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神山上的女人们
疫情危急时，武汉临时新建火神山医院与雷神山医院。而这其中，有女性建筑工人的贡献。平时，她们在工地上从事重体力劳动，挣微薄的薪水，却常常不被看见。她们是强大的女性力量。
2020年的国际劳动妇女节，我们选择讲述她们的故事。
突击
还是闲不住。从火神山工地回家隔离已经20天，胡晓红蹬蹬地跑下楼，问居委会的人还需不需要志愿者。连着跑了两天，人家说已经招满了。
在武汉江夏区的这个小区里，没人知道43岁的胡晓红是第一批前往火神山医院参与建设的工人。她以前是建筑工地的工人，现在既是工人也是「带班的」。大年三十的晚上，她召集了30个工友赶往火神山工地。他们都叫她「胡姐」，胡姐认识的老板多，经常能联络上活儿。
此前一天是1月23日，武汉因新冠肺炎疫情封城。也是在那一天，胡晓红刚刚建完武汉一间医院的隔离病房。但是，已有的医院没有足够的病房收治患者。新的火神山医院要求10天建成，为武汉提供1000张病床。而此时能用的工人，大多是武汉本地的工人。多年来，武汉江夏区形成了工种突击的产业，各个工种都有，哪里要人随时都能找到。建设火神山医院的消息一传来，这些突击队的工人们纷纷赶来。
除夕，胡晓红本打算和女儿、儿子一起吃年夜饭，有点舍不得。但电话的那一头是她刚搭上线的招工老板，胡晓红有些担心自己不去，以后很难接到这家公司的活儿了。
打电话的人着急，胡晓红也着急，饭只吃到一半。除了安全帽、手套、反光衣和口罩，她什么都没带，脚上还穿着绿色的棉靴。当晚一夜的雷雨，她坐上面包车就出发了。
第二天早上7点，胡晓红领着工人，去现场画线、插旗。下过雨的天很舒服，工地上没有灰，就是风大了点，又赶上生理期，吹得头疼。路面还没有硬化，她换上公司发的雨鞋，一脚一个泥坑。
现场很嘈杂，全靠吼了。这还是她第一次看到那么多挖土机同时作业，气氛真是不同，士气一下子就上来了。「就是打仗一样的。别人那么情愿（干活），我们也要出份力。」她想，幸亏来了，「很光荣」。
在一些工人的回忆里，她们可以每到饭点，大约4个小时更换一次口罩。每个人都戴着口罩工作。吃饭的时候，有的工人彼此还会隔开一段距离。胡晓红从不主动提起疫情，怕影响大家的心情，结束工程后回到家才有些后怕，买了药，在家隔离的时候每天都喝。但在现场的时候实在是太忙了，胡晓红说，根本没有时间考虑会不会感染。
火神山医院的工程时间紧，不同工序之间、各个施工单位之间有很多交叉作业。胡晓红和工人的任务包括，在刚刚被压实的平面上铺防尘垫、防潮垫，然后码钢筋、扎钢筋。
还有很多计划之外的工作。原本该下在附近的一批钢筋，货车司机下在了一里地外。她和工人们得去搬运。6米长的钢筋，四五根一捆，一趟就有百来斤重，肩膀马上就磨红了。工地车多人多，搬的时候得注意别撞上，一不小心就容易摔了，泥地里爬都爬不起来。
进行扎钢筋的工序时，大批的女工进场了。扎钢筋是细活，平时大多由女工做。钢筋跟钢筋横纵铺好之后，交叉的地方需要用细钢丝固定住。像打毛衣一样，用一个L型的小铁钩把细钢丝在交叉处缠一个结。
扎钢筋是流水线作业，简单的一个动作，反反复复，但要蹲在地上扎，一蹲就是一天，工人没有办法坐，也没有办法站。
央视24小时直播火神山和雷神山的建设工地，很多网友在线观看，其中一位发微博说，「那天看直播雷神山，正好混凝土地面扎钢筋，一片全是女工，蹲在地上，哗哗的向前推进。这种远镜头画面，当时被震撼到了。」
52岁的韩桃宝就是扎钢筋的女工之一。她用的是老年机，没有网，新冠肺炎的消息她是看到电视新闻才知道。听别人说这个病会传染人。但她想也没什么的，自己身体好，扛得住。「等医院做好嘛，他们那些病人（可以）去嘛。」
清晨5点40，武汉天还黑着，下了小雨，有点冷。韩桃宝出门的时候儿子还在睡，两个姑娘嫁了，不住家，去工地的事情她也没跟孩子们商量。丈夫是物流司机，武汉新冠肺炎疫情爆发后，一直在公司工作。韩桃宝坐在面包车前往工地的时候，天慢慢亮了，她第一次看到了火神山医院的建设工地。几千个工人戴着口罩干活，分不清男女。见到那么多人都在，她原本有点担忧的心就放下了。
