缺猪缺钱缺信心：中小养猪户有多难，猪肉价格就有多高
图/视觉中国
文|《财经》记者 王丽娜 编辑 | 朱弢 2019年末，中国的生猪存栏数量比前一年减少了1.1亿头猪，同比下跌27.5%，这是2020年2月28日，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 近20年来，这个下跌幅度前所未有，今年疫情冲击之下，生猪养殖和供应就更趋紧张，猪肉价格因此始终难有明显回调。
根据农业农村部统计，中国有2600万个养猪场户，其中99%是年出栏500头以下的中小场户，中小养殖场户生产了全国一半的猪肉，是生猪稳产保供不可缺少的部分。农业农村部还表示，将继续加大对中小养殖场户的帮扶带动力度，加快推动恢复产能。
目前，从中央到地方密集出台生猪复产的政策，涉及财政、金融、土地、环评等各领域，为促进生猪生产护航。 中国消耗的猪肉总量近全球的一半，生猪保供事关居民的“菜篮子”和“钱袋子”。
在这种形势下，那些猪和养猪户们经历了什么，生存情况如何，他们能否尽快顺产复养，从而适度增加供应、平抑居高不下的猪肉价格？
今年元旦前后，在全国生猪养殖大省、生猪调出大省河南， 《财经》记者走访河南安阳、洛阳、驻马店等多个市县后发现，占猪肉市场供应半壁江山的中小养殖场们，或面临萎缩，或复产艰难，这可以部分解开猪肉价涨之谜。 而各方面切实行动，帮他们解决有关养猪的各种问题，实际上就是从底层开始缓解猪肉生产与供应的难题。
争抢仔猪，养猪有利可图
在豫南地区从事生猪交易的猪经纪人杨智（化名）经历过多个猪周期，这一年来的经历还是让他有“坐过山车”之感。 2019年7月，生猪出栏价约18元/公斤，现在18元只是每斤的价格，相当于价格翻了一倍。去年10月和今年2月，生猪价格一度逼近40元/公斤，与此相应，一些地方猪肉价格最高时则冲破100元/公斤。
猪价高企，价格又不稳定，交易中的不确定性增多。去年12月，一个客户向杨智订了两车猪，近200头，出栏价是37元/公斤，“当天晚上拉走一车，第二天另外那一车客户不要了。估计是看掉价了，一天价格跌了近3元/公斤，拉过去至少赔5万元。”他只好取消第二车的订单，被猪场罚款了事。
现在杨智却被要猪的电话追着。他合作的一些大猪场，需要先交少量定金，竞拍中标后当天下午打全款。一车百十头的猪70万元左右，浙江的一个客户订了三车猪，全款200多万当天打过来，“俺俩都没见过面。有的小老板听说要先交定金，还害怕，这猪都没见到呢。”还有一个客户，一次从他那订了八车猪，竞拍前跟他商量出价时，“就说今天志在必得，有多少都打包要了。”
这都因为猪源紧张。杨智告诉《财经》记者，前几年他每天接到的电话90%是卖猪，现在90%是买猪、找猪，“买猪时经纪人也不再挑大小肥瘦，就问有猪没有。主动权从经纪人转移到卖猪人手中。”
从事生猪交易20多年，杨智以前主要活跃在河南正阳县一带，正阳县是全国养猪大县、河南省生猪调出第一大县。现在即时通讯发达，他坐在家里就可以联系全国的养殖户和买猪者，完成交易后赚取信息费。
这并不只是杨智个体的观察，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字，从2015年起，生猪存栏连年下降，去年末生猪存栏量比2015年末少了1.4亿余头。
近年来生猪减产的因素有很多，比如散养户退出、猪周期的影响、“南猪北养”的政策调整、因环保关停猪场，及2018年起肆虐的非洲猪瘟。但生猪减少在2019年尤为明显，2019年末生猪存栏3.1亿余头，一年中少了1.1亿多头猪。
猪肉是中国大多数居民的主要消费的肉类食品，人均年消费40公斤猪肉，生猪保供事关居民“菜篮子”和“钱袋子”，政府层面尤为重视。多位养殖户向《财经》记者表示，隔一段时间，就会有农业口工作人员向他们了解生猪存栏数量，河南省出栏500头以上的规模养猪场还纳入直连直报的监测系统，猪场定期上报存栏量。
