郁达夫：不知何处为君泣

知道郁达夫先生，是一件很悲哀很骄傲的一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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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前语文课本里有郁达夫，我老觉得是个外国人，郁字悲怆，达字豁然，不知怎样的人才能将这意境不同的两字连在一起，读起来，心情随着音调昂扬顿挫，加上一个夫字，仿佛婉转的故事之后长长的叹息。有时觉得，一个名字，读来，唇齿间错过了一个人跌宕起伏的一生。

在许多作家的名字之中，梁实秋，胡适，鲁迅，沈从文，林语堂，郭沫若，他的名字真的很好听啊，比起其他人来，无端生出了一出浪漫，少了古典而儒雅的风情。

因着他的那篇《故都的秋》，对这先生多了几分偏爱，即便年岁尚小，让我很想在秋天去北京，去吃糖葫芦，逛逛胡同，看看飘落的秋叶，或者什么也不做，仅仅去体味一下他眼中的秋味。后来，知道先生的《春风沉醉的晚上》《沉沦》，只是名字就觉与现实相悖的浪漫，却一直未得缘去细细品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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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抵应了这样一个富有深意的名字，他的一生亦是坎坷曲折。作为浪漫诗人的代表？一个为国牺牲的烈士？亦或是始乱终弃的浪子？

这样的评价，是他亦不是他，千秋功过留与后人说。

郁达夫， 原名郁文，字达夫，出生于浙江省富阳市满州弄的知识分子家庭。然好景不长，不足三岁，父亲辞世，家道中落，好在有些积蓄，不至于饥寒交迫，此后，他像所有平凡的孩童一样上私塾，上小学。只不过，他上中学时，辗转几所学校，结识了徐志摩等人，也在此时开始发表一些文章。

原以为他是童话故事里的校园才子，温文儒雅，风度翩翩，可惜他总是出乎意料的保持着自己的棱角。本来已经考入浙江大学预科的他，却因参与学潮被校方开除。

无奈之下，他随着长兄郁华赴日本留学，随后考入日本东京第一高等学校医科部，并开始尝试小说创作，后来改读法学部政治学，毕业后又进入东京帝国大学经济学部学习，即便是在国外的学习，他为依旧随心所欲，不断变换，选择着自己的专业，期间他对国外的小说阅读极广，也为日后的文学创作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他与同为留日学生的郭沫若、成仿吾、张资平、郑伯奇组创文学团体“创造社”，同年，开始小说创作，不久，他的首部短篇小说集，亦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部白话短篇小说集《沉沦》出版，轰动国内文坛，也正式让人知道了这样一个才子。

在此后的一段时间里，他完整的是一个才子，醉心与文学与诗词的才人。他结识了陶希圣，鲁迅等等文学大家，一起探讨中国文学的发展，一样醉心于中国的文学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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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至1937年的到来，噩梦的到来，他号召文化界积极开展抗日救亡活动，并与友人一起担任《救亡文艺》主编。曾在47天内，他发表的作品就有20篇，分算下来便是连续8天每天写一篇。他在光禄坊寓所为文学青年程力夫的题词中写道：“我们这一代，应该为抗战而牺牲。”

有这这样的革命信念，注定他不会是个文弱的书生，以笔为刃，竭尽所能，号召共同抗日。

“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战协会在武汉宣告成立，郁达夫赴武汉担任政治部设计委员，参加军委会政治部第三厅的抗日宣传工作。”

“他应新加坡《星洲日报》邀请，前往新加坡参加抗日宣传工作，在船上他写下了《岁朝新语》，坚信“中国决不会亡，抗战到底，一定胜利”。到达第二天，郁达夫连生活都没安排好就写下了《估敌》一文，坚信“最后胜利，当然是我们的，必成必胜的信念，我们决不会动摇”。”

“郁达夫便发表了旧体诗《雁》，指出“文化人要做识风浪的海鸥”。同日发表政论文《估敌》，全文三千余字，分析日军动向，剖析敌人虚弱本质，曰“敌国内既无可调之兵，国外亦无存聚之货”“最后的胜利，当然是我们的”。”

在很多的资料里，都可以看到这样对他的描述，可以想象，一个热血的青年为了祖国的命运，满怀热忱，奔走呼号，以天下大责为已任，愿救国民于水火。

国民的确是有醒悟，他却是身陷囹圄。被选为新加坡文化界抗日联合会主席，成为新加坡华侨抗日领袖之一。在新加坡沦陷后，他和参加参加抗战委员会的友人流亡到印尼苏门答腊岛，他化名赵廉，开了一家“赵豫记”酒厂，后来日本宪兵得知他精通日语，胁迫他当了7个月的翻译。境遇如此，他也在暗中救助、保护了大量流亡难友、爱国侨领和当地居民。

即便郁达夫最后改名换姓，以地下党身份隐居南洋。可日本宪兵发现了其古体诗稿，向日本国内学者求证其身份。学者发来电报说：中国国内，能写这种古体诗三人：周氏兄弟和郁达夫。而鲁迅已死，周作人在北平，其人必定是郁达夫。日军一战败，郁达夫就在南洋被秘密杀害，尸骨未寻。

尸骨未寻，不知何处为君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