另一些女工也来了，会计粱季和在农村种地的辛红芳从没上过工地。丈夫报名援建后，她们也想出力。疫情当下，听说现场缺工人，粱季希望「一家人齐上阵」，带着15岁的儿子报了名。她们接到的任务是在工地上制作铁皮风管，用铁锤把铁片敲成长方体的管子。辛红芳说，周围敲击的声音「就像打鞭炮一样」，敲上十五六个小时后，根本听不清说话声，脑袋里还「嗡嗡」响。
辛红芳说，平时在农村习惯了，这些体力活她觉得不在话下，只是劳动的时间太长了，有点吃不消。粱季却是第一次尝试重体力活，干活的时候都是站着，一天下来，干完活从工地上走到酒店摆渡车的停靠点还要30分钟，「脚踩在地上都是疼的」。她说，「那种感觉我真的一辈子都不会忘了。」
小工
正月初四，连日阴雨的武汉放晴了，火神山工地上，胡晓红的雨鞋穿了5天，脚底下磨出了水泡。正月初九，火神山正式交付，胡晓红也在那一天离开了工地。她来时不知道进了工地后要住在统一安排的酒店，不能回家。带来的棉服就一直没换过，贴身穿的只好每天洗，再用吹风机吹干。擦脸的香也没带，「脸皴的，手上摸过去就像长了刺一样。痛得要命。」
那双手也都是伤，胡晓红右手的中指向左边弯了一些，但她不记得这是哪次受的伤了。十个指甲每一年都要换掉几个，新长出来的半截是肉粉色，前半截凸起的灰色指甲还没脱落，中间隔着一层血痂。钉子扎脚更常见，疼得受不了，每次胡晓红都会哭，忍着干完活回到家，脚掌已经肿了。
有一回，胡晓红被3米高的钢管砸到了头，当场晕了过去。去医院手术后，休息一段时间又回到工地。但遇到大风的天气和暴晒的时候，都会闷闷地头疼，包里常年得备着止疼药。
国家统计局发布的《2018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曾提到，在全部农民工中，女性占34.8%。而今年中国钢铁工业协会的一次会议上，中国建筑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郑学选也提到，以前在中国的建筑工地上很少看到女建筑工人，女性都是做后勤工作，现在女建筑工人越来越多。
按照当地一位工作了二十多年的招工人员的说法，女性一般做「小工」，一天工作8-10小时，工资在150-200之间，比更要求技术的「大工」们（大多是男性）可能要少一半。
杨媛媛是一支劳务队伍的负责人，也在接到中建三局总承包公司紧急征调的通知后前往了火神山。在她过往的观察中，包括水电工、焊工等一部分「大工」技术含量更高，体力劳动相对来说付出的少一些。扎钢筋的大部分是女性，打下手的杂工也有很多女性，她们需要搬很重的东西，从事重体力劳动。很多泥工会带着老婆一起上工地，丈夫砌墙，妻子就给他和灰，搬运砂浆。她要不停地在工地上转运，一天可能一个女工在工地上就要走三、四万步。此外，在工地上开塔吊的司机、开电器的工人大部分也是女性。
4年前，胡晓红是一个家庭主妇。两个孩子读高中要花钱，丈夫挣的钱不够用，她也出来打工。工地时间灵活，方便顾家，家里有事的时候就能休息。
但她没有工地上的人脉，最初的时候，自己骑着自行车到处找工程，每到一个工地，就问老板还需不需要小工。她逐渐能搬动6米长的钢管，30公斤的货物，学会打电钻，码钢筋、扎钢筋。
胡晓红爱唱歌，平时看见大家干活儿累了，她就唱《粉红色的回忆》，有时是《女儿情》，有时是她喜欢的齐秦的歌。现场的男工人们也跟着她哼起来。「我们做事有时做忘形了，做白日梦去了，一唱一喊，做事特别有劲。」有人说她「傻」，但她不在乎别人怎么看，「只要我开心。」
在工地上休息的时候，她会组织大家一起做小时候的游戏，比如和工地上的姐妹们在刚搭好的毛坯房里玩老鹰抓小鸡、丢手绢。她们旁若无人地大声笑、大声喊。这是工作带来的一点点自由。
也许是她因为总能带动工友们的气氛。在工地上干活的4年时间里，她有了一群信任她的姐妹，她们组成了自己的女工突击队。胡晓红能说普通话，嗓子亮，做事也往往是出众的一个，成了「带班的」。