生猪减少，必然传导到猪价和养猪户接下来的养殖计划。今年2月，情况又变了，杨智接到的买猪电话大部分是买仔猪，“从大场到小场都在买仔猪。”
活跃在豫北地区的猪经纪李恒（化名），也观察到市场对仔猪的渴求。“现在大场、集团公司都在抢仔猪，砸钱买”。一头30斤的小猪，散养户进价在1600元-1800元，大场进价在2000元-2200元。“集团公司、大场需要的量大，对猪的质量要求高，经快速检测试剂盒检测合格后才能交易，因此价格相对高一些。以前人穷才养猪，现在大力养猪的都是有钱人。”
在洛阳经营猪场的王祺（化名），2月16日在微信朋友圈发布仔猪火爆预定的信息，并配上一段小猪吃食的视频。很快，他接到多个业务员的电话，“这个也问，那个也问，即便是在交易过程中，还有几家公司咨询。”
3月初，王祺和一家养猪企业签下仔猪交易合同，1000头小猪均重约14斤，卖价约每头2000元。上个月，他出售200头仔猪给一个散养户，当时一头小猪的均价是1600余元。“大公司到处找猪，推高了仔猪的价格。”
资金难题，中小养猪户家底很薄
进入春季，天气渐暖，正是养猪补栏的时节，但高涨的仔猪价格让农户却步。河南新乡市获嘉县的一名养猪户张明（化名）的猪舍里现有50头母猪，比2017年行情好时减产近75%。 这些母猪是他的猪场自繁自养留下来的，买猪补栏对他来说价位太高，“家庭养殖场不少都赔钱，哪还有资金投入，等有钱了再说吧。”
在全国生猪调出大县河南正阳，与猪打了大半辈子交道的于清（化名）暂时也不打算补栏了。去年他有150头母猪，7月因猪肺疫损失50多头猪，又卖掉近50头后备母猪，现在还有母猪约50头。与很多农户不同，去年他出栏的1000多头猪大多赶上高价，去除饲料、猪用保健品，获利140多万元，一年赚了原来两三年的钱。
于清告诉《财经》记者，暂时不打算买仔猪扩张，一是价高，二是还听说有疫病暴发，“现在我猪少，养殖密度不大，之前一些（养殖场）因为疫病清场的都是密度太大。”
养殖户普遍担心的是非洲猪瘟。非洲猪瘟病毒是一种烈性传染病，高致病性毒株死亡率可高达90%-100%，世界动物卫生组织将其列为法定报告动物疫病。非洲猪瘟流传近百年，2018年进入中国，同年8月辽宁沈阳暴发首例非洲猪瘟疫情，随后由北到南扩散至全国。
今年1月8日，农业农村部副部长于康震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从确诊发生第一例到现在，“全国共报告发生162起非洲猪瘟疫情，扑杀120万头。”为扶持生猪生产，中央财政新增生猪调出大县奖励资金7亿元和非洲猪瘟强制扑杀补助资金2.2亿元，已经拨付到县。非洲猪瘟扑杀补助标准为1200元/头，中央财政对东、中、西部地区的补助比例分别为40%、60%、80%。农业农村部曾表示，国际扑杀标准一般为市场价格的50%至100%，中国的补助标准达到75%左右。
河南省公布的非洲猪瘟疫情有两起，其中一起发生在新乡市获嘉县。2018年9月14日，经中国动物卫生与流行病学中心检测确认，获嘉县太山镇程操村汇鑫牧业养殖场感染非洲猪瘟，发病生猪148头，死亡64头。
从获嘉县去往太山镇程操村的路上，公路旁偶尔可见几个养猪场，有的闲置，有的写着转让。获嘉县曾经是河南的畜牧强县，但近年来因猪场添加瘦肉精、暴发非洲猪瘟疫情受到影响。
去年12月底，《财经》记者来到获嘉县太山镇程操村村北的汇鑫牧业养殖场，场内大门紧闭，办公区也看不到有人走动。《财经》记者拨打养殖场负责人周善智的电话，一名女士接起电话后说，他们“没有复养”。
“不敢上猪，现在上不起。”距离获嘉县近100公里的养猪户李月（化名）感叹。她是河南省某直管县的一名农民，从6头母猪养起，养猪20年，去年发展到大小猪1000余头。但厄运突然而至，去年1月猪大批死亡，去年12月又相继死去几十头猪，目前还有30多头母猪和几十头小猪。
