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雷德戴蒙德这本新书很短，是他2014年3月为罗马路易斯大学的学生和教师准备的讲稿汇编所成，几个核心观点在他的早期著作中几乎都有。作为顶级人类学家，如果你没时间阅读贾雷德戴蒙德其他著作，应该去读这本书，如果还是没时间，这篇文章你不应该错过。
地理的重要性
荷兰冬长夏短，农民每年只能种植一季庄稼；荷兰没有具备开采价值的矿产资源；荷兰的地势低洼平坦，没有水坝或水电，只能依靠进口石油和煤炭来提供大部分能源，三分之一的荷兰疆域处于海平面以下，还有被海洋淹没的风险。荷兰还时不时被周边国家欺负一下，比如德国。
赞比亚的气候温暖湿热，可以保障农民每年种植几季庄稼，而不像荷兰那样每年只能种植一季。赞比亚拥有优越的自然条件，不需要购买石油、天然气或者煤炭，所有的能量来自水电，还有剩余向邻国出口电能。赞比亚的矿产资源非常丰富，特别是铜矿。赞比亚是一个爱好和平、政局稳定并且实行民主制度的国家，从未发生过内战，也从未与邻国发生过战争。赞比亚人民善良，努力工作，重视教育。
那你认为荷兰的人均收入与赞比亚的人均收入哪个高？高多少？
正确答案是：荷兰的人均收入比赞比亚的人均收入高出100倍！荷兰的人均年收入大约为22000欧元，而赞比亚的人均年收入仅为220欧元。
一般来说，位于温带地区的国家比位于热带地区的国家要富裕得多。也就是说，最重要的地理因素之一，是纬度。
这个逻辑是这样的：
纬度不同导致两方面问题：不同的农业生产率和公共健康问题；
农业生产率
农业生产率不同的主要原因是土壤肥力不同。
温带在过去几百万年的冰川时代，由于冰川运动，至少22次的反复，冰川磨碎了流经区域下面的岩石，由此生成了新的富含营养成分的深层土壤。相反，热带地区从未有过冰川运动，所以也就从来没有深层肥沃土壤持续不断地再生。同时，温带地区富含有机物的枯枝和树叶，缓慢腐变后释放出的营养物质能浸入土壤之中。
在热带地区，枯枝落叶以及其他这类落地的有机物在微生物和小动物的作用下会迅速分解，频繁的强降雨很快便将这些营养物质冲到河里，然后带进海洋。同时，由于热带地区比温带地区的物种要丰富得多，病原菌、昆虫和霉也更多，这些物种会侵染和糟害农作物。
公共健康问题
热带地区比温带地区拥有更多致病物种，比如寄生虫、昆虫和细菌。
负责公共健康的官员们经常开玩笑地说，世界上最好的公共健康设施就是温带地区寒冷的冬季。寒冷的冬季杀死了寄生虫和细菌；这样，寄生虫和细菌在春天里必须重新开始繁殖。相反，在热带地区，寄生虫和细菌常年茁壮生长。
总的看，温带地区的疾病往往是流行性疾病——如天花和麻疹，它们会在人口拥挤的地方流行开来。但是，大多数发生在人口稠密地区的这些流行性疾病属于人的一生中只会感染一次的疾病，即感染一次后这个人便获得了终生免疫力。相反，热带疾病往往是复发性疾病，它会一次又一次地折磨你，比如疟疾。
热带地区的公共健康问题导致：
1.人平均寿命短。我们培养一个大学生可以让他工作50年以上，他们干25年都算长的了。
2.高发病率和高死亡率。年均有效工作时间远远不如温带国家。
3.人口结构不合理。死亡率越高就越需要多生来对冲，越是多生就越需要成年人投入更多精力，社会发展的事也就越少的人参与，也就是劳动者比例很低。
4.成年女性长期处于哺乳期。
美国中央情报局发现，有一个数据与预测“国家崩溃”高度相关，那就是“婴儿死亡率”，越高越容易崩溃。足见公共健康问题对一个国家的影响。
另一个容易使热带国家趋于贫穷的地理因素是：内陆地理环境。
