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部国产新片……只能说万万没想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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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门见山。
今天，铺子和大家聊一部新片——
《通往北京的道路》
这是一部新出国产纪录片。
讲述了1840年-1949年间，五位曾影响中国近现代历史的外国人。
通过讲述，它试图回答一个长久的疑问——
当东西方在现代相遇时，会发生什么？
五位外国人。
有创造威氏拼音法（Peking，Kungfu，Moutai），撬开清朝外交大门，并试图让清朝与外界接壤的英国外交官威尔玛；
有开创中国海关、税务、气象、印刷等事务，曾在清朝位极一品大臣，死后被授予太子太保尚书衔的爱尔兰人赫德；
有为推翻清朝奔走使劲，力图让古老中国转型为共和制，并扶持袁世凯登上总统之位的英国记者、冒险家莫理循；
……
他们大都客居中国多年，深度参与过这里的各种大变革。
因为不难想象的原因。
五人要么被历史漠视，要么被国人误解。
而重新认识他们……
或许，我们能更加认识自己。
五人中被误解最深的，是司徒雷登。
1949年底，人民日报刊登了主席的一篇文章《别了，司徒雷登》。
这是一篇政治属性很强的文章。
文中，司徒雷登被称为“美国对华政策彻底失败的象征”，被讽刺为“美帝主义侵略中国的工具”。
这个名字，因此被划入了耻辱册。
但很少有人关心：
司徒雷登，到底是谁？
1876年，司徒雷登出生于中国杭州。
他父母是第一批从美国到中国的传教士。
在杭州，司徒雷登度过了自己的童年。
11岁时，他回到美国读书。
大学毕业后，他再次回到杭州，开始跟随父亲传教和教书。
此时的司徒雷登，还有一个愿望——
建设一所自己理想中的大学。
1918年，这个机会来了。
北京有两所教会大学决定合并。
这两所学校因一些历史矛盾，多次协商未果，便决定选一位与两校都无关的人担任校长。
此时，司徒雷登在南京神学院执教多年，成为新校长的最佳人选。
而这所新成立的学校，正是燕京大学。
司徒雷登接手学校时，那里规模很小。
学生只有94人。
原因很简单，没有什么经费。
燕京大学是私立大学，不接受任何形式的政府资助。
司徒雷登只能不断往返美国，募捐筹款。
当时，国内对美国的印象很好。
因为美国既没夺取过我们的领土，还接受了国内大量的留学生。
有了经费后，司徒雷登决定给学校另选新址。
他买下了一块清朝亲王废弃的园地。
1922年，校园建造开始——
建筑风格，杂糅了秀美的苏杭园林与大气恢弘的北京印象。
但建筑内里，是钢筋水泥结构。
用来保障学校的照明取暖等功能。
学校中间，还有一个干湖。
因废弃太久，人忘其名。
燕大建成后放入活水，经钱穆教授提议，命名为“未名湖”。
而湖旁的校园储水塔，也很有特点。
采用辽代密檐式十三级佛塔形式，就成了“博雅塔”。
这湖光塔影，堪称燕园景色点睛之笔。
不久后，融合中西的燕园是正式建成。
这是司徒雷登的得意之作。
他曾自豪地宣称：
“凡是来访者，无不称赞燕京大学是世界上最美丽的校园——它有助于加深学生对这个学校及其国际主义理想的感情。”
国际主义理想，东西文明融合。
这是司徒雷登的建校理念。
所以，虽然燕大是一所教会学校，司徒雷登是一个忠实教徒。
但他并不要求学生必须信教。
这里的学生，可以信仰基督，可以信仰三民主义，也可以信仰马克思主义。
“首先，这里要是一所真正的大学。”
1926年，学校整体搬迁完毕。
也正是这年，司徒雷登的妻子病逝。
此后，司徒雷登没有再娶。
“学生就是我的孩子，燕大就是我的家。”
他在日记里写道。
他立志，要把燕大办成一所对当时中国最有用的学校。
什么是有用？
在司徒雷登看来，工业最有用。
因此，燕大开设了大量工程类和职业技术类课程。
力求帮学生掌握各种工业技术。
燕大，不是培养官僚接班人的地方。
这里为当时的中国，培养了大量实用主义人才。
并且，他还在燕大设立了中国第一个新闻系。
开设了“新闻特写”、“新闻通讯”等课程。
这里的毕业生，几乎占据了中国驻外机构的全部名额。
他们也支撑着中国新闻业未来的发展。
同时，司徒雷登还积极和欧美高校联系。
为燕大争取了大量的留学名额。
1928年，燕京大学还与哈佛大学合作，成立了哈佛燕京学社。
因为司徒雷登认为，中西方应相互学习。
“西方长期以来，以种族傲慢充满了对其他古老文明的偏见与歧视。西方人应该学习中国的哲学。”
他同时也认为，燕大固然是中国的大学。
但这里的学生，要有国际化的视野。
为什么要有国际化视野？
当然不是为了利己。
在司徒雷登看来：
