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卫献公一筹莫展的时候，事情却隐然出现了一些转机。孙氏在卫国把持政权日久，本就骄横跋扈，而如今那个不待见他们的国君也被赶走了，就更加不知进退了。晋平公二年，孙林父的儿子孙蒯越境到曹国打猎。在重丘，当地人好心为其汲水，然而骄纵惯了的公子哥在饮马之后，竟然随手就把人家盛水的容器给摔了。
这可把当地人惹毛了，重丘人知道孙蒯人多势众惹不起，他们就关起城门在城头上大骂：“你这个乱臣贼子，你父亲赶走了你的国君，你不面壁思过去，反而跑到我们这儿作威作福，算什么东西？”
孙蒯这公子哥，平时只见过有人对自己卑躬屈膝，哪儿受得了这种辱骂，登时就火冒三丈。可任由他怎么气急败坏，重丘人就是不开门，当下里他也无可奈何。但是这口气他无论如何也咽不下，于是就回去召集石买一起进攻曹国，占领了重丘。这回又轮到曹国人委屈了，平白无故地你就占我一个城？曹国弱小，惹不起卫国，就跑去晋国告状。
如果你只是在国内骄横，晋国人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也就过去了，毕竟这会儿大家都礼崩乐坏了，也不差你一个。可你偏偏引发了国际纠纷，侵犯了曹国主权。晋国若还想让大家服气，就必须为曹国主持公道，如果这个时候还一意偏袒孙氏，诸侯可是要用脚投票的。大家都把目光投向晋国，这种如炬的目光让晋人很是不舒服，于是（平公三年）就在孙蒯、石买担任行人造访晋国的途中，将二人拘捕下狱。
拘捕孙蒯、石买可能也只是权宜之计，在诸侯面前做做样子，凭借孙林父在晋国雄厚的人脉基础，也不会把他们怎么样。晋国后来释放了这两个扰乱夏盟的致乱分子，至于交涉的过程如何，又是何时释放的，史料无载，我们也无法臆测。虽然孙氏并没有损失实际的利益，但是其在国际上的恶劣影响，显然又加剧了。
如果这件事还不足以改变晋国的态度的话，发生在晋平公六年的事情，就彻底将晋国惹毛了。当时晋国发生了栾范之争，栾盈被驱逐出国，晋国在商任举行会盟，要求诸侯不得接纳栾盈。然而齐国有意借此扰乱晋国政局，在会盟时表现的很不恭敬。卫殇公似乎想让齐国驱逐卫献公，或者最起码能够表态不支持卫献公，因此刻意讨好齐庄公，其对待晋国的态度便也不甚恭敬。
这只是当时卫国态度的一个缩影，虽然不足以证明卫国倒向了齐国，但也足以令晋国对卫国的态度发生转变。于是晋平公十年，晋国在平定了栾氏的叛乱后，在讨伐齐国的同时，又特意派魏舒、宛没将卫献公安置在卫地夷仪，卫献公复国的愿望终于初露曙光。
在这几年当中，卫国国内政局也在潜移默化地发生着变化。早先孙林父和宁殖受到了卫献公的冷落，因此在孙氏发动叛乱时，宁氏也参与其中。可终究由于分赃不均，两家之间为了争夺政权，关系也出现了裂痕。
平公五年，宁殖病危，临终前对儿子宁喜（悼子）说：“我得罪了国君，后悔也来不及了。我的名字记载在诸侯的简册上而加以收藏，说‘孙林父、宁殖赶走他们的国君’。国君回国，你要掩盖这件事。如果能够掩盖它，你就是我的儿子。如果不能，假如有鬼神的话，我宁可挨饿，也不来享受你的祭祀。”
孙氏和宁氏的隔阂，卫献公显然是知道的，因此一到夷仪，他就派人向宁喜谈复国的事情。宁喜对此很是慎重，他首先要保证卫献公自己的小集体是团结的。之前我们曾经提到过，卫定公的夫人定姜对卫献公很是不屑，一直属意子鲜做国君。子鲜是献公的同母弟，但二人政治理想有很大的差别，子鲜的理念很受定姜的欢迎。定姜和子鲜随同献公一起逃亡，在卫献公的流亡政府中，就是一颗随时可能引爆的定时炸弹。
如果宁喜答应了献公的请求，帮助其复位，而定姜和子鲜却在背后捣鬼，最终取而代之，那么自己的努力显然就给他人做了嫁衣。一旦子鲜得国，恐怕自己不但没有功劳，反而会因为两度驱逐国君而成了替罪羊。以宁喜多年的政治历练，他显然不允许这样的意外发生，因此他对献公的答复是：一定要子鲜在场，否则绝不参与此事。
