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枪炮、病菌与钢铁》：欧洲缘何征服美洲？

贾雷德·戴蒙德 《枪炮、病菌与钢铁》

《枪炮、病菌与钢铁》，这本荣获1998年普利策奖的书畅销多年，至今依旧被许多人所津津乐道。作者贾雷德·戴蒙德（Jared Diamond）可谓是典型的跨界研究学者，研究的领域包括演化生物学，生物地理学，生理学，人类学，历史学等。他这本名气最大的著作所阐述的理论，也正是融合了各个领域的知识，而这些略显冗长的考据和推理只是为了解答一个问题：为何近代史是欧亚大陆文明对非洲和美洲的殖民史，而不是反过来？

欧洲征服者的优势

1532年，西班牙征服者皮萨罗在秘鲁高原城市卡哈马卡第一次遇到了印加帝国的皇帝阿塔瓦尔帕，经过短暂的战斗，他率领仅仅168名西班牙士兵便轻易地俘虏了身处8万印第安军队中的皇帝。这正是近代以来欧洲殖民过程的缩影，文明之间的巨大差异让征服变得简单。欧洲人的军事优势是明显的，西班牙人拥有钢刀、盔甲、枪炮和马匹，而印第安人最初并没有骑兵，武器也仅限于狼牙棒，斧头和弹弓。除此之外，欧洲人带来的传染病（天花，麻疹，流行性感冒等）在对美洲的征服中也起了决定性的作用，据估计这些病菌在当时杀死了95%的美洲土著。欧洲人远渡重洋来到美洲，则依赖于航海技术和孕育这种技术的国家行政组织。印加帝国虽然也有统一的行政组织，但过于集中的权力以及文字系统的缺失使得他们在技术和情报方面落后太多。

钢铁与枪炮、牲畜、对传染病的免疫力、航海技术、行政系统与文字，要说欧洲征服美洲的原因就是这些，恐怕还不能让人满意。相比这些，我们当然更想知道：为什么这些优势总在欧洲这边？为什么不同大陆的文明进程差异如此之大？这种差异能否用普遍的文明史模式来解释呢？戴蒙德正是试图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

农民的力量

最适合人类驯化的禾本科植物分布

我们知道，在人类史上，获取食物的方式从狩猎转向农耕是一个意义重大的转变，它意味着定居生活成为可能，生育间隔期的缩短增加了人口密度，贮藏的多余粮食则使得劳动分工出现。随着农业的发展，零散的部落聚集成为国家，古代灿烂的文明往往孕育于适合农业发展的沃土。两河流域的新月沃地正是这样一个完美之地。一方面地中海气候下生长着许多一年生的草本植物，它们的种子籽粒饱满，为这里的人们提供了高蛋白的谷物和豆类。而且这些谷物的野生祖先本就繁茂而高产，自花传粉的比例也很高，非常适合被驯化为粮食。另一方面，这里短距离内地形富于变化，动植物非常多样，为人类的驯化提供了大量的备选物种，使得当地人对山羊、绵羊、猪和牛的驯化非常早。丰富的农作物和牲畜很好地满足了人类的基本经济需要：营养、衣服、耕作和运输，从而催生了巴比伦和亚述这种大型国家。

大型哺乳动物驯化时间

相比之下，中美洲的玉米难以驯化，营养也比不上小麦这类谷物，可供驯化的动物也只有火鸡和狗这类小型动物，无法稳定地提供大量动物蛋白。南美洲也只有美洲驼和羊驼可供驯化，对人类的作用无法和欧亚大陆的牲畜相提并论。再来看看非洲，虽然大草原上拥有很多大型哺乳动物，但长颈鹿、斑马、犀牛、河马、大象这类动物或是生性凶猛，或是易受惊吓，或是因为其他类似圈养繁殖问题的原因并不适合驯化，从而导致非洲也没有足够多样的牲畜。欧亚大陆上这些牲畜也使得人们的免疫力更强，因为很多病菌正是来自这些与人朝夕相处的动物身上，而从没接触过这些病菌的非洲人和美洲人在遭遇欧洲人时就成了悲剧的牺牲品。

终极答案：大陆轴线

通过这些例子，我们可以看到地理环境带来的先天优势如何影响了文明的进程。但当我们考察粮食和技术的传播时，还有最后一个疑问：为什么整个欧亚大陆遍布了相似的农作物和牲畜，而在美洲和非洲却是各种各粮？

欧亚大陆和美洲、非洲大陆轴线的差异

当新月沃地的谷物被驯化以后，很快地向两个方向传播，只用了4000多年便传到了英国。在这几千年内，北非，西欧，印度都出现了来自新月沃地的粮食，而这部分粮食并不是在当地被独立驯化，而是从西亚传过来的。技术和文字的传播也是如此，欧亚大陆各文明中心频繁的交流使得各个国家都得以迅速发展。但在哥伦布到达美洲之前，墨西哥高原从未出现过美洲驼和马铃薯，虽然它和驯化了这两者的安第斯山脉气候颇为相似；同时，墨西哥的火鸡和北美东部的向日葵也没能传播到南美洲。毫无疑问，这种差异也是导致美洲最终落后于欧亚的重要原因。而究其根本，还是在地理环境上：欧亚大陆的轴线是东西向的，而美洲和非洲大陆的轴线则是南北向的。西欧、北非、西亚、东亚、东南亚，虽然各处地理距离远，但大致处于同一纬度，气候环境较为相似，同样的牲畜和作物在传播的一路上都能很好地适应当地环境，使得它们的传播既迅速又广泛。而在美洲和非洲，作物在传播路途上纬度跨度大，往往要穿过多个气候带。这种生态阻隔使得粮食和牲畜的传播异常困难，地处热带的中美地峡和中非便是典型的阻隔，甚至直到欧洲人到来才让本就适合在南非生长的粮食第一次在这里得到种植。

地理决定论？

到这里，终极答案也就出来了：正是大陆的轴线方向和各处地理环境的差别造成了文明发展进程的差异。这个答案是否正确呢？在我看来，它具有一定的普适性，但也没法解决所有问题，尤其是微观层面的历史。戴蒙德自己也说过：

把地理的影响简单归结为地理决定论，这当然是过分简化，就像是把化学品或者人类的影响归结为化学决定论和人类决定论一样可笑。地理、化学品和人类都有很强的影响力，但这不等于它们当中有一个是起决定性作用的，而其他两个就无关紧要。我们还是有希望超越我们所处环境限制的，因为我们现有的政治和经济环境并不是由地理决定的，只是受地理条件影响。新加坡、荷兰、印加帝国、蒂蔻皮亚岛、冰岛和其他很多社会都超越了他们所在环境限制。

相比自然科学研究，历史研究的一个重大缺陷就在于没法进行对照实验，而影响整个历史进程的因素实在太多，很难用一套理论去解答过于宏大的问题。这本书带给我的最大收获并非结论，而是戴蒙德的研究方法。他的推演建立在大量考证和许多小范围的自然实验之上，对细节的观察和数据的对比整理尤为出彩。看来从这些丰富的自然材料中也足以挖掘出一些基本规律，而更重要的是如何通过类似统计这样的方法让人类史的研究更具科学性，这也是戴蒙德一直以来的展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