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藩王们为何热衷于护持道教：政治逃避还是政治野心？

道教在明朝真的走向衰落了吗？在明朝的国家事务中，道教扮演着怎样的角色？美国佛罗里达大学教授王岗研究发现，道教在明代恰恰是某种兴盛的新发展，明代道教的兴盛与藩王制度有着天然的内在关联。那么，明朝分封各地的藩王热衷于道教，是逃避政治，还是政治野心？

在主流的道教研究中，往往认为明代道教处于沉寂衰落之中。最近，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明代藩王与道教：王朝精英的制度化护教》一书，对这个观点进行了颠覆性的历史解读。在美国佛罗里达大学语言文学文化系副教授王岗（Richard G. Wang）的这部新著中，明代的道教借助神乐观，使得道教渗透到了国家中央机构当中，道士也在国家仪典的施演中担当了垄断性的角色，甚至道教在明代的精英文化中占据核心位置。王岗的研究，颠覆了明代藩王阘茸无为和明代道教衰落沉寂这两种传统认知：道教在明代恰恰是某种兴盛的新发展。

正如书名所示，在《明代藩王与道教：王朝精英的制度化护教》中，王岗将研究的视角转向明代分封于各地的藩王，更注重道教及其护教人群在明代地方社会中的广泛存在和在基层社会的生存状况，而非聚焦于宫廷与道教上层精英的关系及其政治影响。基于文献研究和田野调查，王岗发现，除了个人信仰的因素之外，资助道观及其宗教典礼、豢养道士、整理刊刻道教典籍，成为明代藩王巩固和展示影响力的一种方式。在此过程中，藩王们深深卷入了地方社会中宗教文化事业之运作，成为明代官方宗教政策与地方民众的信仰需求之间的中介者。

在王岗看来，明代道教的兴盛与藩王制度有着天然的内在关联。明代藩王广泛参与了对道庙的支持，进而使这些城市庙宇成了国家宗教地理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对道教的文学支持、与道士结交以及取用道号等，展示了藩王接纳道教的其他几个重要方面。他们对道教的积极支持动力十足，从许多不同方面一起参与道教活动。

《明代藩王与道教：王朝精英的制度化护教》

[美]王岗著，秦国帅译

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年9月版

道教，为明代藩王提供了一种精神载体，用以表达他们在藩禁制度所划定的社会角色中不可能享有的超越的身份认同和自主的自由。地方道教宫观充分利用了其与藩王的特殊亲密关系。为自身的宗教和世俗利益，这些宫观也借此扩大了道庙的规模，并发挥出了更大的影响，甚至极有可能逾越了政府所施加的限制。同时，来自藩王的支持又协调了官方的宗教政策与普通人的精神需求。有时候，这些藩王会利用自己的权力来改变官方限制，并对道教的发展产生了影响。

2012年，《明代藩王与道教：王朝精英的制度化护教》英文版由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后，美国加州大学河滨分校教授贾晋珠（Lucille Chia）于2014年6月在《哈佛亚洲研究学报》第74卷第1期发表了针对该书的书评。贾晋珠将王岗的《明代藩王与道教》与卜正民的《为权力祈祷：佛教与晚明中国士绅社会的形成》相提并论，认为王岗“这部书打通了明史研究中尚处于荒芜状态的两个领域：明代道教，以及情况稍好一些的——明代藩王”。

下文为贾晋珠所撰写的《明代藩王与道教》书评，由该书中文版责任编辑黎大伟翻译，作者贾晋珠和上海古籍出版社授权刊发。

评《明代藩王与道教：王朝精英的制度化护教》

作者丨贾晋珠

王岗（Richard G. Wang）积十几年之力完成的《明代藩王与道教：王朝精英的制度化护教》一书，讨论了明代藩王家族广泛而多样的道教活动，是一项令人印象深刻的、细致的学术研究。这部书打通了明史研究中尚处于荒芜状态的两个领域：明代道教，以及情况稍好一些的——明代藩王。

