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几篇都是说人，这一篇主要说说没有了张居正发生了许多事，这些事展示出每个人的人性，朝堂上的人为什么会这样做这样想。他们活着的意义在哪?各种人物包括皇帝，首辅，各色官员，运用明的、暗的各种手法，使事情向着他们想象中的方向发展，但事与愿违，任何事情都有其特定的规律在发展，向着意想不到的方向走去。
先插入一个概念——熵，熵是化学热力学中表征物质状态的参量之一，其物理意义是一个体系混乱程度的度量。当世界处于孤立状态时，就无法和外界物质发生物质交换和能量交换，就会形成一元体系，所有物质运动状态和能量都趋向于平衡状态，这时候熵就达到最大值，混乱度也就达到最大。
明朝上层精英虽然感到社会运行的板结与腐朽。张居正张先生想通过一己之力竭力拉住正在滑向败落的大明王朝，调整国家的熵值朝减小的方向转化。现在看来张居正改革的内容也都很平常。“考成法”是让官员从慵懒变为勤俭，“一条鞭法”是让税收更加透明，简单可行。大家之所以反对的理由更好猜测，张居正动了他们的奶酪。中国千百年来的反腐败难题之所以无解，根源一方面在于利益的分配很难平衡，即皇帝要保持绝对权威；文臣们守住自己的利益和向上升迁的通道。另一方面在于从内部的变革往往都是小成效，大阻碍。从内部改变格局往往是零和博弈，损害一部分人的利益，去补助另一部分人。社会的熵值想要减小，比较成功的做法是引进外部力量，或者开发新技术带动社会进步。
商鞅变法的成功在于采用引进人才，用全新治国理念，打开了底层民众向上升迁的道路，改革调动了民众的热情，激发了社会活力。而现在的反腐很大程度上借助了互联网技术，使得反腐由能不能变成了想不想的问题。以前有钱人也有很多治不了的病，现在是只要你不怕开刀打针，保证医到病除。
而张居正的改革注定要有始无终。随着张居正的离去改革烟消云散，所有人从改革的恐惧中解脱出来，在封闭而稳定的环境中都在享受那份惬意。民众被尽量控制在自己的土地上，边境的贸易越少也就越省心，谁也不想有什么作为。不仅如此，周围的人也别想瞎折腾。社会慢慢固化，让财富单向流入官员私人的口袋，让社会矛盾慢慢的积累。就算你是皇帝也不能惹是生非，得老老实实的坐好，当一个木偶，一个精神象征。
万历皇帝的叔爷爷正德皇帝，为了寻找刺激和放纵享受，建“豹房”，整天花天酒地，醉生梦死，群臣即使不太乐意，但心理上还是能接受的，毕竟历史上出了那么多荒淫无度的皇帝，你只不过是其中一个。可是他要自封将军，出征蒙古，那可是胡作非为，违反宪法的大事。打胜仗又怎么样，这样做与胜败无关，这是对国家不负责任。作为皇帝就应该用自己的精神，自己的德行，那种具有宗教色彩的神秘力量来教化天下，而不是做什么冲锋杀敌的将领。要是敌人真的杀过来了，君臣都掉脑袋那也认命。无论怎样都不能由皇帝你老人家亲自杀敌。
这种逻辑其实比我们都已熟悉的一群猴子在笼子里吃香蕉的实验更加残忍。
正德皇帝活着的意义似乎就是为了冲破一群书呆子的桎梏，为了自己的感官刺激，为了享受自己的兴趣。不顾自己的身份，恣意妄为。而万历皇帝则没有那么幸运。他和自己的叔爷爷的基因极为相似，也有一颗不安定的心，也想亲自训练一批太监禁军，自己在训练中体验金戈铁马的豪爽。只是可惜，一方面万历皇帝没有正德皇帝的坚强意志，在困难面前低下了头。另一方面老油条申时行也找到了对付万历皇帝的杀毒小程序。通过恫吓太监的方法给万历来了一招“釜底抽薪”，不用直接的劝谏而把皇帝的任性直接掐死。
一个孩子如果不能在玩具或游戏中的欲望得不到满足，他往往就会用懈怠学习来对抗父母。万历皇帝就像一个任性而又意志薄弱的孩子，当他的将军梦无法满足，就转向了另一种任性——不理朝政。以一种不积极，不主动，不对抗，他不像驼鸟把头完全埋在沙子里，而是以葛优躺的方式软绵绵的和群臣对抗。从此他的世界就活在红颜知己郑贵妃那里，死后的最高理想就是能和心爱的郑贵妃葬在一起。只有郑贵妃懂他，真正的爱他。十几年的立太子之争，原因可能并不是万历多么喜欢小儿子朱常洵，而是想通过立朱常洵能抬高郑贵妃的地位，让心爱的人和自己永远在一起。