去年12月28日下午，《财经》记者见到李月时，她正在和丈夫生闷气。丈夫和衣而卧躺在院子里的汽车后排座椅上睡觉，“他躺这两天了，不吃饭也不说话，他这是生气、埋怨我。”
李月告诉《财经》记者，几天前她在产床上看到小猪耳朵发红发紫，担心小猪生病，后来有人介绍一种饲料搭配三种保健药，据称可以预防疫病，她借了3000多元买了一吨。当时丈夫主张卖掉这批猪，找好了猪经纪人，她没让卖。可是药和饲料用物流发过来，连包装都没有，也没挡住猪发病。“我俩搁家里打架，他也是气得没法儿。”
院子里的板车上，还堆放着小猪的尸体，等待无公害处理。夫妇俩本来希望这批猪可以卖个好价钱，现在希望泡汤，养猪损失再次加剧。 去年1月初，她的猪发病死亡时，她报告给当地畜牧部门。李月说，“来人抽血抽了三头猪”，但最终结果她并不清楚，阴历年前猪发的病，到了2019年春节后70余头母猪和500多头育肥猪被无害化处理，“保险说是非正常死亡，只能报少量”。她没拿到扑杀补贴。
去年8月，李月到当地农业农村局反映扑杀补偿问题，并被受理。李月出具的信访事项处理意见书显示，李月家的猪场发病后，县政府决定协调保险公司为发病猪场先期开展最大程度的理赔，剩余小部分政府兜底。猪场共有近百头母猪，实际投保不足一半，“故没有对其病死猪进行最大限度的理赔”，“最终仅按照顾和规定”为其理赔6万余元。
这份意见书还称，对死亡的生猪进行就地无害化深埋处理后，李月的核心诉求是按扑杀进行补偿，“该诉求不符合上级政策（因为没有扑杀），无法发放补杀补助，为最大限度减少你场损失，尽快恢复生猪生产：我局决定从上级下达的恢复生猪生产资金中拨付10万元给你场。” 李月告诉《财经》记者，因他们对处理意见不满，最后又多给了几万元。
养猪多年遭此重创后，李月15岁辍学的儿子外出打工，最近因为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又赋闲在家。
豫北一名养殖企业负责人祁亮（化名）同样发愁资金。此前高峰时他有1000多头母猪，年出栏量2万头。2018年底他的猪场发病，上报之后进行就地无害化处理，减产上万头，其中大部分是活猪被处理掩埋。
3月初，祁亮告诉《财经》记者，一年多以来他多次与政府沟通，补偿款至今未落实。祁亮希望拿到补贴后，能够有钱补栏，当地大场的7公斤仔猪，价格已经高达每头2400元。现在后备母猪的价格已经从2018年底的每头2000元涨至6000元。“补贴款下不来，干什么都没法往前走。如果补偿款能早点下来，就能更早开始复养。”
复养门槛，养猪户的挣扎
亟需生猪复产资金的祁亮，期待能得到政策扶持。
为扶持生猪复产，从中央到地方出台了一系列政策，这也是市场低谷期政府出台政策性扶持的惯常做法。 去 年农业农村部两次发文助力生猪生产，多次会议对全国生猪稳产保供作出部署。12月6日印发《加快生猪生产恢复发展三年行动方案》，要确保2020年年底前产能基本恢复到接近常年的水平，2021年恢复正常。
方案指出，落实生猪规模化养殖场建设补助项目；保障养殖用地，落实生猪养殖用地按农用地管理政策，不需办理建设用地审批手续；用好生猪调出大县奖励资金，落实非洲猪瘟强制扑杀补助经费；帮扶中小养殖户恢复生产等。去年3月出台的政策还包括，尽快研究出台对种猪场、地方猪保种场和规模猪场的临时性生产救助补贴政策，协调全国农业信贷担保体系充分发挥政策性担保功能，为生猪养殖场户申请贷款提供增信支持等。
祁亮希望申请生猪规模化养殖场建设项目，这个项目去年9月由发改委、农业农村部开始实施，对2020年底前新建、改扩建种猪场、规模猪场(户)，禁养区内规模养猪场(户)异地重建等给予一次性补助。中央补助比例原则上不超过项目总投资的30%，最低不少于50万元，最高不超过500万元。
此前祁亮猪场的年出栏量超2万头，生猪规模化养殖场一般指年出栏500头以上的猪场。