海上运输货物比陆路运输和空运要廉价许多。平均而言，每千克货物以海运的方式运输比陆路便宜七倍。
制度因素
不管什么流派，西方经济学家们有一个共识：制度决定了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
但在戴蒙德看来，这并不是国家贫富的终极原因。
历史学、考古学以及其他学科的研究表明，从根本上来说，复杂制度的形成和发展首先依赖于人口稠密且稳定的社会，其农业使得余粮储备成为可能。更确切地说，形成复杂制度最根本的原因之一是农业，而第二个根本原因是人口稠密的稳定社会，其农业生产使得余粮储备成为可能。余粮储备包括因农业和畜牧业的发展使得小麦、豆类以及奶酪的储备成为可能。这些余粮储备可用来养活从事非粮食生产的其他行业的人口，如国王、银行家、学生和教授们。因此，没有农业作为先决条件，就不会有国王、官僚、商人、发明家、中央政府、发达的部落联盟和国家、文字、金属工具、市场经济、国家忠诚（而非仅仅是家族忠诚）、受过教育的有文化修养的公民、由政府主导的法治以及大学。没有一个狩猎者或采集者的社会发展出了所有这些东西的任何一种。但是，在意大利、美国以及其他拥有国家政府的社会，公民们已经对这些习以为常。
也就是说，拥有悠久农业历史以及得益于农业发展而形成的悠久政府历史的国家，比那些农业历史短和政府历史短的国家享有更高的人均收入。
悠久的农业产生的影响有多大呢？就国家之间平均收入差异而言，50%可以归因于农业历史的长短。即使那些在近代收入依然低下的国家，像日本、中国和马来西亚这样政府历史悠久的国家的经济增长率还是要高于赞比亚和尼日利亚这些政府历史短的国家。一些政府历史很短的国家即使比一些政府历史悠久的国家拥有更加丰富的自然资源，依然不如后者经济增长率高。
国家兴衰给个人的启示
明治维新的意义——国家和个人如何走出危机
贾雷德认为，日本明治时期的国家变革中至少有六个因素，对于成功地改变国家和个人至关重要。
1.建起围墙：许多日本当权者意识到，有些方面必须做出改变，但同时，他们也坚信，日本并不打算全盘接受西方模式。 2.日本坚定不移地保留一些自己的核心价值，如效忠神圣天皇，恪守日本的文化价值。
3.在成功的背后，体现出日本人自强不息的力量，一种对日本的独特性和优越感的信心。
4.日本愿意学习西方的教育模式、政府建构、工业化、陆军、海军，以及其他方面。
5.美国、英国、法国以及德国给予日本很大支持，诸如接受、教导以及训练日本海外使团。
6.日本作为一个岛屿国家，拥有相当大的选择自由，因为日本并没有因为与邻国共有陆地边界而受到束缚，日本的邻国中没有一个与之共有陆地边界。
对于个人的启发就是：
1.性格灵活，而非刚愎自用；
2.对自我的力量足够自信；
3.因为有过成功经历的自信，经得起一定程度的失败；
4.自由选择成长模式；
5.有堪称楷模的朋友精神和物质支持；
6.有不受严重的现实问题限制。
个人真正应该担心什么？
正确认识风险。
现代社会较低的危险程度，加之我们对于危险导致的损害能够得到善后处理的预期，影响着我们现代人，使得我们对于危险的态度发生了改变。我们关于危险的想法是混乱的和困惑的。
我们过于担心那些事实上不太可能降临在我们头上的危险，而对于那些的确极有可能发生的危险却并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比如，我们担心恐怖分子会发动袭击，为飞机失事感到忧心忡忡，事实上，死于恐怖袭击和飞机坠毁事件的人很少。我们忽略了在阶梯上摔倒的危险，这类危险却导致很多人死亡。