指挥工人的时候，她的声音能穿过闷沉的机械声。火神山工地上，有一天她和手下的男工人们去拉电缆，电缆又长又重，要有人喊节奏，大家一起使劲儿，才能挪动。几个工头嗓子都哑了，胡晓红站出来，喇叭也没有，一遍遍喊，「加油」，「加油」，「你们是好样的。」直到自己说不出话。
更多时候，胡晓红在工地上带的是女工，为了省外卖钱，她们起早做盒饭，到了中午时都凉了，许多人因此有胃病。她们相互照应，许多人包里都带着零食，谁饿了，胃不舒服了，就能在姐妹的包里找到吃的。
韩桃宝喜欢在工地上聊家常。有的人说，要给儿子攒钱买房子。有的女工担心自己在外打工，小孩住在学校吃不上好菜。她们也聊今年晒了多少腊味，去了哪里拜年，小孩挣钱了有没有给家用。
胡晓红喜欢出门。有时，她去附近的体育馆散步，看姐妹们跳舞，她不会，就站在一边看。一个人在家的时候，她才会打开抖音，学几个舞步。
工地上男性仍然占大多数。偶尔，她会在工地上碰到试图尾随和猥亵女工的行为。起初的时候，她很怕，总是躲着那些爱开玩笑和动手动脚的人。「越是害怕，他们越要欺负你。」她不得不让自己变得胆大。
有一回，一个男工人走到她和几个姐妹旁边小便。她冲上去就大骂，对方反而灰溜溜地跑了。她的姐妹说，「胡姐，还好有你在，你不知道他已经这样好几次了。」遇到动手动脚的人，她第一时间告诉工地上管事的人：要是不开除他，她和姐妹们就要把挑事的人衣服脱光，挂在工地上。
每次她都胜利了。
母亲
女工们大多40-50岁，打工是为了供孩子上学，选择工地是为了挤出一点时间陪伴他们。即便如此，胡晓红仍然觉得愧对孩子。她想要是自己能像有的父母一样陪伴孩子，不出去打工，不出去赚钱，就陪伴儿子一起，每天给他送饭，他也许成绩会更好一点，不会念职业中学。
韦翠梅到工地的原因也是如此。她在火神山医院交付使用后进场清理工业垃圾。她不爱说话，但工地上比男人更卖力。两百根水管，一人扛一根往前走，有时工人们搬累了，坐在一旁歇脚，但她要一直搬完那批货，直到下一辆货车到来的间隙，才休息几分钟。
最疲惫的时候，韦翠梅也没有想过换工作。家里有4个孩子，最小的14岁，工地上的活儿通常从早上7点开始，下午5点左右结束，她能赶回去给孩子们做顿饭。
胡晓红一家人平时住在江夏的小区，接到援建火神山的任务之前，她刚刚带着两个孩子回到自己的老家——江夏区的舒安乡——过年。接到援建火神山医院的任务后，她连夜去了工地，两个孩子还呆在乡下。从火神山医院下来后，武汉封城后许多地方都封了路，她没办法从城里再去往舒安乡，孩子们也没办法回到城里。
一种突如其来的状况发生了。开学的日子延后了，各地都在上网课。在这之前，胡晓红从来没想过，两个孩子要用两部手机上网课，而乡下家里只有一部智能手机。她想再买一部可以上网的智能手机，但却发现因为封路送不过去。
女儿在高中重点班，成绩能排在全年级前10名。儿子的成绩不太理想，上职业高中。最终，学习好的女儿得到了用手机上网课的机会。她很珍惜，每天早晨6点就起床学习，夜晚10点才结束。但儿子的学习就没办法顾上了。
胡晓红打市长热线，到处托人情，想给儿子送一部手机去乡下。但在新型冠状病毒带来的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面前，送一部手机给儿子上网课的难题没有人理会。但对母亲胡晓红来说，孩子读不上书是天大的事情。
在接受《人物》采访时，她聊起了很多工作时的疲惫和困窘，但只有当说起网课时，胡晓红在采访中急出哭腔，耽误了孩子们的学习，她不知道如何是好。「我无脸面对我两个孩子了。」
孩子读书对她来说是顶重要的事情。她一直很后悔自己五年级时的一个决定。那天她正在看借来的《故事会》，父亲问她，「这些字你都认得吗？」她好高兴，想得到爸爸的夸奖，她说，「都认识」。但是父亲却对她说，「那你下学期不要读书了，送你读书也是为别人读。」
她说，「要是当初我告诉我爸我不认识书上的字，我也许能多上一年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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