万历皇帝的斗争的价值，活着的意义基本在此。当最终斗争失败时，他彻底灭了心中的火，即使是皇帝的他还能够怎么做，怎么做都是错。万历要是能听到赵传的声音，我想一定会成为他的铁粉。
以首辅为代表的文官集团抱着治国平天下的理想进入朝堂。他们的地位不如皇权，但是他们手中天生就有比包拯三口铜铡还要狠的武器。他们对付皇权的这个秘密武器就是孔孟之道，就是三纲五常。这些本来是统治者作为治理天下的武器，聪明的文官发现这些理论也有抑制皇权之特效。它的作用机理就是规范皇帝的行为，不许皇帝做具体的事情，把皇帝改造成端坐在龙椅上的傀儡。每个朝代的开国皇帝都比较牛，没人敢欺负。而他们的后代被文官们神话抬高后，要么默默无闻的任人摆布，要么被骂成亡国之君。
皇帝和文官的共同痛点就是武将。武将们没有文化，做事情往往没有底线。就像赵匡胤说的，就算武将不想造反，武将们的手下却不一定不这样想。所以不能因为武将上战场的风险大而受到优待，反而要时刻提防着这群不稳定份子。所以无论正德皇帝还是万历皇帝想带兵打仗，出出风头，那就罢了。要是武将们由此占据了上风，给文官带来被冷落的风险，那是文官们绝对不愿意看到的。申时行的“化骨绵掌”，恫吓太监们不要参与皇帝的内操训练。一下就击中万历的要害，使文官大获全胜。
经过宋明理学的进一步发展，儒家的世俗现实主义发展到了极致，“仁义”“中庸”等等核心思想都可以随心所用而不逾矩。在表面的高大上的孔孟光辉思想的照耀下为国为民，而终极目的就只有一个，那就是利己。当社会没有了其他的一致认同的正向的价值观，那么利己主义必然填补这个空白。利己主义就像一个黑洞，吞噬人们生命的意义。
说一下迷信对于生命的意义。虽然所有宗教，迷信都不能解决实际问题，但可以缓解人们的心里压力，让人在不确定中寻找到虚幻的确定的未来。升迁，生子，求学等等充满不确定的事情上，求神拜佛就会变成刚需，所以官员，明星这些往往前途未卜的职业，他们比普通大众更愿意相信命运和神灵的存在。
万历皇帝内心并不相信通过向神灵祈求，神灵就能够下雨。但是作为皇帝的职责，展示不向困难低头的姿态，万历皇帝沐浴更衣，毕恭毕敬去天坛求雨。那种庄严肃穆的仪式，那种步行所展示的虔诚的心。相信一定会感动神灵，降下甘霖。只是可惜神灵还是捉弄了一下世俗的皇帝，拖延了一个月才批准了万历皇帝的请求。
在“仁”与“礼”经过进一步发展，已经形成一套体系完备，能够扎根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的一门学问。每件事都可以打扮的无比正确，反过来每件事也都可以从道德上找到缺陷的甚至戴上更大的罪名。到了清朝发明的文字狱可以说是这种道德极致状态下催生的精品。
不过凡事都有例外。在修建陵墓这件事上君臣上下达到高度一致，没有一个人勇于站出来说“不”。虽然修陵的需要大量的财政投入，每个人都清楚这件事如果反对的话道德成本太高，只有微弱的声音说一下选陵的风水问题。这件事反映出在一元价值观指引下面对合乎礼法但明显有悖于现实承受能力时，所有人只会考虑礼法，没有人会想到尊重现实。
最后想说一下明代的刑罚。打板子算是家常便饭，皮开肉绽，终身残疾，当场毙命，产生一切后果自己负责。这些结果往往受害者和施暴者双方都感觉自己胜利了。施暴者愤怒得以发泄，受害者因此成为正义和气节的化身，生命的价值在受尽屈辱中得到升华。凌迟处死也是明代处以极刑的常用手段。每一种酷刑折射的是对生命的苛刻，酷刑从道德规范的悖离与人性的邪恶罪孽中探寻出阴惨的颜色,使人在疑惧、惊悸、恐慌中生出一种期待的快意美感。残忍与仁慈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都占有重要地位。“见其生不忍见其死，闻其声不忍食其肉”的慈善者被孟子视为“君子”。以各种酷刑为内容的刑法也解释为圣人不得已而用之。
明朝君臣看待生与死的意义，仁慈与残忍的反差，共同构成传统民族文化和中华民族人性特有的复杂性。即使在同一个人身上，也会呈现出现残忍与仁慈并存的状况，形成复杂的二重或多重人格。我们的文化基因经过四五百年的进化，生命的意义从现在回头看去已经陌生，但更多的从未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