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玛丽苏和傻白甜，这部青春剧凭什么豆瓣9.6分？
本文转载自中国新闻周刊
一个寒门女孩要付出多少努力才能冲破出身的上限？
英国作家伍尔夫在1929年出版的《一个人的房间》中提出，“女人要想写小说，必须有钱，再加一间自己的房间。”
今年2月，电视剧《我的天才女友》第二季横空出世，成为现象级女性主义剧集，为这句话提供了一个漂亮的注脚。
《我的天才女友》根据意大利作家埃莱娜·费兰特的小说“那不勒斯”四部曲翻拍而成，讲述了两位贫民区女孩的成长经历，展现了女性一生各个阶段必经的阵痛、觉醒和反抗。从少女时期面对的性侵威胁，到婚恋市场默认的交换法则，再到进入婚姻后，为了保卫话语权和自我意识的日常斗争……原著探讨的问题超乎时空和文化，具有普世性，引起了全球范围的讨论。至今，小说已被翻译成四十多种语言，发行量超过千万册，是图书出版业式微之下的一个奇迹。
故事从上个世纪40年代讲起，在读书无用论大行其道的那不勒斯城区，天性聪敏的莉拉和埃莱娜出生了。
小时候的埃莱娜和莉拉
当别的小孩玩泥巴时，她们抱着唯一的课外书《小妇人》看了又看。两人约定，好好学习，长大了当作家，拿版税，挣大钱。
然而，小学升初中的时候，莉拉在父亲的决断下辍学。埃莱娜父母虽然嘴上抱怨，但一直供她读到大学。由此，两个出身底层的女孩走上了不同的生活轨道，又时常交错在彼此的处境之中，相互扶持。
循规蹈矩的埃莱娜，沿着既有社会规则向上攀爬，勤奋但是盲从。莉拉富有创造力，在动荡的一生中不惜放弃名声与财富也要忠于自我。两个角色一正一邪，但都或多或少兼存在每个女孩的性格里。“好女孩”埃莱娜是女孩被期待的样子，莉拉这样的“坏女孩”是女孩们希望放肆成为的样子。
知识就是权力
大多数情况下，对于男性来说性别本身就是权力，对于女性来说，拥有知识才是权力——女性通过获取知识和经济来源，换得在家庭和社会中的话语权，是《我的天才女友》的题眼。
莉拉被迫辍学后，把自己关在家中鞋铺做鞋子，这是她自救的第一次尝试——证明不念书也能产出价值。
但是鞋铺没有资本和渠道，她设计的鞋子销路不佳。
于是莉拉决定嫁给追求者斯特凡诺，让爸爸、哥哥入伙夫家生意，利用对方现成的商业网络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
但是莉拉低估了父权的力量。嫁人后，她住进了带浴缸的新房子，也进入了失去自我的困境。在那个年代，一个女人不管多聪明和漂亮，也需要用贤惠和生育来巩固自己的婚姻。
婚后的莉拉
可她不想扮演被期待的妻子模样，拒绝做家务，拒绝生孩子。她要求到夫家的肉店里工作，通过赚钱找回对生活的控制感——比如把食物送给生活拮据的邻居、给埃莱娜买几大袋教材和课外书。
但是另一方面，20世纪60年代的意大利处于战后经济复苏阶段，那时的商业世界里充满了不公平的掠夺和倾轧。参与其中的莉拉，在精神层面上不认可这样的“肮脏”的自己，始终不快乐。
当女性有了知识和思想，就会变得难以控制。在莉拉的丈夫、邻居和合作伙伴看来，她就像一只无法被驯服的怪兽。婚姻走向分崩离析后，她的丈夫企图通过剥夺她看书和写作的权利稳住她。她只得小心翼翼地偷写日记，还要藏起来防止丈夫搜查。
不可触及的书本是贯穿莉拉人生的重要意象。
结婚后的莉拉（左）请埃莱娜到家中复习功课（右）
新婚后，被婚姻困在房子里的莉拉请求埃莱娜到她家学习，虽然自己没有机会念书了，看着好朋友学习也是种幸福。她爱上知识分子尼偌后，第一件事就是借来埃莱娜的书重新开始阅读。而当莉拉生下情人的孩子，育儿书籍又成了她仅有的精神寄托。
尽管只有小学学历，但莉拉早早就明白，知识是改变命运的钥匙。每当她寻求改变的时候，她就会走向书中。
我们总说中国高考是千军万马过独木桥，也是寒门学子改变自己命运的第一关。这个逻辑在遥远的那不勒斯也适用。莉拉因为贫穷失去了接受教育的机会，之后的一辈子都在与这个缺失抗争。
走出贫民区
另一位天才少女埃莱娜虽然已经比街坊的小孩走出了很远，但是她在升学、考试、走出贫民区的路径中，也有自己的隐痛。就像所有出走家乡的青年，总是既眷恋它的安逸与归属感，又渴望摆脱它烙印在言行中的痕迹。
