男人都喜欢看球，玩球。
足球不愧于是世界第一大运动，世界杯一来，国内沸沸扬扬的娱乐圈黑幕暂时遇冷。我们迎来了无数的真球迷、伪球迷，以及通过各种形式与足球搭上关系的人。
比如，今年俄罗斯的世界杯上，我们除了国家男子足球队没去，其他元素都去了。比如，还有很多买球的人。比如，这几天，有一连足球场上每个队多少个人都不知道的妹子，既然天天问我买哪个队。
今天说点历史。
很多做人都觉得，民国虽然国运多舛，但这个时期在科技文化艺术领域上，我们出了很多大师。其实，那个时期，我们的足球在世界上也不落后，甚至一度可以说是处于一流水平。尤其是在亚洲来说，现在那些二五二六的当时做小弟都不配。
现代足球的鼻祖是英格兰，古代的足球鼻祖是中国。
春秋战国我们就有足球的记载，汉代时开始叫蹴鞠，从官方到民间都玩的很溜。比如，刘邦就是一个很喜欢踢球的皇帝，踢的还是“前锋”，据说还进了很多球，当然水分很大，那叫“领导球”。到了唐朝，连我们的女生都踢球了。可惜的是到了清代，基本蹴鞠就消失了，据说是东北入主的那批人喜欢玩冰球。
现代足球一般以1863年10月26日在伦敦成立“英国足球联合会”为起源。
这个时期，中国国内与国际接轨的足球运动，最早也是在香港、上海等沿海地区展开。这个时候，多为租借里的外国人在玩，比如各个租界里办公部门之间的比赛。
19世纪末期，陆续在一些教会学校中开始有中国学生踢足球。1904、1908年，在香港，国人足球爱好者相继成立了“华人足球队”和“南华足球队”。1901年，上海的圣约翰学院、南洋学校也成立了足球队。这两所学校每年进行一次比赛。1911年后，上海的东吴大学、金陵大学等八所学校加入，号称“华东八大学体育联合会”。
时间来到了20世纪的20、30年代。
虽然国内军阀割据，局部地处战斗不断，但是足球运动并没有在炮火下落下。北方，张作霖也喜欢足球，还在部队开展了联赛。南方，黄埔军校里的足球运动也开展的风风火火。
此时，各大城市的一些学校也纷纷成立足球队，并联合起来举行校际比赛。
官方方面，1908年至1923年间，两次全国运动会都设立了足球项目，前三名都是高校联队。
国际方面，1923年，香港南华足球队远赴澳大利亚，开创了中国体育代表团出国比赛的先例。这场比赛我们没输。
最重要的是，在1913年到1934年之间，由中国、日本、菲律宾三国参的远东运动会一共召开了10届，除第一届获得亚军外，中国队连获9届足球世界冠军。当时，每逢中国足球队与日本队交战，一般都是大比分胜出。比如5比1，4比0等。这让日本足球颜面尽失，因为有一半的进球是头球。
据统计，民国时，在对外方面，中国队横扫东南亚各队，战27场，胜24场平3场。值得一提的是，谭咏麟的父亲谭江柏曾是这支球队的主力干将。
1936年，中国足球队参加了在柏林举行的奥运会比赛，因为是单场淘汰制，最终输给了英国，提前出局。
但想到当时中国队的条件，虽然输球，外国媒体还是盛赞中国足球的实力丝毫不亚于欧洲足球。之后，球队与欧洲多个球队的友谊赛都获得了不错的成绩。
现在人们都知道，职业足球是一项烧钱的项目，包括国家队。在民国时期，当时中国的足球可没现在经费充足，业余或者民间足球队而是靠募捐和表演赛来募集资金。
1936年，国足为参加奥运会，先是社会募捐，好不容易凑了17万元，还差5万。差的这5万元靠着国足队员在东南亚各国打友谊赛凑齐的。
队员们为了节省开支，住在一个房间里面，打地铺，自己买菜做饭。
此后不久，日本发起全面侵华战争，中国足球运动在国际方面被迫停滞，国内也深受影响。
民国时期，虽然内忧外患，但我国的足球水平可圈可点。
同时，在此期间，还出现了一些特别有才华的足球运动员，比如李惠堂。
