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联通业绩喜忧参半，如何变阵进一步互联网化？
文|《财经》记者王凤
编辑| 谢丽容
比去年延迟10天，3月23日港股盘后，中国联通（0762.HK）发布了2019年业绩。
2019年，中国联通营业收入2905亿元，同比减少0.1%；净利润达113.3亿元，同比增长11.1%。全年实现服务收入2644亿元，较去年同比上升0.3%。2018年，服务收入为2637亿元，同比增长 5.9%，增势放缓。
财报数据喜忧参半。喜的是，从增长驱动来看，产业互联网增速亮眼。2019年，中国联通的云计算、大数据及AI物联网等创新业务收入达328.6亿元，同比增长42.8%，占服务收入比例也由2018年的8.7%上扬至12.4%；忧的是，无论是移动宽带还是固定宽带，增量不增收的老情况仍然持续。
此时，正是中国联通进一步夯实混改的关键年份。自2017年启动混改，联通已经完成了“混”，但“改”的任务尚未完成。今年，中国联通的任务是，持续释放混改红利的同时，继续平衡5G建设与日常经营。
在财报发布前的3月6日，中国联通启动大市场统筹运营组织体系改革，在总部层面建设“1部2中心”，通过改革建立大市场统筹下的总部、省分、地市及区县四级新型运营体系。
多位接受《财经》采访的行业人士称，中国联通本次改革力度更大，将推进全渠道、互联网化变革。但北京师范大学公司治理与企业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国企改革专家高明华则向《财经》记者表示，中国联通混改效果待观察。他认为，混改的运行机制没有完全建立起来，只有高管团队独立决策，并对自己的决策行为独立承担责任，才是有效的改革。
此时，包括中国联通在内的中国电信运营商5G建设节奏加快。虽然受新冠病毒引发的疫情影响，5G网络建设推迟2-3个月。但2020年，中国联通与中国电信的5G建站目标不变且提前，双方计划三季度完成新增共建共享5G基站25万站，实现全国所有地市覆盖。目前，复工复产后的电信运营商正加紧建网。
与其他两家运营商不同，中国联通在经济与话语权上稍显逊色，以变求存的欲望也最强烈。移动宽带等业务增长乏力，5G资本开支猛增，包括运营商在内的通信产业早已迎来“微利时代”的大环境下，中国联通将会趟出一条怎样的迭代之路？
创新业务尚未完全成熟
移动宽带营收双下降，是受提速降费、市场饱和、携号转网、4G流量红利消退、市场竞争激烈等因素的影响。
2019年，中国联通移动服务收入实现人民币1564亿元，同比下降5.3%。相比2019年前三季度6.1%的同比降幅，略微缩窄，但仍不容乐观。此外，移动宽带业务接入收入为416亿元，同比下降1.7%。
移动服务中，手机上网总流量增加，收入却减少。2019年，中国联通手机上网总流量增长46%，手机用户月户均数据流量达到8GB；手机上网收入1028亿元。更早的2018年，手机上网流量单价大幅下降、总流量增长1.8倍，手机用户月户均数据流量约6GB；手机上网收入1048亿元，同比增长13.7%。
收入增势放缓，源于移动用户ARPU值持续降低。整个2019年，中国联通移动出账用户净增344万户，截止2019年底，中国联通出账用户3.2亿户，用户ARPU为40.4元，2018年的移动ARPU则为45.7元，同比下降11.6%。
移动用户结构的持续改善，也不能完全对冲ARPU值的下滑影响。净增移动出账用户中，4G用户净增3384万户，总数2.54亿户，占80%，同比增加10%。ARPU值在通信技术换代升级时会有提升，但野村综研(上海)咨询有限公司通信和ICT事业咨询部总监陶旭骏认为，5G初期上量不会太大。
陶旭骏向《财经》记者分析，净增的3348万户4G用户，很可能是低价值用户。4G晚期发展的规律是，转移入网越晚，使用价值越低，ARPU越低。对收入的提升不明显。
从2020年1月、2月的营运数据看，中国联通移动业务出账用户分别净减118.6万户、660.1万户，累计净减778.7万户。2月份4G用户减少267.1万户。“疫情期间，大家减少了不必要的双卡消费或手机使用。”陶旭骏分析。无论如何，整个行业都面临用户数量饱和压力，中国联通需要进一步提升产品差异化特质、用户运维质量。