在比萨念大学时，莱娜仍会被同学取笑口音，而当她告诉教授未来打算走学术路线时，对方不含蓄地劝她别想一步登天。埃莱娜动摇了——比萨不属于她，回老城区当个高中老师也许才是她的最佳归宿。
当埃莱娜大学毕业回乡探亲时，这种错位更加明显。平时沉默寡言的父亲帮她拎着两大箱行李，特意绕远路回家向街坊打招呼，看啊，我女儿从比萨大学回来了！
意大利那时正处在城市化初级阶段，城乡流动性小。每个家庭在城区所处的位置，几乎封印了下一代未来的命运。父亲是水果商贩的恩佐，长大后继续卖水果，连摊位都没有变；泥水匠儿子帕斯卡莱成为一名共产主义者，但仍是一名泥水匠；卡拉奇兄弟继承了父亲的肉食店，也继承了他的蛮横与不择手段。
乍一看，贫民区里没人能逃脱父辈的影子，除了选择一直念书的埃莱娜。
但就像埃莱娜的教授所言，贫民区的女孩踏入上层社会谈何容易。在城区的人们看来，她是“村里的第一位大学生”，但在比萨的大学同学看来，埃莱娜不过是个“农村来的书呆子”。第二季关于埃莱娜的故事在她回乡后戛然而止，给观众留下一个问号：一个寒门女孩要付出多少努力才能冲破出身的上限？
女性主义电影崛起
在第二季故事的结尾，埃莱娜几经辗转找到她的天才女友莉拉。那时候，莉拉已经带着孩子离开丈夫，住在破败的街区，每天在香肠厂里做重体力劳动挣钱糊口。
莉拉离开丈夫，从阔太太变成一位蓝领女工
她们再相遇的画面中，昔日玩伴像来自两个世界的人，但很难说谁活得更好。
大学毕业的埃莱娜在依附与不依附男性间犹豫不决。虽然受莉拉影响，她崇尚自我意志，但依然会在社交中迎合“他者”的凝视需求。小学学历的莉拉是自己命运的主宰，无论面对丈夫的拳头还是真命天子的抛弃，她只忠于自己的意愿而活，就算丢掉优渥的生活也在所不惜。好在她们都有着顽强的生命力，在各自混沌的生活中，从来没有放弃向前看。
意大利人的家庭观念传统，尤其是在影片发生的年代，结婚、生孩子、做家务是一个女人理所当然的生命轨道。这一点与中国父为子纲、夫唱妇随的家庭伦理很相似。
所幸，受到义务教育保护的中国女孩不会因为想要念书被父亲从家里扔出去，但女性知识分子在各种语境中还是常常被刻板印象定义。比如，在很多人看来，“成为女博士”和“嫁人”似乎是不能两全的选择。而相夫教子依然是现代社会加给女性的性别义务。无论什么学历和国度，尽管夫妻参与家庭管理的程度不一，但家务的天平总是往女性这边倾斜。
从古希腊时期的《荷马史诗》到上个世纪90年代的银幕经典《阿甘正传》和《阳光灿烂的日子》，很长一段时间内，成长故事书写的对象都是男性。影视作品中的年轻女性形象总是以依附、傻白甜、恋爱脑为主，中老年女性则为贤淑、隐忍的奉献型居多。
《阳光灿烂的日子》海报，该片讲述了一群军队大院男孩的成长故事
女性主义电影评论家劳拉·穆尔维曾一语道破这些女性角色的定位，“对于男性的想象世界来说，女人这个符号是作为‘被阉割’的他者存在的。”
随着越来越多女性进入职场，女性在生活和事业上拥有了更多的自主选择权，也重新定义了自己在社会性别结构的位置。这些改变，投射在了观众对娱乐内容的偏好上。
从2012年《甄嬛传》的爆红开始，《武媚娘传奇》《芈月传》《延禧攻略》等大女主剧称霸屏幕。观众用遥控器投票，促使影视剧女性形象在花瓶、配角的单一面孔中，分流出一支关注自我成长的大女主角色。
这样的改变不仅发生在中国。
近年热映的韩国电影《82年出生的金智英》、美国电影《伯德小姐》《消失的爱人》都聚焦了现代女性的生存困境，重新审视了婚姻里的男女二元结构，引起了全球范围的讨论。
在这些女性主义电影中，女性角色不再是被凝视的客体，而是拥有选择权的主体。她们不再以男性的凝视作为打扮、言行和思考的参照坐标，而是以自身发展推动剧情发展。就像《我的天才女友》中，两位主角依赖自我意志提升存在价值，爱情归根到底只是她们了解自身的一个途径。
小说、电视剧、电影作为媒介，是时代性别意识的映射。《我的天才女友》以及一系列女性主义影视作品进入主流视野，标志着性别平权问题在当今语境下迎来了新的思潮。
图源：《我的天才女友》第一季、第二季截图
值班编辑：石若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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