李惠堂，字光梁，1905年出生于广东。16岁时，李惠堂因为身强体壮，球技出众，加入了南华足球队乙组，次年升入甲组，并多次率队在香港的足球赛和沪港埠际赛中夺得冠军。
1923年，李惠堂率队出征澳大利亚。当时，外国普遍看不起中国人，当地媒体还丑化中国人，登了一幅漫画，画中的中国球员面黄肌瘦，每人拖着长辫进入球场。但就在第二天，中国队3比3战平了当地的最强球队。这场比赛，李惠堂上演了帽子戏法。
李惠堂从1923年起多次率领中华代表队在远东运动会上获得冠军。当时的媒体曾报道：“历次远东运动会中，中国在失败之中占面子的，只有足球一项。在个人方面，我们决不能否认李惠堂特殊的功绩。”
1926年，李惠堂担任中华足球队队长。在上海举行的万国足球锦标赛中，他率队战胜了葡萄牙、苏格兰。
1929年，李惠堂受聘为复旦大学体育系主任和足球队教练。而在这个正式稳定的职业前，他一边踢足球，一边打工。
李惠堂赢得了“亚洲球王”、“球怪”、“铁腿”等一系列称号。值得一提的是，1941年对阵马来西亚的比赛中，李惠堂一脚射穿了对方的球网。坊间还流传，某次中国队与外国球队交锋，李惠堂主罚的点球，连人带球一块儿踢进了门线，直令对方守门员呕吐不止。
日本侵占香港后，李惠堂回到广州，专门从事足球书籍的写作，后又移居香港。1954年当选为亚洲足球联合会秘书长，1965年当选为国际足联副主席，1979年病逝。
据统计，李惠堂一生进球近2000个，与巴西的里登雷克、德国球星宾德、球王贝利以及独狼罗马里奥是迄今世界上进球逾千个的五大巨星。
有人说，足球运动发展如何是根植于什么样的文化和思想的。
民国时期，中国足球虽然取得了不错的成绩，但总体上仍停留在业余层面。可正是这些业余的群体有着非业余的精神和文化才造就了斐然的成绩。
1936年，参加柏林奥运会的中国足球队队员来自各行各业，包括驾驶员、警务员、律师事务所书记、商人、公司秘书及大学生等。在这些运动员看来，他们出国是代表了自己的国家，一定要踢出自己的精气神。这点上有点像现在的冰岛，一个30多万人口的国家，连23个国家足球运动员里很多都是有正式职业的。比如，那个扑出点球的守门员几年前的职业就是导演。
民国时期，每个有识之士都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为国争光。李惠堂在率队参加的几次远东运动会和国际友谊赛中，时刻把国家荣誉放在首位，所以顽强拼搏，屡战屡胜。李惠堂曾经说，国家的盛衰，取决于民族的强弱。种强则国强，种弱则国弱。
尽管李惠堂是半路出家，而且很长一段时间里边打工边踢球，但他对于体育和足球的意义有着深刻的认识。
在他看来，体育不只是身体锻炼，还关系到人生、社会、国家、民族。凡是公共卫生、个人自治、社会公益、民众纪律，乃至于国防建设，无不从体育训练中得来。所以，李惠堂提出“读书不忘体育，体育不忘读书”。一个人有了高深的学识，而无健全的精神去利用他的智慧，或者是只有健全的体魄，而无优良的学识去利用他的魄力，两者同样不行。
李惠堂还认为，足球能联络感情，消除隔膜，能引导良好道德和奋斗精神，尤其适合年轻人的成长。他教育年轻人，踢球不管有钱没钱，钱不是第一，锻炼身体是第一。比赛中，输赢不是第一，展示出自己的拼搏才是第一。
当然，李惠堂也知道足球不是解决国计民生的万能钥匙。他说“假如我国突然产生了十一个出类拔萃的超越良才，纵横捭阖，踢平了四海五洲，如果事事未上轨道，也不见得马上可以国富民强。”他这个话的意思是说以足球为突破口，振奋国人的精神，进而带动其他事业的发展。
末了，提个醒。
买球虽有乐趣，但要适可而止，尤其是别玩大了。
买球要反着买，别墅靠大海。买球要买冷门，豪车开进门。买球买强队，天台去排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