增势较猛的是产业互联网业务。创新业务是中国联通的另一增量池，也成为一股稳定服务收入力量。
“云+智慧网络+智慧应用”融合经营，创新业务拉动基础业务焕新。财报显示，2019年，中国联通产业互联网收入同比增长43%（2018年为45%），达到329亿元，占整体服务收入12.4%（2018年为8.7%）。得益于此，中国联通的固网服务收入1057亿元，同比增长9.7%。
产业互联网是5G的先导产业，相比于移动服务业务，创新业务也不是“零和博弈”。不过，物联网生态建设是一件长期的事，目前仍在路上远未成型。
“按连接收费更多，流量需求较少”，陶旭骏分析，很多需求靠wifi或者固网+无线方式即可解决，并不是非5G不可。与中国移动、中国电信相比，中国联通的产业互联网业务，规模效应、差异化道路并不突出。
竞争还来自行业外部。与网络基础设施有关的业务，运营商占据优势；但是，互联网业务或者IT信息化程度较高的业务，由于与开发者有关，本身风险也大，面临的挑战与竞争也更为艰巨。而这一方面，不仅中国联通，运营商整体做得不突出。
业务变阵，互联网化是否彻底？
新旧动能转换空档期、5G规模铺量期，中国联通继续亮出“变革牌”。
所谓“大市场化统筹运营组织体系改革”，是统筹安排2B与2C业务。改变此前市场部和政企业务部分开的做法，政企业务部也要服从大市场化统筹安排，由一个市场总部安排所有产品协调。
从业务规则到业务策划都管理，陶旭骏分析，本质上，联通的总部由机关变成了参谋部。
为此，中国联通总部拟建立“1部2中心”——市场部、“产品中心”、“渠道运营中心”——为核心的运营组织体系。市场部是大市场体系的规划者和资源协调者，负责市场前后端的统筹协调组织。籍此进一步打通线上线下的藩篱，彻底互联网化。
由大市场统筹的总部、省分、地市及区县四级新型运营体系，按照“统筹”、“产品”、“运营”三大板块，整合市场线资源。一位通信行业人士告诉《财经》记者，中国联通实际还是给各省留有弹性，每个省份可依据自身情况选择与大市场部的对接方式——设立市场部，或者另设产品运营中心。
这给改革提供了比以往更大的弹性，改革力度加大。中国联通的进一步组织改革，是有条件和基础的。
中国联通的混改始于2017年8月，时任中国联通董事长王晓初在中期业绩发布会上就公布了混改方案，引入包括腾讯、百度、京东、阿里巴巴在内的多位战略投资者。2018年11月，中国联通总会计师朱可炳在一个会议上表示，“混”的任务已经完成，正在纵深推动“改”的攻坚。
在这一时间节点将“改”的步伐向前继续迈步，是国企改革、产业发展、集团业务战略布局影响下，中国联通对自身的“转型定位”。
一方面，国企改革、5G新市场在推动联通变阵。“国资委也在做总部机关化改革，压缩总部层级，减少总部岗位。”一位不愿具名的国企改革专家对《财经》记者表示，2016年就开始混改的中国联通，这次更多地是组织管控、模块化、扁平化调整。疫情又加速了数字化转型升级，“大市场化是提高决策效率，授权放权，加快市场反应。”
此外，中国联通内部“改”的阻力待清除。改革一定会涉及到不同利益再分配。“市场部、实体渠道、电子商务部之间是打架的，没有真正融合。”“线上线下两个经理，库存与考核分开。”以中国联通与腾讯合作推出的大王卡为例，实体渠道并不卖力，相关利益不挂钩。即便引入互联网企业的市场管理架构，实际操作上的矛盾并没有完全解决。
步子迈准了，实际效果仍待观察。
如果顺利，各地分公司会成为“四肢”，不需要动脑子。但是，可能走得不那么快。中国联通与阿里巴巴的区别在于，即便建立起强大统一的平台，赋能各级公司乃至合作伙伴，2B业务都很难真正实现统一标准。
“5G时代，移动业务的集中化管理比分散化要好。”上述通信行业人士认为，中国联通本身经营上是全国一盘棋（如统一的冰淇淋套餐），移动业务的品牌宣传、广告、引流的集中化运维利于中国联通以规模换合作，以规模换资源。
2B业务中，虽然中国联通也在推进大策划、大产品、集中化运作，但是，宽带业务的长尾效应太强，政企业务的个性化定制也强。有联通人士称，一单一单推进的业务，目前很难集中，也很难说集中的效果更好。