正如王岗所指出的，关于明代宗室精英如何参与地方性宗教活动的研究，一直落后于对宋代和清代的同类研究，并且，学术界也一直没有能与卜正民（Timothy Brook）关于晚明士绅精英的佛教支持活动的著作（Praying for Power：Buddhism and the Formation of Gentry Society in Late-Ming China，中译本：《为权力祈祷：佛教与晚明中国士绅社会的形成》，张华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相匹配的对明代藩王的相应研究。这种忽视部分来自学术界长期流行的对明代藩王的偏见，如历史学家傅衣凌所说：“（明代藩王）食租衣税，无所事事，就是溺佛烧丹。”那么，我们怎样才能论证，无论在国家层面还是地方层面，明代宗藩人群的历史重要性呢？

明初藩王分封图

王岗发现，终明一代，有288位藩王（包括亲王和地位较低的郡王）以及291位低等级的宗藩成员“参与了道教活动”。尽管相对于王朝整个时段的宗藩人口总数，这大约600人所占比例不到1%，但是，必定还有其他我们不甚了解的宗藩成员也参与了道教活动，比如宗藩的女性成员，只是关于她们的史料罕有保存下来的。

为什么这些宗藩人士会护持道教呢？他们是要通过宗教行为在封国所在的地方社会中攫取更具影响力的地位？抑或通过护持道教来组建全帝国范围的关系网络，特别是与中央朝廷的关系网？哪怕是就一个个案如此发问，也显示出这些问题的复杂性。

王岗的绪论，从对深深浸润于道教生活方式的朱权（1378-1448）的讨论开始。此人是明太祖的一个儿子，始封于帝国北部边境（今内蒙古），后来徙置于江西南昌的宁藩的始祖。在其20岁之前，朱权已经编纂了一部百科全书，其中有一章是关于道教的。此章所收65个新词条中，有43个是朱权写的。在朱权一生撰写或编纂的70余部著作中，至少有25部以道教为主题，他的杂剧作品中有3部亦然。朱权不仅赞助其封国乃至全帝国范围内著名的道教圣地的道观和道士，他本人还成为道教正一派中净明道的一位宗师。

最后，在朱权的后代中，也有不少人，包括好几位宁王，积极地赞助或亲身投入道教活动中。尽管朱权对道教的热情尤其特出，促使他奉道的因素在明代藩王人群中却是具有普遍性的：个人兴趣；明帝国国家典礼仪式中对精通仪式乐舞的道士的格外倚重（从明太祖开始）；曾经在帝国初代藩王统御下的军人们对道教神祇如真武的特殊信仰；被朝廷剥夺了政治和军事权力的后期藩王从道教中获得了慰藉；在封国所在的地方社会中维持存在感的一种方式；倾泻宗教和文学热情的渠道。

位于江西南昌的朱权墓前八角状华表，

自上而下阴刻八道字符

该书第一章对明代藩王历史作了一番有益的概述。王岗指出，讫至永乐朝（1403-1421）后期，明太祖曾托付于最早一批藩王的可观的军事力量已经被显著地削减了。在“藩禁”制度下，藩王们被禁止统御军队、参与政事、干预行政机关、从事士农工商诸业，藩王及其亲属们的生活空间日益窘促。他们也不得逾越所封藩国的界限，与其他藩王来往，并且只能依赖朝廷发给的岁禄生活。

在此情境下，藩王们主要的官方职能就是作为国家的代表在其封地内主持国家性的仪式典礼，而这些典礼有着鲜明的道教风格，往往是由熟谙仪式乐舞的道士来施演的。耳濡目染下，藩王们对道教的兴趣被点燃了。他们中有的人成为道教宗师而被纳入教派谱系，有的亲自施演道教仪式，有的成为道士的赞助人，有的资助道观的修建和日常运行，有的编撰刊刻道教书籍。

在第一章和第二章的一些片段中，王岗进一步讨论了明代藩王及其他宗藩成员是如何被道教吸引的。他提出但并未充分讨论的一个解释是：明太祖和明成祖与道教及道士有着密切的关系，相形之下，他们对士大夫们所捍卫的儒学并不信任。这种立场影响了他们的亲属和后代。

王岗还指出，时代稍后的藩王们丧失了大部分政治、军事权力后，自身了无价值的空虚感，被隔绝于社会生活的孤独处境，促使他们趋向宗教生活。同时，明代初期皇室对道教的偏爱，意味着上至中央朝廷、下至藩国的很多国家仪典都由道士来施行，因此，代表国家主持这些仪式的藩王们自然而然地与来自道教的仪式专家们熟稔起来，并对道教发生兴趣。

