薄的小册子，第一篇《泅渡兹勃鲁契河》就足以让人目眩神迷：
我们四周的田野里，盛开着紫红色的罂粟花，下午的熏风拂弄着日见黄熟的黑麦，而荞麦则宛若处子，伫立天陲，像是远方修道院的粉墙。……橙黄色的太阳浮游天际，活像一颗被砍下的头颅，云缝中闪耀着柔和的夕辉，落霞好似一面面军旗，在我们头顶猎猎飘拂。在傍晚的凉意中，昨天血战的腥味和死马的尸臭滴滴答答地落下来。黑下来的兹勃鲁契河水声滔滔，正在将它的一道道急流和石滩的浪花之结扎紧。……庄严的朗月横卧于波涛之上。马匹下到河里，水一直没至胸口，哗哗的水流从数以百计的马腿间奔腾而过。有人眼看没顶了，死命地咒骂着圣母。河里满是黑乎乎的大车，在金蛇一般的月影和闪亮的浪谷之上，喧声、口哨声和歌声混作一团。
作家娴熟调配的色彩，热烈又衰败、明亮又阴郁、慷慨又悲凉，随之大写意涂抹。意识流、人物和动物旋转着画面，呈现灵动、紧张而诡谲的战争场景。
20世纪初，表现主义方兴未艾，艺术家扭曲变形内外部世界，展现主客观冲突和内心激情。不难看出巴别尔受此影响。
《两个叫伊凡的人》中：“黑夜驾着无数欢蹦乱跳的马朝我飞袭而来。大车的哀号响彻宇宙。在被尖利的叫声所笼罩的大地上，道路已隐没不见。星星从黑夜凉飕飕的腹内爬了出来，地平线上一座座十室九空的村庄在熊熊燃烧。……我点燃灯笼，回过身去，看到地上横着一具被我尿湿了的波兰人的尸体。”
在宏大背景下，唯一瞩目的只有毁灭。在巴别尔笔下，万物的灵长褪去了莎士比亚式的骄矜，他们在火光的映照下，是一滩卑贱消亡的秽物。
海明威说：“对于作家来说，有战争的经验是难能可贵的。但这种经验太多了，却有危害。”
苏波战争期间，犹太人难逃厄运。巴别尔是犹太人，同时又是红军战士，难想他心中的恐惧、耻辱、愤怒和无奈。
《小城别列斯捷奇科》：“在我窗前，有几名哥萨克正以间谍罪处死一名白发苍苍的犹太老人。那老人突然尖叫一声，挣脱了开来。说时迟，那时快，机枪队的一名鬈发的小伙子揪过老头的脑袋，夹到胳肢窝里。犹太老头不再吱声，两条腿劈了开来。鬈毛用右手抽出匕首，轻手轻脚地杀死了老头，不让血溅出来。事毕，他敲了敲一扇紧闭着的窗。‘要是谁有兴趣，’他说，‘就出来收尸吧。这个自由是有的……’我跟在他们身后，开始观光别列斯捷奇科的市容”。
麻木不仁的表述方式，放弃了大声疾呼的低级控诉，反以福楼拜式的静观，像看杀鸡鸭，客观记录虐杀的过程，对凶手的全貌进行画像，对战争中人的状态进行反思。旁观者若无其事的压抑和冷漠，达到了无声胜有声的境界，同时也将简单的控诉，升级成为对人类的悲悯。
战争是非理性的，是作家表现人类异化的舞台。巴别尔平和的叙事风格，留给读者自我判断的空间。
《家书》中，父亲是白军头领，三个儿子都参加了红军，父亲亲手凌迟了大儿子，不料落入了二儿子之手，亲情血缘关系使复仇更显悲剧色彩，战争轻松突破了人类禁忌，完成了弑父情结。
《盐》中，投机倒把的女盐贩，化装成抱孩子的母亲，骗取战士们的同情乘上了军车，被“我”发现后，把“这个女公民”扔下列车，然后“拿下那把忠心耿耿的枪，从劳动者的土地上，从共和国的面容上洗去了这个耻辱”。
《我的第一只鹅》中，只有通过杀生，双手沾血，表演得卑鄙凶残，才能融入集体，赢得尊重。
战争如炼狱，然而《骑兵军》却始终保持着一种乐观甚至欢乐的情绪，这是幽默讽刺，也是对哥萨克英勇顽强、好斗直率的赞赏。巴别尔喜欢马，也喜欢女人。书里写了很多马，也充满了爱情和性。这似乎是排遣战争恐怖、绝地向生的有效方法。
《夜》中，军报编辑用满口理论向一个洗衣妇求爱，她却委身厨子，知识分子在战场上失去了用武之地。
《寡妇》中，战士在团长奄奄一息的时候，勾引了他的情妇，但又因为情妇不履行团长的遗嘱而对她大施拳脚。
《吻》中，战争让情人们相遇又分离，爱情如生命般美好，小夜曲般转瞬即逝。
十万字的《骑兵军》征服了世界，却没有征服政治。
早在1924年，骑兵军军长布琼尼就写公开信，攻击巴别尔：不写英勇事迹，丑化红军形象，巴别尔是一个罪人。他甚至定制了一部歌颂骑兵军的戏剧，以正本清源。
保护伞高尔基挺身而出，认为正是这些立体的人物形象，才使红军战士真实可爱。
斯大林没有表态，一边是得力武将，一边是最好的文人。
托洛茨基则说，巴别尔是最优秀的作家，《骑兵军》对红军和白军的描写都很客观。
小说无法不书写政治，无意触犯政治，诚惶诚恐地离开政治，却身不由己地卷入漩涡。巴别尔在论战中身心交瘁，此后不再有精品问世。
1940年，巴别尔被严刑拷打后，以莫须有的罪名被秘密处决。他在狱中绝笔：“审问时，我的证词是自我诽谤。我只有一个请求，那就是允许我完成我最后的作品……”让人想起阿基米德。
从1936年至1957年，他的作品在苏联销声匿迹。
作品一旦完成，就不再属于作者。作者身死，荣誉仍在继续。
爱伦堡热情地赞美他，卡尔维诺评价：“此作堪称本世纪写实主义文学的奇书之一”。厄普代克说：“巴别尔的雄文，如闪电，如不眨眼的目击者”。菲利普·罗斯评价：“《骑兵军》是胜利”。巴别尔被认为是和卡夫卡比肩的文学巨人。
早在1933年，鲁迅就向中国介绍了巴别尔。在当今碎片化阅读的时代，短小精悍的它，是那种会让你地铁坐过站的经典文学。
诚斯言哉，有的作家，写一本书就够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