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段路像这样

“余想，什么时候来广州揭阳？”多年前的同事陈益辉打来电话说（粤语口音还在，但普通话已经进步很多了）。

“等放假了，有时间了再说吧。”

…………

他现在比较自由，自己在当地开了一家手机营业厅，顺便帮人维修手机。

当时的我们，禁锢在小小的空间，为了生存挣扎着。电影《勇敢的心》结尾，华莱士发出震耳欲聋的呼喊：Freedom.是那些“屈辱”日子里的全部张望。

高考结束后，等成绩的彷徨一点儿也亚于考场内的紧张。未知的分数像未知的未来。

但毕业了，总不能当蛀虫啃老吧。看到父母亲劳累的身影，忽然有点自责。

于是，在一个亲戚的介绍下，我进入深圳蛇口一家专门做手机零配件加工的工厂。那是一块郊区工业园，有汽车工业、模具制造业……

这里生活着一大批流水线工人。蓝色工装敷衍成一片蓝色的海洋。 那座工厂里有大叔大妈级的，也有年级15、6岁的青少年（来自全国各地），只要稍微比我动作娴熟的，大概都可以挣得比我多吧。

十八岁，我开始远行，在一家血汗工厂挣点微薄的工资，那些用命换来的薪资不够在深圳买一间地下室，不够去香港玩一次。听说，蛇口过去就是香港了。只够在乡下生活，休想奢侈。我常发出“被资产阶级剥削”的自怜之音。俨然一个碰到社会残酷一面发出愤怒的青年。

我每天早早起来，穿着蓝色制服，戴一顶蓝色帽子坐在固定的位置看手机川流不息的流过，有时我给它们贴膜，有时给它们包装，有时打螺丝钉。

右手指甲磨掉了，指尖出现血痕，我用纸巾擦干后继续。有一点打落牙齿和血吞的辛酸。

…………

工厂宿舍，狭小，逼仄。六七个人挤在一起，像收押在囚车里。

陈益辉，是我的室友。初中毕业就出来找工作了。他说，他们家那儿的风俗就是早点步入社会，好处大于坏处。

一听说，我可能会上大学。他总是半是嘲讽半是羡慕的说，余想，是大学生呢！

…………

那时，他喜欢玩游戏（地下城与勇士？反恐？大话西游？）。

老是问我：“你玩吗？”

我说不玩。

然后，他扶着他那只风枪摇头说，哎！这么好的东西你不玩。

…………

那里的工作像机器人似的，单调，重复。所幸碰到几个有趣的人。也有阴晴不定的人。

有个中年女上司时不时的出来巡视，估计看到年轻漂亮的QC有点来火，到处开骂，你们速度怎么这么慢，这是干什么？再不快点，通通给我加班。

Shit。我们都不喜欢她。

有一次，看到她落寞的坐在食堂一角，又稍稍降低了讨厌度。

夜，越来越漆黑，一如充满暗影的前途。明知道第二天必须早起上班，但就是睡不着，看到工厂灯火通明，流水线发出若有似乎的声音。那是上夜班的同事。时间错开，很少看到他们。中午，我们在脏乱差的小卖部吃饭，管他菜色好不好看，一口下肚，只要不饿就行了。下午，还有繁重的活要干呢。哎！拨开生活的表面，全是粗粒。

…………

后来，我在电视上，在火车站，在街道上看到穿蓝色制服的男工女工，总想起在蛇口工作的同事的笑容。没有重量没有厚度，像一丝轻飘的云。三个月的打工生涯就此过去，那些事，那些人，却在我心里划下刻痕。

几年过去了，我再回首那一段岁月，有点累，有一点点欣慰，也有一点点心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