学生们有国际化视野，才能认清中国当时的弊病，才能更好的救国。
他一向很支持学生的爱国行动。
甚至会亲身带队——
1931年，“九一八”事变。
司徒雷登亲自带领数百名燕京大学师生走上街头游行，在队伍最前方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1934年，司徒雷登赴美筹款。
却突然接到燕大要他返校的急电——
北平学生为了反对国民政府“对日不抵抗政策”，组织请愿团赴南京。
燕大学生也参与此中。
司徒雷登立即赶回北平，并召开全校大会。
干嘛？
他说：“我在上海下船时，首先问来接我的人，燕大的学生是否也去南京请愿了？我听到答复‘是’，这才放心。如果此次燕大学生没有参加请愿，那说明我办教育几十年就完全失败了。”
抗日战争正式爆发后，日军占领了北平。
北大清华等高校，都撤到了南方。
但司徒雷登选择留在北平。
为了北平的文化自由。
但这只是他的个人抉择，如果学生想走，他会为学生们安排合适的出逃路线，并联络沿途的朋友照顾学生。
而留守校园的学生，司徒雷登经常会对他们公开讲话：
“燕京大学不是世外桃源，不能两耳不闻窗外事，而是要关心国家大事。现在的燕京大学处在沦陷区，不要被日寇的反面宣传所迷惑。”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
日本不再顾忌美国方面的反应。
直接逮捕了司徒雷登本人。
监狱里，司徒雷登受到了各种审问。
日军想知道那些爱国学生的具体去向。
他当然没有讲。
学生是他的孩子。
终于，1945年，日本投降。
出狱第二天，司徒雷登就开始了燕大的重启工作。
但，时势弄人。
1945年，国共内战迫在眉睫。
美国派出马歇尔特使调停国共纠纷，但由于复杂的原因，调停失败。
这时，他提名司徒雷登担任美国驻华大使。
因为当时的国共双方，都有他的学生担任着重要职务。
所以虽然司徒雷登并无政治经验，但还是被任命为美国驻华大使。
而司徒雷登接下驻华大使一职，主要有两个打算。
一个，是为了复建燕京大学。
一个，是为了促成中国的和平：
“我之参与若存一线希望，促使国民党人与共产党人组成联合政府及统一的军队以结束此场耗竭民力、自相残杀之内战，我即不惜代价，全力以赴。”
他当然失败了。
司徒雷登是一个执着的，促进中美关系发展的理想主义者。
但没人听他建议，内战全面爆发。
司徒雷登痛责自己失职，写道：
“我辜负了中国人民对我的信任。我未能说服任何一方为达成协议而作出让步。”
1948年，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
与此同时，北平上海的学生，开始举行大规模反美游行。
司徒雷登担心此举伤害中美友谊。
他回到燕京大学，却发现自己的学生同样在抗议。
甚至把他争取到的营养补助劵，全部撕碎贴到了墙上。
1949年4月，人民解放军攻占南京。
西方各驻华大使，都随国民政府迁到了广州。
但司徒雷登没有走——
他想和即将诞生的共产党政权，建立外交关系。
但美国国务院拒绝了他，并要求他立即返美。
就这样，司徒雷登黯然离别生活了45年的中国。
从此，他再也没有踏上中国的土地。
回到美国后，司徒雷登一病不起，瘫痪在了轮椅和病榻上。
并且，因为他有“通共”嫌疑，收到了美国政府的各种禁令，生活方面也一直遭受麦卡锡主义者的针对。
病逝之前，司徒雷登留下遗嘱：
希望自己的骨灰，能埋在燕京大学校园里。
1962年，司徒雷登病逝。
他的葬礼在中国民族乐《阳关三叠》中结束。
但他的遗嘱，始终没能实现。
2008年，杭州终于接受了他的骨灰。
如今，司徒雷登的骨灰葬于杭州半山安贤园，墓碑上写着：“司徒雷登，1876—1962，燕京大学首任校长。”
司徒雷登并不是一位政客。
他更多是一位中美间的文化传播者。
只是大时代之下，他并无法左右什么。
虽然无可否认，他还是做到了很多——
燕大建校33年，为中国输出了许多人才：中国科学院院士42人，中国工程院院士11人，卓有成绩者超过100人……
燕大解散后，也为中国高校留下了一笔巨大财富。
只是对于司徒雷登来说，这段中国旅程，或许很难说清到底是什么滋味。
而铺子看时，更多的是忧伤。
一种来自历史，来自时代的忧伤。
克罗齐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
中国至今，仍未全然拥抱世界，但也未置身事外。
中美关系，也依旧是当下世界最重要的议题之一。
而关于这一切，历史也早已给了我们参考答案：
开阔眼界，消除偏见。
只是不知道：
我们，所有人，能做到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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