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永元与刘震云引起的事件已经过去一段时间了，各位应该犹能记得崔永元对刘震云的最新定位——渣子，只不过比起冯小刚，刘震云“渣”的速度更快。
而据最新消息，冯小刚、刘震云和张国立三人秘密夜谈，显得很可疑，知情人爆料，他们所谈就是《手机2》。看来是板上钉钉了。崔永元大骂之后，他们还是“死性不改”啊！
如今，已是2019年，黄花菜都凉了，《手机2》的上映日期仍然悬而未决，看来是阻碍重重啊。先是崔永元奋起反击，一时掀起“腥风血雨”，冯小刚挺直腰板，宣称《手机2》将如期上映，这部电影在去年7月份就杀青了；再是“范冰冰事件”持续发酵，冯小刚也受到牵连，谁是干净的呢？然而，迫于“对赌协议”（ 所谓对赌协议，是收购方或投资方与出让方或融资方在达成并购或融资协议时，对于未来不确定的情况进行一种约定。通俗地理解，就是投资方出钱收购或者投资明星的公司，明星需要在规定时间内为公司赚取足够的利润，如果没能完成任务，可能需要返还相应的投资金额或现金补贴，甚至可能被稀释股权。）的巨大压力，冯小刚与华谊兄弟会怎样应对呢？“冯裤子”的沉默或许是一种“养精蓄锐”呢？
《手机》大家看过，讲的是一个主持人的混乱生活，恰好与崔永元的某些经历不谋而合，崔永元怀疑它影射自己，导演冯小刚及编剧刘震云却死不承认。矛盾产生，至今未解，没想到，《手机》还要拍续集，难道是提前“炒作”？不得而知。
刘震云倒是面不改色，毫无任何回应，继续“埋头”制作他的又一“捞金”大片。
不禁要问，刘震云是怎样变“渣”的呢？
在我的印象里，刘震云是“新写实派”的代表作家，他的《一地鸡毛》写出了普通人生活中的琐碎与平淡，一句“小林家一斤豆腐变馊了”堪称“新写实派”作品叙事的妙笔。小说读来有些“无聊”，主人公小林在单位在家中遇到的种种，不也是每个人都会遇到的吗？谁可逃避？但刘震云写得很真实，就是因为这种真实，这部小说一问世立即在读者心中引起共鸣。
在《一句顶一万句》里，他又以一种近乎“魔幻”的笔法写出了中国人的“孤独”。孤独无助的吴摩西失去唯一能够“说得上话”的养女，为了寻找说得上话的人，走出延津；小说的后半部写的是现在：吴摩西养女的儿子牛爱国，同样为了摆脱孤独寻找“说得上话”的朋友，走向延津。一个出走，一个回归，他们寻寻觅觅，与不同的人说不同的话，试图表达内心的矛盾与无助。书中的人物大部分是中国最底层的老百姓，偏偏安排了一个意大利牧师老詹。从荒野的乡村到繁忙的大都会，由20世纪中叶到新世纪初，不论是高高在上的县长、镇长，还是老师、理发师、屠夫、染坊工、传教士等寻常百姓，当说话成了唯一的沟通管道，语言又无法直达核心，孤独便永远如影随形！
从这两部作品当中，可以看出刘震云的“严肃”，他有一种责任，身为一个作家的责任。写日常生活，他关注的是生活本身，试图还原生活的原貌，生活就是这样。写“独孤”，他关注的则是整个民族，吴摩西似乎就是整个民族的缩影。他成功了，读者能从中体会到那种真正的“现实”。他的表达生效了。
另外一方面，刘震云也不愧为一个用行动改变自身命运的人。他入伍，每日除完成部队任务外仍刻苦读书，钻研数学，退伍后凭借出色的成绩考上北京大学，毕业后开始创造，并以此为“事业”。据他的妻子郭建梅说，他们刚相识那会儿，刘震云一心相当作家，不停地写，很是勤奋，终于如愿。他起初对待写作是很真诚的，他的目的也不是为了挣钱，这一点跟“流氓作家”王朔不同。
直到冯小刚找上门来。那是1993年，在王朔的家里，刘震云和王朔、冯小刚刘震云谈天说地，道古论今，通宵达旦。
第二年，冯小刚、王朔、彭晓林合开“好梦公司”。由刘震云编剧，冯小刚执导，陈道明、徐帆主演的《一地鸡毛》开拍，该片成为公司第一部公开放映的电视剧，刘震云从此走上了编剧的道路。这也标志着刘震云正式从作家转为编剧。原因呢？当然是挣钱!