这个条件可让献公犯了难：子鲜不管是出于对君位的觊觎也好，出于君子的高洁清高也罢，对于献公谋求复国的事情，他是极力反对的。按照《左传》的说法，子鲜的说辞是献公不守信用，害怕祸及其身。好在他们的母亲敬娰还在，敬娰看到了献公的难处，就出面苦劝子鲜说：“我知道你看不惯你哥哥，可你就算是为了我这个老太婆有个安定的晚年，你也一定要帮他。”子鲜终究还是一个孝子，母亲一出面，他也就放下了自己的矜持，终于答应帮助献公。
卫献公在外流亡十二年，这个风烛残年的老人恐怕是厌倦了寄人篱下的生活，在得到子鲜的回复后，老泪纵横的他迫不及待地让子鲜传话给宁喜说：“苟反，政由宁氏，祭则寡人。”就是说只要我能回去，我只管主持祭祀的事情，国家的一切政务都由你宁喜打理。这个许诺实在是让人无法拒绝，面对这么大的一个馅饼，宁喜实在无法抵御自己内心的贪婪，因此毫不犹豫地就答应了献公的请求。
为了酝酿这次政变，宁喜四处联络大夫，可对于大多数人来说，他们虽然不喜欢卫殇公和权臣孙林父，但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他们宁愿置身事外，也不愿举事。其中就有一个奇葩，名叫蘧伯玉，不管谁找他办什么事，他都是一概推辞。当初孙林父起事的时候就找过他，他当即就奔着最近的关口出国去了。等到宁喜又去找他的时候，他又故伎重演。只要一定说要有政变，他的第一反应是找个最近的城门出走避难，谁也不偏袒，谁也不得罪。
但功夫不负有心人，终究还是有人愿意共襄大事的，这就是宁喜的忠实战友右宰穀。起初右宰穀也拿不定主意，决定自己去探访一下卫献公，看看是否值得托付自己的这条命。卫献公大概也是为了让他放心，在接见他的时候表现出一副成竹在胸的样子。但他的这个表现，在右宰穀看来属于是没心没肺，你好歹表现出一点忧虑的样子啊？但宁喜已经收不住那颗狂放的心了，生拉硬扯把右宰穀拉上了贼船。
在宁喜开始向孙氏发难的时候，孙林父正在根据地戚邑坐镇，孙嘉去往齐国聘问，在卫都的孙氏府邸只有孙襄留守。即便如此，在平公十一年二月初六的首次进攻时，宁喜、右宰穀却没能攻下府邸，只好退出都城。只是孙襄在战斗中受伤，后因伤重不治而亡故，孙家的人在夜里大声嚎哭，这让城里的人听到告诉了宁喜，宁喜这才将群龙无首的孙氏府邸攻克。孙氏在卫都的大本营被拔除，宁喜从容地杀掉了卫殇公和他的太子，并迎接卫献公复国。
在外流亡多年的卫献公终于如愿以偿回归故国，在他回国的时候，人们都纷纷赶到大路上迎接，这让献公不由得热泪盈眶。
从这番盛况来看，献公还真不是个不得人心的暴君，而且他对待国内大夫的态度，似乎也并不苛刻。其中就有一个名叫太叔仪的大夫，卫献公回国时曾责备他说：寡人在外流亡时，有很多大夫都在给寡人传递消息，唯独你连一声问候的话语都没有，你如此凉薄，怎能让寡人不怨恨。
太叔仪回答说，我知道我有罪，没有鞍前马后随你流亡，这是其罪一；服侍公孙剽却不能三心二意地给你传递消息，这是其罪二。我甚至自己罪孽深重，因此不敢为自己辩解。这些话虽然是在认错，但实际上暗含着我是一个忠心不二的人，因此我没有错。卫献公对他很是宽容，太叔仪本来准备要出逃，但是被献公拉了回来，并不予以惩罚。
从这段细节里看，卫献公虽然为人傲慢，但似乎对待国人很是宽厚，即便是背叛过他的人，也能够既往不咎，因此还是很得人心的。
悲情的结局
孙林父听说卫都的政变之后，毫不犹豫地带着封地投靠了晋国。戚邑虽然是他孙林父的封地，但毕竟是卫国领土，卫献公怎么能允许其脱离管辖，当即派兵攻打戚邑。孙林父也丝毫不示弱，背靠着晋国的大树好乘凉，马上就去晋国告了刁状。
晋国在孙林父的游说之下，派兵戍守茅氏，从齐国跟来的殖绰带兵进攻茅氏，杀了晋国守兵三百人。孙蒯带兵追赶殖绰，却只敢远远地跟着不敢攻击。孙林父气急败坏地骂道：“你连恶鬼都不如。”孙蒯羞愤交加，又重整队伍，在圉地打败了卫军，俘虏了殖绰。
