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 1089，苏东坡的抗疫日记。
苏东坡的一生，跟疫魔有不解之缘，不管是任职山东、浙江、广东，还是流放海南。
封建时代，为官一方，本就很容易碰上大小不等的瘟疫，尤其是人口密集的南方。
公元 1089 年，苏轼 52 岁。
宋仁宗和欧阳修初遇的惊喜，给过他风光；“赤壁赋”“水调歌头”让他触摸到了文学的天花板；当然也有乌台诗案那样的急速跌落。
走过绚烂和低谷，现在他正处于一生中最丰富完满的时代。
朝廷对他委以重任，派他到杭州担任知府，相当于现在的市委书记兼市长。
西湖之畔，一场大规模的瘟疫，考验了他，也成就了他。
一般认为，这个时期，是他政绩的最高点。
下面是他的抗疫日记。
元祐五年（公元 1090 年）
9 月 17 日，阴转多云
到杭州任职已经半年多了，这是个美丽的城市，我尤其爱泛舟西湖。
十几年前我曾在这里当过通判，这个岗位主要掌管粮运、家田、水利和诉讼诸事，同时对州府长官有监察责任。
当时我才 37 岁，人也比较浪漫，曾写下「总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的句子。
这次任职，也算是故地重游。
很感谢朝廷让我来杭州当知府，让我再次为这一方热土服务。从今以后，我就是杭州 50 万人民的儿子。
来杭州前，我已被任命为龙图阁学士。虽然这是个从三品的虚职，但我很荣幸。因为我的前辈范仲淹也曾担任过这个职务。
犹记得，抵杭当天，我把行李放好，泡了一壶龙井茶，喝一口，整个人神清气爽。
当时我在日记里写道：此任，责任重大，使命光荣，我一定不负朝廷重托，好好为杭州百姓做些事。
9 月 23 日，阴天
赴任杭州之前，组织部门在开封找我谈话，说到杭州最要紧的事，一是整治西湖，二是防范瘟疫。
杭州地处水陆交汇之地，海陆行旅福臻云集，历史上经常发生瘟疫。
其实我并不陌生。
14 年前，也就是熙宁八年，杭州先旱后疫，官员们反应迟钝，又想瞒报，导致灾情愈演愈烈，最后一半左右百姓死亡。
可是当时的知府居然找了几个写手，把坏事说成好事，马屁文贴得杭州城到处都是。
作为通判，我都看在眼里，职责所在，我举报了不作为的官员沈起等人，并上书朝廷，请求救济。
当时还写诗表达了自己的愤怒和无奈——「几时归去，作个闲人。对一张琴，一壶酒，一溪云。」
因为得罪了杭州的实权人物，一年不到，我就被调离了。
这次，我是有心理准备的。
刚到任那段时间，整个杭州也在闹旱灾，并导致了饥荒，米价从 60 文一斗，只用两个月就飙涨到了 95 文一斗，再这样下去，老百姓吃不起大米饭。
大概用了半年时间，我带着杭州官民整治西湖，并与旱灾作斗争。大家把挖出来的淤泥堆在一起，贯穿整个西湖，变成了一道长长的泥堤，大家开玩笑，把它称为「苏堤」。
为老百姓做点事，那种感觉真的妙极了。金杯银杯不如百姓的口碑，金奖银奖不如百姓的褒奖。
就这样，官有为，民安乐。多好啊！
可是，整治西湖的工作刚刚收尾，瘟疫就开始流行。
今天到几家工厂、居民区和医院看了看，到处是求医问药的群众，果然灾情严重，我最害怕的是「人传人」。请教了几个本地老人，他们说这次瘟疫，百年难遇。
我内心的压力可想而知。
9 月 24 日，多云
今天没穿工作服，去几家药铺调研，要是穿了那一身红色圆领公服，估计看不到真相，都是形式主义了。
我发现，有人居然在哄抬药价，有的还把药藏起来，囤积居奇。这实在是太让人难以容忍了。我马上跟秘书说，要市场监管部门马上重罚，尤其是领头的「金万药铺」。
百姓安康是大事，我之前在四川的时候，对医学制药很感兴趣，略知一二。四川那地方，雾瘴严重，我与巢谷老师曾经研发出一种药，取名「圣散子」。
学医艰难，但这次实在没有办法，我准备试试圣散子。以前这个方子在疫区曾经用过。煮一釜，不问老少良贱，各饮一大盏，时气不入其门。效果很好。
这种药，由高良姜、厚朴、半夏、甘草、草豆蔻、木猪苓、柴胡、藿香和石昌蒲等配制而成，对疟疾、霍乱、流感都有明显疗效。
只是此药温热，在不同的地方，药效可能不一样。
想到此，内心大为忐忑。
9 月 25 日，晴
可能我在很多人眼里是诗人，茶商，水利专家，美食家，但可能大家都忽略了我的一个身份，那就是狂热的医学和养生研究爱好者，也是半个医生。
我主张，养生在于养心，心是人的主宰，也是精气神的关键。「心静则神清，心定则神凝」，「物之来也，吾无所增；物之去也，吾无所亏」。范仲淹老师说过，「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应该是一个道理。