《一地鸡毛》公映后，公司分了他8万块钱。“第一次看到那么多钱，眼睛都绿了，数了一遍又一遍，爱不释手……”那天，刘震云带着全家人急头白脸地吃了一顿肯德基。
影视圈来钱之快，给当年蜗居于《农民日报》的刘震云带来极大冲击。后来他对于这种生活更是甘之若饴，不仅和冯小刚合作多部电影，还很乐于在其中客串。
在冯小刚看来，刘震云是很好用的编剧，既有好的作品，又舍得时间。而在刘震云看来，冯小刚是一个伟大的导演。
从此，刘震云和冯小刚可谓亲密无间，陆陆续续拍出了很多“大卖”的电影。
2003年，二人联袂推出电影《手机》，票房超过5000万，成为中国内地电影年度票房冠军。
也就是这部电影，给崔永元带来了极大痛苦。在崔永元看来，刘震云是个文人，不应该这样没有操守。
崔永元说，记得围绕《手机》刘震云曾经对我三次道歉。一次甚至说：“是的，无耻，为了挣一点快钱。我选择了原谅并且依然尊重他，毕竟他还是一个有才华的作家。”
但是，才华并不等同于情怀，甚至跟“节操”没有任何关系。正因为觉得刘震云是知识分子，崔永元才觉得他的“堕落”更加不可饶恕。
2012年，《温故一九四二》上映，反响不俗。
2016年，《我不是潘金莲》登陆各大院线，最终拿下4.83亿票房。
2011年第六届中国作家富豪榜，刘震云以160万元版税收入，荣登作家富豪榜第26位。
2016年，他成为北京信义时代电影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后来，又成为风山渐文化传播（北京）有限公司股东。2016年，投资66亿元的宝泉·震云主题文化园和华谊兄弟星剧场项目在河南开建。
这就是做编剧带来的“收益”，远非作家可比。从世俗的角度来看，刘震云的选择是“正当”的，也是必然的，所谓“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当年刘震云拿到那八万块钱的时候一定是这么想的。看，现在的刘震云名利双收，身价不菲，高高在上。
然而，刘震云是个“文人”啊，节操呢？或许他可以矢口否认他的“文人”身份，这样一来就未免让广大读者失望了，他自己不失望？
“幽默”的是，刘震云在某次演讲的时候还说过这样的话：“有两句话千万不要信：一是世界上的事是不可以投机的，另外一句话，世界上是没有近路可走的。投机分子走近路成功的人起码占80%。但主要区别是，你做的这些事情是只对自己有利，还是你促进了这些事情的发展。这个民族最不缺的就是聪明人，最缺的就是笨人。”
刘震云笨吗？他实在太聪明了。他会把觉得不好的都藏起来，以非常世故的姿态，在公众媒体面前。尤其是做影视后，他学会了一种话语方式。
他城府很深。李书磊与刘震云既是同乡，也是校友。他俩在校园散步时，刘震云曾对他说：“说话要注意。像咱们这样近的关系说什么都没关系，有外人的时候要防止打小报告。”
李书磊在随笔中写道：“那种推心置腹的精神让我很感动，当时我也觉得震云有一种深不可测的成熟……”
他长袖善舞。编剧宋方金说，刘老师跟人家拍照会说，你这个相机特别好，像王朔就不会，因为他觉得我犯不着跟你说这些。