但生猪规模化养殖场建设项目有严格的门槛和资金分配额度要求。去年10月，祁亮了解到河南省细化的申报标准：年出栏必须在1万头至5万头之间，且各地根据2018年生猪出栏量和前期调查，测算各地可申报项目分配指标，各市一般就两三个名额。为了申报成功，祁亮找专业人员设计申报标书，但最终失败。
申请银行贷款同样困难重重，祁亮的资金支持主要来自向亲朋好友筹借。他称，当地还不允许生猪、猪场做抵押物申请银行贷款，他只能以个人商品房作为抵押物。去年，他申请200万元的银行贴息贷款，当地银行还只贴部分利息，“算下来拿到1万多元的贴息”。
不少中小规模养殖场都面临融资困难。王祺在洛阳的猪场年出栏量三四千头，他想再建新猪场需要资金支持。去年11月洛阳市政府组织银企洽淡会，方便有贷款融资意向的养猪企业直接与金融机构对接，当时有王祺在内的多家规模化养殖企业参与。“市政府和金融办很重视，把一些银行行长叫过来，让行长亲自参与对接。”
但对接并不理想。王祺表示，洽淡会不久，五六家银行的工作人员找他，“但是一摆条件，贷款方式还和以前一样，首先问你有没有房产或者什么东西做抵押物？养猪企业最大的资产在猪和猪场上，房产能有多少钱？最后就没贷成。”
但多个养殖企业负责人都表示，扶持政策看得到但“落不到自己头上”，现有政策比较倾向大型养殖集团。
以贷款贴息为例，据去年9月《农民日报》报道，河南省力争2019年-2022年每年外调生猪保持在1700万头以上，河南省委、省政府研究制定了具体支持措施，落实“两场”贷款贴息政策，对154家养猪企业给予1.1亿元的贴息补助。
另据牧原股份去年12月25日发布的公告，根据河南省《关于下达种猪场和规模猪场流动资金贷款贴息资金的通知》、湖北省《2019年种猪场和规模猪场流动资金贷款贴息情况公示》，收到流动资金贷款贴息补助共计7300万元，这些补助已由牧原食品股份有限公司和八家子公司入账。
小型猪场的日子也不好过。王祺在去年以前还代理饲料销售，与当地和周边县市中小规模养猪场、散养户联系密切。 他告诉《财经》记者，不少猪场复产不理想的主要因素之一是缺乏资金，造成主动补栏困难，不少养殖户负债累累，2018年行情不好，一年都不赚钱，春季生猪出栏价跌到5元一斤，后来疫病暴发，一些养殖户恐慌性抛售、减产。“很多养殖户一直在借钱养猪、赊账养猪，饲料款还赖着。”
到目前，还有30多家养猪户拖欠王祺饲料款。疫病暴发后，担心小养殖户防范能力不强，“他们欠我钱我害怕他们的猪发病，我就免费赠送消毒液。”再后来他看生猪减产严重，饲料销售一度陷入“停顿”，去年春季他停掉饲料代销业务。
饲料欠款王祺也没急着去催要，之前还有讨债公司主动找到他，提出替他讨债，他也拒绝了。他说，自己也是养猪人，“养猪户不容易，真是没钱，有点钱他们还想复养赚钱，你去要他们会非常为难，不能把人家资金一点点挤光了。”
猪经纪李恒也同时兼卖饲料多年。他说，自己也有100多万元欠帐，“在外边飘着，都是周围县里面养猪场欠的饲料款。”去年底，他起诉了获嘉县的一个养猪户，对方年出栏量在上万头，因减产严重，不再养猪外出打工。“我是没办法才起诉，起诉他是因为当时签的借款协议有担保人。”河南正阳的一名饲料销售人士告诉《财经》记者，此前一名养殖户因环保政策不养猪了，为了还饲料款，“给了我20多头小猪抵账”。
直面猪周期，风险需要合理分担
46岁的王祺养猪18年，他把养猪事业比作赌博，赌对了、踩准了节奏，就能赚钱。 2001年在外打工几年后，他回到家乡在老宅墙外建起猪舍，买入40多头猪，一共投资8000元。那时候农村家家户户都养几头猪，现在经历过四五轮猪周期和疾病淘汰，一个村子没剩几家养殖户，他的猪场发展为规模化养殖企业。他能历数过去每3年-4年一次猪周期的高峰和低谷，还记得当时的猪价和每隔几年猪身上爆发的发病率高的疾病。
