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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12月，莫言在接受荣誉博士学位时，在香港公开大学发表演讲，回顾了自己的创作生涯。
写作冲着一天三顿饺子开始
1957年，我家来了个大学生邻居。
他讲，当时他在济南的时候，认识一个山东省比较“腐败”的作家。这个作家究竟“腐败”到什么程度呢？一天三顿吃饺子。
我们当时一年也吃不上一次饺子。
我当时就问他：“叔叔，如果我将来能够写出一本小说来，我是不是能一天三顿吃饺子。”
所以，我想我最初对文学对当作家的梦想，就是冲着一天三顿吃饺子开始了。
我后来把村里面的书借来看了以后，头脑当中才真正有关于文学的概念。我们村子里，有《三国演义》、《聊斋志异》、《隋唐演义》这种古典章回体的小说。
我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比如帮别人干活，跟别人换东西什么的，把村里的这几本小说看完了。当时我以为我已经把天下所有的书都读完了。
笔名“莫言”和喜欢讲真话有关
我从小就是一个非常爱说话的孩子。在我们农村叫做“炮孩子”。后来我写了小说叫《四十一炮》，里面就有一个“炮孩子”，其中也有我个人的经历。
也因为我喜欢说话，喜欢说真话，给我们的家里带来了很多的麻烦。
所以过了几十年以后，当我要写小说准备发表时，使用的笔名叫“莫言”。就是告诫自己要少说话。事实证明，我一句话也没有少说，而且经常在一些特别庄严的场合，说出实话来。
我觉得讲真话毫无疑问是一个作家宝贵的素质。如果一个作家讲假话，不但对社会无益，也会大大影响文学的品格。因为好的文学作品，肯定有一个真实的东西在里边，尤其是真实地反映了下层人民群众的生活面貌。
我有一种偏见，我觉得文学艺术，它永远不是唱赞歌的工具。文学艺术就是应该暴露黑暗，揭示社会的黑暗，揭示社会的不公正，也包括揭示人类心灵深处的阴暗面，揭示人性中恶的部分。
所以我的很多小说一旦发表以后，有些读者也不高兴。因为我把有些黑暗暴露得太彻底。
当然我不会迎合这样的读者，而牺牲自己文学创作的原则。我最近写了一部长篇小说(指《生死疲劳》)，写了一个后记，最后一句话就是说“哪怕只剩下一个读者，我也要这样写”。
想象力是饿出来和吓出来的
我的想象力还是不错的，为什么不错呢？因为我的想象力是饿出来的。
我小学五年级就被学校赶出来了，就一个人牵着两头牛放牧。那时候我就能从牛的眼睛里边看到自己的倒影。有时候躺在草地上，看到天上的白云，听到鸟叫，听到周围青草生长的声音，和大地发出的气味。这种跟大地接触的机会，这种很长时间孤独地跟动物在一起的状态，都让我想入非非。
直到现在，我依然动用的还是我二十岁以前积累的生活资源。我二十岁以后的东西，基本上还没有正儿八经地去写。
至于想象力，也有外来接受的地方。我们山东高密这个地方，离写出《聊斋志异》的蒲松龄的故乡也不远，隔了三百多里路。
我听老人讲了很多很多关于鬼神的故事，人因为恐惧也会产生想象力。
上世纪六十年代，死人非常多。我们村子里最高纪录是一天死了18个人。一出门就看到原野里有鬼火在闪烁，而且经常有各种各样火一样的球在天空中飘来飘去。我当医生的姑姑就告诉我，这是狐狸在恋爱。
人一旦进入这种环境，就会有一种恐惧，你就觉得你周围充满了一些神秘的生物，你在走路的时候经常听到脚后面有一个声音在跟随着你。
人的想象力就这么出来了。
方言土语进入我的小说叙事
我的小说语言也是比较庞杂的，这里面既有古典的书面型的语言，也有一些读西方翻译过来的小说这样的语言，更多的还是来自乡土。
我们山东话的许多方言土语，一旦写到书上，是非常典雅古朴的古语，反而能够被人理解。我们说一把刀锋利，不说锋利，而说“风快”。说一个姑娘漂亮，也不说漂亮，我们讲“奇俊”。说今天天气很热，我们不说很热，而说“怪热”。这些方言土语，写到小说里，完全可以看得懂，而且有非常强的感染力。
一个真正的文学家，就是应该千方百计地丰富本民族的语言。不能仅仅把方言土语用到小说人物的对话中，而要把方言土语用到叙述中。
写小说时，我胆大包天
作为作家，莫言对文学有着自己的理解和认识，我们可以从他的公开演讲和接受南方周末等媒体专访时窥见一斑。
结构对于长篇小说来说有多重要？
长篇小说结构很重要，每次在构思时都在结构上挖空心思，希望能用跟以前的小说不一样的结构，来讲述一个故事。我有很多精彩的故事，迟迟没有动笔，就是因为在思考结构问题。
为什么这个《蛙》写了十五万字又放弃？就是因为结构没想好。如果用编年史的方法，那小说篇幅会很长，而且事无巨细都不能漏掉，否则不完整。用书信体，这是一种古老的方法，它的好处是非常自由，可以从1958年一下跳到2008年，把姑姑50年从医生涯中最具表现力、最能塑造人物的故事元素给提炼出来。
中国文学如何跟世界对话？
中国文学真正能够跟世界对话，真正超越了狭隘的阶级观念，是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开始的。这时候几乎所有的作家，都在大量阅读翻译过来的西方小说。
这大大开阔了中国这批小说家的眼界。
我上世纪八十年代的几个作品带着很浓重的模仿外国文学的痕迹，譬如《金发婴儿》和《球状闪电》。到了《红高粱》这个阶段，我就明确地意识到必须逃离西方文学的影响，一定要写自己的东西，自己熟悉的东西。
这就需要到民间去寻找，文学真正的丰富资源，还是隐藏在民间。当然我说的民间并不仅仅是荒凉的偏僻的农村，城市也是民间。这才有了《檀香刑》和《生死疲劳》。
所以包括我个人在内，中国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的文学，实际上是借助了这两种力量。我们借助了翻译过来的西方小说，对我们自己的文学观念产生了巨大的冲击。然后又从民间里汲取了丰富的资源，这才有了当今中国小说的现状。
为获奖，作品特意贴中国标签？
什么是中国标签？我不知道。
我在《檀香刑》后记里面说，我想在语言上有我自己的特色，根本不是想写给外国翻译家看。
一个作家不可能把自己的写作追求限定在一个什么奖上，也没听说哪一个作家为了得什么奖调整了自己写作的方向，改变了自己写作的方法。而且，即便你想改变，变得了吗？
该怎么写，还怎么写；想怎么写，就怎么写。在日常生活中，我可以是孙子，是懦夫，是可怜虫，但在写小说时，我是贼胆包天、色胆包天、狗胆包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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