晋国还召集诸侯在檀渊会盟，准备讨伐卫国，会盟期间，攻取了卫国西部边境懿氏六十邑给了孙氏。卫献公惊慌失措，亲自赴檀渊向晋人解说。然而晋人好不讲理，将卫献公及其大夫宁喜、北宫遗尽数拘留，圈禁在士弱家中。晋国的做法太违背当时的公序良俗，可以说把晋悼公时期晋国所树立的公正形象完全抹杀了。诸侯对此都纷纷表示不满，齐景公和郑简公还特意亲赴晋国为卫献公求情。
齐国大夫晏婴私下对叔向说：“晋国国君在诸侯中宣扬德行，明确礼制，一心一意为诸侯扫除患难纠正过失，因此才能够称霸诸侯。”这些话具体可以用悼公元年宋国的那场内乱来作注脚，宋国五大夫逃到楚国，楚国不顾国际舆论，把五大夫送到彭城，可以说是在挑战各国的底线。而晋悼公正是通过为宋国扫平内乱深得人心，才使得诸侯心悦诚服，因而成就了霸业。可如今晋国的做法，“为了臣子而拘捕一国之君”，这岂不就是倒行逆施吗？如果晋国再这样一意孤行下去，恐怕会招致全天下的怨言。
叔向通过赵武把这些话传给了晋平公，然而平公似乎受了莫大的委屈，这么多人都来说我的不是，我就是真错了也不能认啊！于是他历数卫献公的罪状，坚决不肯放人。齐、郑两国只好继续出面协调，在一次宴会上，齐国的国景子赋了一首《辔之柔矣》。所谓“马之刚矣，辔之柔矣”，大国安定小国，就如同用柔软的缰绳来驾驭刚烈的骏马；而如果反过来，如果缰绳太过僵硬，会使骏马变得疲弱不堪。国景子正是借此劝说晋国要用宽松的政治来安定诸侯，否则必然会出现负面效果。
郑国的子展则赋了一首《将仲子兮》，以“人之多言亦可畏也”劝说晋国顾忌到国际舆论的压力。晋平公也知道自己太过分了，可又放不下霸主的架子认错改正，幸好卫国送了一位美女过来，让晋平公不好推辞也就顺着台阶释放了卫献公。
故事的结局似乎是一个悲剧，卫献公为了解除孙氏独裁，以身犯险总算是平安渡过了这次的风波。然而经过一番折腾，似乎卫国的政局又回到了原先的起点，把持政局的由孙林父换成了宁喜，这就让卫献公郁郁寡欢，高兴不起来。
公孙免馀知道了卫献公的心思，便竭力要求除掉宁喜。然而卫献公毕竟已经老了，经历了多年的流亡他深知其中的苦楚，更何况他曾经有过“政由宁氏”的承诺，怎么可以食言自肥呢？他无不慨叹地说道：如果不是宁喜，我是断然无法回国的，如今怎么可以恩将仇报。更何况没有十足的把握，万一计划失败，只能得到坏名声，何必呢？
公孙免馀积极请缨说，这件事让我来做，国君无需参与。平公十二年，公孙免馀联合了公孙无地和公孙臣攻打宁氏，结果计划失败，公孙父子均战死。几个月后，公孙免馀卷土重来，才终于打败宁氏，杀死了宁喜和右宰穀。
党于宁氏的石恶受命到宋国出使参加诸侯会盟，结果在朝堂上看到了宁喜的尸体，他给尸体穿上了衣服，抱着宁喜的尸体痛哭流涕。但因为害怕受到牵连，不敢给宁喜入殓，只身去了宋国。后来卫国人讨伐宁氏的亲族，得到消息的石恶逃亡到晋国。卫国人立了他的侄儿石圃，以保存石氏的祭祀。
而献公的同母弟子鲜，听闻这个消息后长叹道：“驱逐我的人流亡在外，接纳我的人身首异处，君臣失信，国法混乱，这个是非混淆的天地，这个黑白颠倒的世界，还让人如何自处？”说完就收拾好了行囊准备逃到晋国去，卫献公派人挽留，子鲜却执意要走。卫献公再次派人去追赶子鲜，在黄河岸边，子鲜对着黄河发下毒誓，此生不再为官。
此后子鲜就寄住在木门，无论坐卧行走都不肯面对卫国。木门大夫劝他为官，他坚决回绝。子鲜不久之后就去世了，卫献公深感愧疚，因此为他服丧一直到死。晋平公十四年，怀着对国人的歉疚，卫献公也溘然辞世。
至于孙林父，仍让他回到自己的封地去，只是多年来的荣耀和光环经过这一系列的变乱再也无法重现。孙林父日渐消沉，整日以钟鼓美乐为伴，不再参与政事。卫献公死后，吴国公子季札访问晋国时路过戚地，听到孙氏家中的歌钟之声，不禁叹道：“夫子正是在这个地方得罪了国君，未受到诛戮已是万幸，如今安居于此，就如同燕子在帐篷上做窝，能否立足尚未可知，却在国君还未下葬的时候寻欢作乐，实在不应该啊！”孙林父闻听此言默然良久，回过神来之后他下令撤去鼓乐，从此之后再也没有听过音乐，终其一生为自己过去的罪孽而忏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