另外，中国联通可能难以割舍营业厅。全渠道变革，意味着数字化、个体化、实体化的触点，都成为运营商的营销节点。无论是手机、PC移动终端，还是电影院的贴片广告、路边的大屏广告，都有可能触发用户的购买行为。作为存量触点，营业厅面临身份的变化与数量的缩减。如何有效转身，是下一步需要思考的问题。
“混改的运行机制还没有真正建立。”高明华此前一直关注中国联通的混改，他认为，混改是自上而下的一个大型手术，核心领导层的稳定很重要。按照现有体制，董事长和总经理的更换取决于行政任命，一旦更换，改革就可能出问题，或者不能延续。他强调，需要避免短期在位做出的不利于长期混改效果的短期决策。
混改的核心，是顶层设计（股权结构和中小股东利益保护、董事会设置和机制运作、高管选择等）。从公司治理角度看，中国联通虽然引入了外部股权，前三大股东都是中央国资，总股权超50%，其他股东参与治理的动力和权限是否足够，也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
高明华对《财经》记者说，从规范的公司角度，中国联通实质性改革不大。“本次改革，只是高管团队的具体决策行为、管理的变动。”
没有什么可失去的？
混改仍在进行，5G建设发令枪已响。
2019年9月9日，中国联通与中国电信签署合作协议，在全国范围内共建一张5G接入网络，集约化快速发展5G，旨在实现5G网络覆盖翻倍、带宽翻倍、容量翻倍和速率翻倍。财报显示，目前双方已累计开通共享5G基站5万个，共同节省投资成本约100亿元。
此外，今年，5G基站共建共享将进一步升级。
截至3月5日，中国联通累计开通约6.6万站，自建4.3万站，共享电信2.3万站。中国电信则开通7.4万个5G基站。抛开新冠疫情的影响，中国联通与中国电信抛出前三季度完成25万个5G基站的目标。2月上旬，工信部向中国联通、中国电信和中国广电颁发了无线电频率使用许可证，三家共同使用5G系统室内频率。
与此同时，三家运营商的采购招标也在如火如荼地进行。3月6日，中国移动启动了23万个5G基站集采公告，此举被视为正式拉开2020年5G大规模建设序幕。3月10日，中国联通和中国电信分别在官网发布“2020年5G SA 新建工程无线主设备联合集中采购项目集中资格预审公告”。集采预估规模为25万站。
此时，新一轮的运营商高层调整仍未结束。
继1月17日，原中国电信副总经理、党组成员高同庆，改任中国移动集团副总经理、党组成员，原中国移动集团副总裁李正茂，出任中国电信总经理。3月23日，李正茂获委任为中国电信总裁兼首席运营官，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柯文瑞不在担任总裁兼首席运营官职务。
3月11日，中国联通发布公告称，公司执行董事兼总裁李国华因年龄原因退休。早在1月16日，中国联通副总经理邵广禄，也正式出任中国电信党组副书记。
中国联通已启动5G网络向SA（独立组网）演进升级，预计年中商用。对资本营收较弱势的中国联通而言，资金还是大缺口。2020年，中国联通计划投入350亿元建设5G，占全年计划总资本开支700亿元的一半。2019年，中国联通的5G投资金额为79亿元，占总资本开支14.0%。如何进一步盘活资金池，需要进一步考量。
多位通信行业人士对《财经》记者表示，中国联通的此次变阵需要观察至少3年，才能评说得失效果。侧重于5G网络、数据中心、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物联网等新一代信息技术的“新基建”大潮已起，中国联通在内的基础电信运营商，在整个经济社会转型升级过程中的托底作用更加突出。
“中国联通不会失去什么，大不了最差”，前述通信人士对《财经》记者说，改革对联通没有坏处，且贯穿其5G建设的始终。中国移动、中国电信也在互联网化。正是因为没有什么可失去，中国联通走得最激进。“另外两家不会马上跟风，看效果，学习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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