猪周期的运行逻辑看似简单，即肉价高时，提高母猪存栏量，致生猪供应增加，随后肉价下跌，养殖户减产、淘汰母猪，这又导致生猪供应减少肉价上涨，以此反复。每一次价格低谷期都会淘汰一些养猪户，重新调整生猪养殖结构。但复杂性在于，产业政策、环保因素、原料价格、疾病等外在因素会影响养殖户的养殖行为，养殖户也会进行养猪收益与投入其他劳动收益的比较。因此踩准猪周期并非易事。
王祺经历第一个猪周期时，完全惨败，随后渐渐能把握住行情，又介入生猪交易、饲料、兽药、冻猪肉等领域，深入养猪产业链各环节。“后来每次低谷我的猪最少，在高峰时及时退出，速度要快，胆子要大。”预估到这几年的行情，2017年他卖掉100多头母猪，留下少量母猪，去年6月补栏100多头母猪，现在陆续产仔猪，赶上这波仔猪的高价。
为加快生猪生产，从中央到地方提出破解养殖用地难题，明确提出生猪养殖用地按农用地管理。王祺希望今年能拿到新的土地建猪场，“规划和环评手续正在做。”
减产损失巨大的祁亮，现在进退两难。他希望能有资金补栏，恢复以往的规模，猪场是他和父亲两代人的心血。
李月表示，喂猪多年使她落下腰病，50多岁了也不适合出去打工，只能继续在养猪的路上“往前走吧。”
获嘉县的张明说，如果不算这次疫情，养猪20多年总体算下来是赚钱的，当地人均六分地务农支撑不起家庭支出，“还能雇几个年龄大点的村民帮助他们创收，年轻点的都外出打工啦。”
也有人不得不退出这行。河南滑县的一名饲料商，此前养了17年猪，靠养猪积攒的钱翻建了家里的房子，但恰恰是在去年，在猪肉价格上涨期间，这位饲料商开始不再养猪，因为相比过去，各种养殖成本和风险上升更快。
正阳县的养殖户于清，算是比较幸运。此前他从事生猪交易，往外运猪。2008年，国家出台优惠政策，对新建的标准化生猪养殖场给予财政补贴。次年，于清转投养猪业，申请到15万元的猪场建设补贴。虽然去年赚了140多万元，今年他并不打算急于恢复到之前的规模，准备观望一下非洲猪瘟疫苗的进展。
去年7月，于清的猪发病时，他担心得吃睡不香，甚至照着听说的偏方在猪饲料里混入打碎的蒜瓣，所幸只是猪肺疫。现在他尽心照料他现有的猪，给猪喂食大品牌的饲料，添加鱼粉、乳清粉，“谁让它贵着呢”。
对于生猪复产，一名业内人士告诉《财经》记者，集团化养殖场和超大型的规模化养殖场，融资能力强，迎来扩张机遇，业绩增长较快，这在一些养猪上市公司的财报里均有体现。小规模的养殖场和散养户，复产所需资金量不大，“而且船小好调头，灵活性也强。”
比较尴尬的是中型规模化养殖场，复产投资可能需上千万元，融资困难。因此，这位业内人士认为，生猪养殖结构将可能有所调整，未来的主力军是大型养殖集团和中小养殖户，中小养殖户数量众多，“整体出栏的猪估计占一半以上”。“如果政策到位，农民有钱赚自然有复养的积极性。” 他说。
河南省养猪行业协会的一名人士表示，部分养殖户缺乏复产资金，又信心不足，“一是生猪复产的财政、金融政策提供的支持有限，二是一些政策不能实现、难以落地，三是银行向普通养殖户贷款的积极性不高。”对此，《财经》记者还联系河南省农业农村厅，采访生猪复产政策的落实情况和复产形势，至今未获得回复。
金融支持不足的问题或许在将来能有所缓解。今年3月19日，农业农村部、财政部、中国银保监会发文，将享受临时贷款贴息补助政策的规模猪场条件由年出栏5000头以上调整为年出栏500头以上；省级农业信贷担保机构要积极为符合担保要求的种猪场（含地方猪保种场）和年出栏500头以上的规模猪场提供信贷担保服务；将土地经营权、养殖圈舍、大型养殖机械抵押贷款试点范围扩大到全国，并积极稳妥开展生猪活体抵押贷款试点。
今年3月初，祁亮收到市金 融工作局有关收集整理银企对接项目的通知，各企业可向主管部门提出融资需求。 祁亮询问得知，此类融资需求倾向有住房抵押或者担保公司担保，最终融资需求是否被满足还是未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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