在第三章，王岗从各种类型的文献中钩稽出了藩王们违背“藩禁”制度的大量史实，以更深入地讨论他们是如何参与道教仪式的。比如，“藩禁”制度禁止藩王加入道教教团以及受箓成为道士，但很多藩王对此视若无睹，包括一些等级最高的、统治着最主要藩府的亲王。如朱权，成了道教正一派的净明道的宗师。其他一些宗藩人士则将他们的道教身份认同凌驾于宗室身份之上。辽王朱宪，甚至在平日里也穿着道士法服。吉藩的朱常淳，是全真教龙门派的一个成员，他为了逃避继承王位，不惜诈死。

明礼部祠祭清吏司所颁的道士度牒

今藏上海博物馆

还有一些藩王则将道教仪式作为实现政治野心的手段。如朱柏，第一代湘王，道号紫虚子，曾暗示说他接受了完整的正一授箓仪并达到了最高位阶。1399年，朱柏举行了一场道教的普天大醮，而这一仪式本来是中央朝廷的禁脔。很可能正是因此，朱柏被视为谋逆于建文皇帝，他在这场仪式后不久即自杀，而建文皇帝其时正在大肆捕杀他的那些有叛乱嫌疑的叔父们。略有遗憾的是，除了枚举大量的例证之外，王岗本可以对他的推测作更详尽的分析。

明代的藩王们曾积极地参与书籍的制作和消费，自然，那些涉身道教的藩王也会投身到道教书籍的撰写、编纂、校勘、刊刻、收集、复制中。本书第四章以此为主题，并提供了大量藩府所制作的道书的例子，其中一些被收入《道藏》。王岗论证说，明代藩府制作的道书作为献给皇帝或赠予道观、道士、友人的礼物，刊刻精良，仅印刷有限的数量，不会广泛地流通。对于部分藩府刻书来说，这种说法是正确的，它们往往附有呈给皇帝的献词或由皇室御用的高级道士所作的序言。

然而，也有一些藩府刻书后来被商业性地翻印，并变得极其常见。例如：著名的医学处方集《千金方》；贤哲的传记汇编；赵藩的朱载所编集的内丹著作集成《金丹正理大全》。另外，并非所有的翻印本都能保持优良质量。实际上，很多藩府刻书的书版是在被蛀坏后才借给或转让给衙门或书商的。同时，这些翻印本所用的纸张也往往劣于初印本。

第四章还描述了藩王的某些行为，涉及《道藏》的接受和赠予。比如，明宫廷会把《道藏》副本作为礼物赐予一些藩府。然而，这种赏赐是有限的。至少在一个案例中，徽庄王希望获得第二部《道藏》的请求被拒绝了。这是否意味着藩王们无法把《道藏》赠予他们所支持的道观呢？十分有趣的是，类似于《大藏经》的情况，藩王们和其他的宗藩成员在明代版《道藏》（完成于1447年）的编纂中显然没有扮演积极的角色。这或许仍然是因为宫廷施加的或明或暗的限制。

《道藏》

第五章讨论了明代藩王护持道教的史实中非常显著的一个方面——对道庙的支持。其方式有：向道庙赠送土地、钱财、艺术品、书籍；新建或重建道庙；圈占封地内的道庙或圣地，将其变成家庙。这种支持，尤其是那些来自亲王们的，与非宗室精英们对他们所属意的庙宇的赞助非常相似，但要慷慨得多。

值得注意的是，获得藩王及其亲属赞助的至少386座道庙，绝大多数都位于这些赞助人被分封的城市中及其近郊。这种在地点上的选择体现了“藩禁”制度的约束。再者，这些道庙的精确位置也反映出他们的宗藩赞助人的地位差别。最高级别的亲王们能够赞助那些远离他们封地的道庙，包括那些有全国性影响力的道教圣地，如湖北的武当山，有12个王府在这里建立了“茶庵”，供道士和香客们歇脚住宿。亲王们既拥有雄厚的财力，还能跟宫廷说得上话。在王岗举出的四个例子中，亲王们设法促成了皇帝向他们资助创建或重建的道庙赐予《道藏》，对道庙来说，这是一种极大的荣耀。

