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如巳
那天电视里正巧放着京剧《红鬃烈马》，我将一罐子药和一杯热水放到阿知的床头。
阿知看着电视对我说，“你知道吗？中国有一种病态的男权主义，和一种畸形的恋爱观。就像你丢在地铁门口的香蕉皮，没人愿意在大庭广众之下去捡，却有人在网上指责丢弃者的卑劣和旁观者的漠视。而那块香蕉皮本身，是无人问津的。”
我笑笑，阿知的话总是没头没脑，却能准确的表达自己无厘头的见解。
她说，人的感情分两种，一种是自我，一种是本他。
而这两种感情交葛在一起，就是爱情的邂逅。
但爱情则分为很多种，分到最后，也有什么都不剩下的。
曾经在电视上看到播着薛平贵与王宝钏的故事。故事兜兜转转，来来往往，历经磨难。可摆在那里的，无非是一种定型的模式。
薛平贵被披上了好男人的面纱，一切行为被定向成不情愿与有苦衷。而王宝钏被塑造成一个完美的痴情女子，十八年寒窑苦渡日，只为守得夫君回。
多么的可歌可泣。
这就是绝大多数观众看到的，你瞧，这一对恋人兜兜转转终于团圆了。
可在电视里，人们只看到他们团圆的一刻，但团圆过后的悲凉，却惊心动魄。
张爱玲曾经在《洋人看京戏及其他》中写道:《红鬃烈马》无微不至地描写了男性的自私。薛平贵致力于他的事业十八年，泰然的将他的夫人搁在寒窑里像冰箱里的一尾鱼。有这么一天。他突然不放心起来，星夜赶回家去。她一生的最美好的年光已经被贫穷与一个社会叛徒的寂寞给作践完了，然而以为团圆的快乐足够抵偿了以前的一切。
这话令我思考了很久，一个流传民间的爱情故事，脱掉了世人对美满想象的外衣，原来是可以如此悲哀的。
它的悲哀在于，明明是一出苦情剧，却硬要以喜剧收尾。
明明是一个背信弃义的渣男形象，却流传百世成佳话，为人乐津，成了顶天立地的好男儿。
戏里有一幕:薛平贵路过武家坡，遇王宝钏。夫妻相别十八年，王宝钏已不识薛平贵。薛平贵假问路以试其心，王宝钏逃回窑，薛平贵赶至，直告己名及别后经历，夫妻相认。
这时阿知啐道，“这戏写得可真是魔障。你瞧，人守了十八年，最后相见还要以试其心才坦白相认。不就相当于脱掉了衣服验处子吗？你说，这人怎么会做到如此地步。”
是了，阿知的话不无道理。你这厢取了妻闲置十八年，那厢娶了妾木以成舟。再回来探望发妻，还要验证她的真心。确实不厚道。
但这天底下不成正比的事多了去，这也倒能再算一出。
再说回阿知，她和我说，“人人都问我，谈了这么多场恋爱，是块朽木也该发木耳了吧。可这世上的事总有说不准的时候，我要根萝卜，老天偏偏给一筐白菜。但无论是萝卜还是白菜，都得自己吃得惯才行。”
我笑着听她说，即使知道她说的话半真半假，也还是认真的听着。
她为了应证她自己对香蕉皮的定义，又瞎掰了一顿。
她说，“香蕉皮再不济，它也委实算不上害人的东西。害人的只是人本身而已，它满足了人们的需求，又被世人扣了顶害人的帽子，我都替它喊冤。”
“你瞧，我们总是谈天论地，讲这讲那的，到头来还不是过的自己的人生，自己的故事。”
“掰扯了这么久，也该吃药了。”
我看着她乖乖地坐到了床头，打开了药罐慢慢地喝下了药。
想起了很早之前我问她的话，我说，“阿知，你为何这么在意薛平贵和王宝钏的故事呢？”
她那时还没有疯，只是淡淡的回我，“因为我就是王宝钏啊。”
等到她住进精神病医院的时候，她却对我说，“我告诉你，当人人都以为你疯了的时候，只有你自己知道，其实你是清醒的，而那些人认定你是疯子的人才是真正疯了的人。”
我看着她用指头绕着自己的头发，另一只手在床单上磨来磨去，想起了她的故事。
当年的阿知是我们那儿远近闻名的美女，不过感情坎坷不顺，快要结婚的时候，男方告诉她要去参军八年，理由倒是编了一大堆，说是他一身的愿望，让阿知等他，阿知倒也信了，老老实实的等了他七年。当时阿知表示支持和理解，于是送他走了。
送他走后几个月，阿知发现自己怀孕了，但没过多久便流产了，医生说由于母子血型不合，加上阿知工作压力大，身子弱，孩子便没保住。
阿知很难过，压抑了很久，在那个时候开始，阿知便开始依赖安眠药入睡了。
医生给她开导后，恢复了一段时间。
过了七年，阿知依然在等他，那几年她工作努力赚了不少钱，准备买一处房子留给自己。但却发现存折里的钱全都不见了，那时候一查她才发现，原来她等了七年的男人早已在外面结了婚，而她所有的财产都被他卷走了。
阿知像只被扒了皮的野兽，颓靡着双眼自言自语道，“要钱可以说，为什么要骗我呢...”
这件事对阿知的打击非同小可，加上流产的心理阴影。有一天她突然得知了他的消息，她跑过去找他，追到地铁站，看到他搀扶着他怀孕的老婆。
她滚下眼泪来，朝他怒吼着，在大庭广众之下犹如一只被丢弃的狗。
她自己这样回忆。
她头一次觉得人们投来的目光大多藏着鄙夷和嘲讽的笑，而不是同情和慰藉。他们宁愿看一出热闹的喜剧也不愿意听一场无聊的悲剧。
被人丢在地铁里的香蕉皮还没被人捡起就绊倒了阿知，她说是他推的她，因为她动手打了他的老婆。
那一下阿知的头撞在了乘客手上的镜子上，那镜子掉在地上，随着阿知的脑袋一起磕在了地面上，碎成了小块的玻璃就这样扎在了阿知的脑袋上。
那镜子原本不大，手掌大小，但医生说有一节玻璃插的太深，伤到了脑神经。
这让原本就备受折磨的阿知更跌到谷底。
醒后的阿知，便成了一个时常通透世事，又时常疯癫的人。
就像有时她正常的超乎常人，也有时疯癫的令人恐惧和不安。
就像吞了迷魂药的猫，不受控制，也难以让人放心离开。
比如此时，她会凑到我耳边对我说，“你瞧，其实我今晚就能出院了。因为我有这个。”
我低头看了眼她手里的东西，一瞬间心凉如死灰，也一瞬间泪涌上心头。
她手里拿着的，只是一块踩烂了的香蕉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