写到这里，忽然想起来，很长时间没有长啸和静坐了。难怪最近杂念丛生，气运不畅。
这个习惯，一定要坚持下去啊。
人生的所谓顺逆，不过是种心情。
9 月 26 日，晴
今天看到一些受疫情所害的百姓在街头抱头哭泣，心里很乱，也很痛。
连日记都不想写了。
9 月 28 日，晴
圣散子一试之下，居然特别有效，百姓趋之若鹜。我决定，只送药，不开方；只救穷人，少管富人。
富人们家境好，有条件隔离，一般不会沾染疫病，如果他们真想用我的药，除非他们给慈善组织捐银百两。
今天萌生了一个想法——办所公立医院。医院就应该是一种慈善和公益事业啊，怎能唯利是图？？？把这个想法跟同事们说了，他们都很赞成。有这样的同事，我真的很骄傲。
开医院需要大量启动资金，现在府衙已经没有多少钱，赤字严重，最多能挤出 2000 贯办公事业经费，有点杯水车薪。我想多向社会募捐，跟闰之和朝云（注：东坡夫人及侍妾）商量了一下，她们把嫁妆也卖了，出 50 两黄金。
没想到的是，很多人看到我们出这么多钱，都行动起来了，你一块我一块，居然真的筹到不少钱。真的好感动。
10 月 2 日，多云
杭州有大半年没有下雨了，这是旱灾和瘟疫的重要原因之一。
今天去众安桥附近，看了看安乐坊，也就是前些天我决定要建的公立医院，其实它的办公地点就是国有资产，一个闲置多年的院子，我们还招聘了一些医护人员。
这所医院据说是有宋以来第一所公立医院，之前历史何止千年，也没听说过。它凝聚了很多人的心血，我一定要把它盖好。
为了把医院管理好，我也费了不少心思。我请几位僧人朋友做医院的管理层，领头的是我的好朋友，叫参寥，是西湖智果寺的主持。
我觉得他们很尽职尽责。医院与佛教的很多理念，也是比较接近的，希望他们能够用好这个平台，多做些善事。
我还有一个愿望，就是把安乐坊的医护人员纳入公务员编制，甚至是参公管理，让她们没有后顾之忧。
10 月 7 日，晴
我已经受够了杭州的太阳，这么长时间不下雨，你让老百姓怎么活？受瘟疫之苦的老百姓虽然减少很多，但是要让疫魔彻底离开，还需要老天帮忙。
我挂念着杭州城衣食无着的群众，让民政部门煮了很多稀饭，分给他们。
今天从京城来了几个邸报记者，和他们同来的还有大辽国际时报和西夏晚报的记者，想采访我，介绍一下治疗治瘟疫的经验。辽国和西夏的确诊和疑似病例也有不少，隔离了很多人，他们很着急。
其实我有什么好说的呢？我只是做了自己该做的事情而已。再说疫情还没有结束，此时谈经验，言之尚早。
低调，低调。
10 月 10 日，阴，有雨丝
今天只想说一件事。
早上刚起床，就有仆人跑来报告：老爷老爷，下雨了！
我不信，跑出去看，确实是下了点，但有些失望，老天爷也太吝啬了，这雨下得，连半毫米都不到。
安乐坊的做法获得了朝廷和各省的重视，已经有很多人想来取经，太医院也想来调研，想推广我们的经验，他们的要求被我一概婉拒。
我跟他们说，杭州的疫情只是稍微减轻了些，要想恢复元气，还需要时间，至少半年到一年。
10 月 15 日，中雨
老天爷够意思！
这是我到杭州以来，见过的最大的雨，堪称喜雨、豪雨。我们终于熬出头了。
为了治疫，这几个月我都没有心思写诗，接连给皇上写了7个报告，请求给予援手。
相继发生了几起恶心的事情，跟 10 多年前一样——杭州遭灾如此之重，居然省里的不少人还在向朝廷报喜，说丰收有望；疫情发生以来，有些干部一直在推卸责任，我都不齿于写下他们的名字；还有一个叫叶温举的税官，很是固执，骂我夸大疫情，一定要克扣我们的救济款。怀疑我夸张，那就来调查啊！
我真的不能理解他们。
讲真话！报实情！不隐瞒！有那么难吗？？？
我不知道别人是怎么做官的，我只会这样做，求一个良心安稳。
我记得 62 年前，先帝（宋仁宗）听闻瘟疫，还曾脱下天子的龙袍，暂离正殿，不受朝贺。除了停止娱乐和肉食，还尽遣太医至疫区。
百姓之福也。
……
今天我又跑去暗访了。看了一天，也放心了。
在杭州军民的共同努力下，我可以负责任地讲一句：我们赢了！杭州恢复了他的体面！
感谢大宋，感谢圣上，感谢逆行的所有人！
也感谢我的家人，他们一直在忍受我的坏脾气！
没办法，老百姓的事，都是大事。
不为他们办点事，今后红薯都不好意思卖！
PS：
记录一下，公元 1090 年发生的其他大事：西安碑林始建；武松（武二郎）出生；大臣秦桧出生；名妓李师师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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