他很怀旧。他爱说的话就是“俺们村”——西老庄村，就像莫言的高密乡，苏童的椿树街、贾平凹的棣花街。在那里，有杀猪人、贩驴人、修鞋人、剃头人、他姥姥、他大舅、他二舅。连“怀旧”也让人觉得有几分虚假了。
我们再来看看王朔。这家伙可是声称为赚钱而写作，但他的所作所为却又反其道而行之，比如他2007出书，骂了不少人，在一般人看来，这无异于断了财路。他说张艺谋是“搞装修的”，说《满城尽带黄金甲》太土了，地主才喜欢金子呢，说李敖就是自恋狂，自己封自己大师有意思吗，说郭敬明就是一小偷…
因为私人对话被媒体曝光，他指着一个女记者鼻子“骂”了足足13分钟，没一句带重样的。王朔骂得很痛快，骂完人，他又四处跟人道歉。
“得罪小人得罪呗，跟小人做朋友才累呢。”
“没写完也比你们写的好，就敢吹这个牛逼！”
“我心理没问题，我心理严重正常！”
“缺德媒体别找我，怎么那么爱跟你聊啊？再给我乱写我找你们报社去，我才不像窦唯那么傻烧你们汽车，见面我直接抽你们这帮孙子！”
此前他就因常年写商业剧本而陷入精神危机，他对自己的写作，产生了极大的怀疑。他开始彻底反思，这才有了那些精彩的怒骂。人们都觉得他疯了，可王朔没变啊，就是那个“流氓”，那个“反叛者”，身处肮脏的圈子却“出淤泥而不染”，保持着清醒。真真是当代的“隐士”，其言论颇有魏晋风。
刘震云和王朔就像是代表着两条道路，一条是顺从与迎合，一条是鄙视与抗拒。前者为金钱腐蚀，迷失自我，后者只将金钱视为身外之物，真心常在。崔永元说刘震云是“渣子”，大概是从“文人”的角度得出的结论，往深处讲，直指刘震云的人品。
崔永元因《手机2》开拍质疑他的时候，他却装出一副老好人的样子，满口谎言，令人不齿。再想想他以潘金莲的口吻给万达老总写的那封“谄媚”之信，简直无法相信，当初的刘震云何时竟堕落至此。
这里有一个问题值得探讨：一个作家如何处理写作与金钱的关系？难道当一个作家就意味着对物质生活的抛弃？非也！凡事皆有度。一个作家也是要生存的，没有生存，何来写作？但，前提是，你的身份为作家，不是商人，也不是什么编剧，这应该是底线吧？当下的很多作家一心想着靠写作成名挣钱，他们是心甘情愿被金钱腐蚀的，从而让自己的写作陷入尴尬的境地。刘震云被金钱腐蚀之后的写作与早期的写作简直是两码事，而王朔依然坚守着他的写作之心，自己跟自己玩！刘震云走的这天路本身就是错误的，写作自古以来就是“无用”的。你要写作，就得明白这点，然后才是其他，天道酬勤！
如今，刘震云还在惦记着《手机2》，恐怕是彻夜难眠，毕竟挣钱不易。
刘震云曾说，夜深人静时，常常想起与舅舅的对话。
46年前，刘震云舅舅说他既不聪明也不笨，他问：“舅，我该怎么办？”
他舅说，“记住我的话，不聪明也不笨的人，一辈子就干一件事，千万不要再干第二件事。”刘震云不止一次表明，他舅的这句话对他影响至深，他就是在这句话的激励下走到现在的。看到这里，诸位可以会心一笑了。
王阳明所讲的“知行合一”本是中国传统的为人之道，跟刘震云就没什么关系了，他走了弯路很难回头，诸位作家当以此为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