然而，正如王岗指出的，级别较低的宗藩成员受到的来自中央政府的监控较少，有更多的行动自由。因此，我们应该考虑到，在与其所在地方基层社会的互动中，这些人在社会地位和行为方式上，应该是近似于非宗室精英，乃至于较为富裕的平民的。问题在于，有关这些低等级宗藩成员的史料寥若晨星，除了一些非常巧合的情况，比如，当他们的名字被记录于信众团体（“社”）的香客名单中时。

第六章讨论了藩王们以文学形式进行的道教活动。王岗论证说，由于藩王们在行动上受到限制，他们通常只能与王府的属官和神职人员交往，而无法与他们所在时代最有声望的士大夫交往。结果，除了16世纪晚期的一些精英文士（包括王世贞和汪道昆）外，他们通常只能资助较为次要的文士。至于藩王自己的文学创作，主要是一些道教主题的诗歌。

明代道教版画

第七章由两部分组成。第一部分讨论藩王与道士的关系，特别是那些具有全国性声望的道士。王岗揭示出，这些道士是藩王的朋友兼宗教导师，经常被邀请到王府去主持法事。这些道士（他们往往担任中央政府的高级道官，或得宠于皇室）的声望，实际上增进了藩王的利益。他们也成为藩王与皇帝之间的一条联络渠道。再者，这些道士在政治上的审慎有类于藩王，甚至有所过之，他们会避免与那些有谋逆嫌疑或失宠于皇帝的藩王交往。

第七章的第二部分探讨了藩王取用道教名号之举。从拥有正式的道教法名，到仅仅取用以“道人”作为后缀的别号，王岗揭示了这一行为的不同类型。这一部分包含了有益的信息，但是，如果将其与前面章节中关于法名的更充分的讨论置于一处，也许会有更好的效果。

本书最令人满意的部分是尾声，这一部分细致地描述了分封于兰州城的肃藩成员代代相传的崇奉道教的家族传统。从精通道教典籍和科仪的初代肃王朱楧到末代肃王，这个家族的成员一直赞助兰州地区的佛教和道教庙宇。

肃王们为何奉道？除个人兴趣之外，王岗给出了很多解释。首先，是因为兰州地区驻有重兵，尤其是初代肃王，他统率着部署在西北边境线上的超过2万名士兵，这意味着兰州地区的人口有大约50%—70%是由军人构成的。军官们崇奉的真武（也即玄武大帝），被认为护佑着北方边境免于异族侵犯。因此，兰州城及其周边，尤其是在军队的驻防地，存在着大量崇奉真武的庙宇和神龛。

明肃王墓

在讨论与兰州玄妙观有关的世俗信众社团（“会”）时，王岗非常清楚地描述了军官们参与的种类多样的道教活动。他提及四通立于1560—1561年的石碑，它们记述了信众社团资助重修玄妙观的经过，也记录了这些社团成员的姓名。在这些名单中，相对于文官，军官在人数上占绝对优势，这暗示了，相对于官方认可的儒家意识形态，军人们更偏爱道教。另外，肃藩王府成员们积极地倡议重修玄妙观并提供慷慨捐赠，很可能鼓励了当地社会中的其他人士，如王府属官、士绅和商人，进行同样的捐赠。

最后，王岗解释说，在这个西北边境地区，“明代藩王和贵族们很可能是把道教当作中华身份认同的象征来护持，作为在这个地区经常失效的官方儒家意识形态的补充”。他在对云南地区道教庙宇的研究中也注意到了同样的现象。

总而言之，王岗的这本有益的著作中充满了有关明代藩王及其道教活动的信息。然而，在许多章节中，史料的分布过于密集了，以至于读者可能会设想，它们如果被更好地编排在一些设计精巧的表格中，或许能给作者留下更充裕的空间来进行详细的论述和推断。另外，王岗提出的关于明代藩王的道教活动的很多问题，对这一人群的佛教活动也同样适用，这足以构成另一本书的主题了。

（本文系对2012年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此书英文版的评论，作者授权翻译发表。作者贾晋珠，系美国加州大学河滨分校教授；文章原载于2014年6月《哈佛亚洲研究学报》第74卷第1期，由黎大伟翻译。）

作者 |贾晋珠（Lucille Chia）

翻译 |黎大伟

摘编 |严步耕

内容编辑 | 董牧孜

值班编辑 | 吴优

校对 | 翟永军

未经新京报书面授权不得转载，欢迎转发至朋友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