辱母杀人案，北京地铁案。
这两个事件都曾是网络热点，不过也很快被淹没在信息洪流中。
可在我心中，它们仍在久久盘旋，毫无消散的痕迹。这两个看似与我毫无关系的事件，一度让我非常焦虑。是的，远比我在现实中遇到的事情令我焦虑得多。
它们分别向我提出了一些问题，令我不知该如何作答，直至今日，依然困惑。
且让我一一讨论。
辱母杀人案
因为高利贷催款人员对母亲的极度侮辱，身为儿子，用刀刺死了对方，被判无期徒刑。这就是辱母杀人案的全过程。
伦理与法律的冲突、量刑的合理性、民间金融环境的恶劣、防卫是否过当、以及等等问题，大家已经谈论非常之多了，这里不再想涉及。
这里想研究的，或者说那个最困扰我的问题是：
如果当事人是我，我会怎么办？
在思维层面，我是不存在困惑的：当法律无法保护亲人时，应当用自己的一切去保护挚爱的人。哪怕这会毁掉自己一生的前程，哪怕这会令你失去生命。
不过，一旦我真正设身处地去构想细节，我感到了很大的焦虑。我不知道在那种极端的情况下，我究竟能做到多少？
比如：
面对流氓们逼迫、却没有生命危险的情况下，我能否率先展露殊死一搏的架势，抢先震慑对方？
把刀子捅进对方身体里，“白刀子进红刀子出”、“血溅一身”的感觉，自己需要如何评估？或者压根不能想？
杀人之后，面对自己的一生都将在监狱中度过的现实，能不能坦然面对？
诸如此类，还有很多...
一旦涉及到具体的情景、涉及到自己，所有身处其外的评论，瞬间显得轻浮。唯有把自己带入其中，用肉身直接承担行为的后果，这时所说的话，才会有些重量。
反而在这时，你说不出什么来。这个情境太纠结了，它要求我直面毕生都在逃避的终极考验，诸如放弃未来、放弃生命。
这是真正考验一个人担当的时候。
你会如何做呢？
北京地铁案
上面那个事件，考虑到其特殊性，其实可以做（或者不做）很多事情，来提前规避：比如不要高风险经营、不要涉及高利贷等。
但北京地铁案却不同，就是那个在地铁上辱骂推搡女孩的事件。
相比之下，这虽然是一件小得多的事情，但它带给我的焦虑，却远高于辱母案。
在辱母案中，思维层面是没有困惑的，我知道自己该如何做，担心的只是自己能否做到。
但在北京地铁案中，我的内心在不断挣扎：这事，究竟该不该管？
千万不要脱口而出：“扇他丫的！” 从地铁中众多旁观群众的表现中可以看出，当一个见义勇为的大侠，绝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他听不听你的？”
“动起手来，你能不能打过他？”
“这是不是一个神经病？身上带刀子了么？”
“还有没有其他团伙在？不会被群殴吧？”
...
在那一瞬间，任何心智正常的人，脑中势必会飞速流过这些问题，而最后很可能以：
“算了吧，别为不相干的人冒风险了，何况其他人都不管。”
作为思维与决策的结局。
所以我们一边被心中的道德感鞭笞，一边选择沉默做一个忍辱偷生的人。
身在地铁之外，和身在地铁之中，是完全不同的。在地铁之外，你太容易进行正义感爆棚的评论了，原因只是因为你未曾亲身感受到那种情景，你不需要对自己的言语和行为付出代价。
我们爱看超能力者惩戒坏人，可是生活中没有超能力。即使一个健壮的退伍军人，也很容易被一把偷袭的小刀放倒。
任何见义勇为、匡扶正义都需要付出成本。而最让人惧怕的是，在付出之前，没人知道这成本是多大。
沉默的大多数，自然有沉默的道理。
可是，难道，这就是结局了么？
我不甘心啊。这并非指向任何其他人，只是指向我自己。
我确实是一个很不爱凑热闹的人。交通事故、路边争吵、打架斗殴，我从未有任何围观的欲望。在潜意识里，我希望避免一切冲突，也不希望别人发生冲突。
但我又明白，世间总会有冲突。所以对于那些势均力敌的对骂、打架，也就不妨把他们当作世间的凡尘了。
可北京地铁事件不一样。这种恃强凌弱的冲突，会挑战身为人的底线，很难容忍自己无所作为。我反复模拟作为观众的感受，在极度的焦虑中，我隐隐抑制不住想要主持公道的欲望。这并非冲动，因为我知道风险、代价，我甚至很害怕，可是心底有鞭子在鞭笞，让我无法安坐。
小结
真实无法模拟，有心无力的情况着实太多。一旦遇到真正的事情，谁又能说清自己将如何作为呢？
近些年来，我逐渐真切地感受到，人心里确实有些东西，要比前程、甚至生命还要重要。它是我们之所以为人的基石，当你反思够深后会发现，它们在极深的地方始终熠熠发光：一旦你见过永远不会再舍弃的人性之光。
在革命先烈为自由而就义的墓碑前，在科学先锋为真理而献身绞刑台下，在罗曼罗兰为贝多芬所写的自传中，我都看到了这种人性的光芒。也因此渐渐能够明白，生命只是手段，而并非是目的。
明知后果严重却果断作为，明明心里害怕却挺身而出，这些矛盾、纠结、抗争后作出的行为，才真正体现一个人的担当。
纵然你无需见义勇为，拥有大担当的人也会在普通生活中体现着他的价值，所谓独立思考、坚定、乐观、勇气、耐挫、给人的安全感等等特质，都是担当的细小分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