按照美国人对灾害的排序，排在前面的灾害有：恐怖分子、客机失事、核能事故、包括转基因农作物在内的基于DNA（基因）的技术，以及喷雾罐——尽管所有这些很少致人死亡。相反，美国人低估了其他一些灾害：酒精、机动车、香烟、滑倒和摔倒、家用电器，所有这些的确导致很多人死亡。
被我们过高评估的灾害之间存在着什么共性？被我们过低评估的灾害之间又存在着什么共性？研究结果表明，我们会过高评估那些我们无法控制的灾害带来的危险、那些我们没有选择余地的灾害，还有那些一次造成死亡人数众多的灾难性事件。我们过高评估那些会登上报纸头条的灾难，这些灾难往往发生在人们容易看到的地方，致人死亡的方式和场面令人震惊。我们过高评估那些新出现的，令我们感到陌生的风险，诸如DNA带给我们的风险。
相反，我们过低评估那些我们能够控制的灾害性事件以及那些我们经过选择或者自愿接受的事情带给我们的灾害。我们过低评估那些在一次事件中只有一人死亡的灾害性事件，这类事件通常不会登上报纸头条。我们过低评估我们所熟悉的灾害，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过低评估喝酒、开车、抽烟、滑倒和摔倒以及家用电器带来的危险。我们选择将我们自己暴露在那些灾害之中，而我们认为，只要我们小心，我们就能够控制发生灾害的风险。
我们过低评估那些灾害，因为一般人认为：“我知道那些事情会导致别的人死亡。但是，我会小心。对于一般人来说，发生灾害的风险是有的，但对于我来说，那些灾害的风险性很低。”但是，这种推理毫无意义，因为从概念上说，一般人面对一般风险！我们易于这样想：“我很小心，我很强壮，所以，那些事情可能会杀死那些不小心的和体弱的人，但是那些事情不太会杀死像我这样小心谨慎且身体强壮的人。”
这一态度可以用一个笑话来总结：“我们都不愿意让别人对我们做那些我们很乐意为自己做的事情。”
戴蒙德还详细对比了采取现代饮食方式的传统部落几十年来健康状况，证明糖和盐是导致心血管疾病和肥胖的元凶，既有进化论的推导过程，又有实证对比数据，不展开。
全人类的困境
戴蒙德认为需要重点关注三个方面：
1.全球气候变化。这是一个重要、复杂、令人困惑且被普遍误解的问题，全球气候变化涉及复杂的因果链。将会导致旱灾、农作物减产、以及更多的热带地区（这一点不用说有多严重了吧）。
2.不平等。包括国家之间的不平等和国家内部的不平等。信息时代之前，大家老死不相往来；信息时代，不平等地区的人们知道了其他地区的人的生活方式，就会心理失衡，就会引发一系列问题，比如恐怖主义、宗教极端思想。
3.环境资源管理。公元984年，挪威的维京人定居在格陵兰岛上，500年后消失。玛雅王国最初是新大陆上美洲土著人中文明程度最高的，在大约公元800年衰落。高棉帝国位于今天柬埔寨的吴哥，曾经是东南亚地区实力最为强大的帝国，自15世纪开始逐渐衰落。这种现象常常是伴随着环境问题和人口问题。例如，维京人生存的格陵兰岛上出现了土壤严重破坏的问题以及气候变得越来越寒冷的问题。玛雅人大面积砍伐森林，导致土壤受到侵蚀以及出现了人口过剩的问题。高棉帝国碰到的问题则是水的管理、大面积森林砍伐带来的后果以及气候变化的问题。
两点个人想法
必然性与偶然性
戴蒙德非常担忧地球的气候，但我却未见他讲到历史上气候变化对一个国家兴衰，甚至改变世界历史格局和进程的讨论。理解地理和气候问题对人类命运的影响，能更好地理解必然性与偶然性，而这两点恰是让历史充满吊诡的底层逻辑。
大约一万年前，全球气候变冷，找不到足够的食物，原来的采集狩猎者只好去寻找新的食物来源。此时，西亚人的运气最好，因为西亚地区可供驯化的动植物种类更多——这就是偶然性。
采集和狩猎者转而种植作物、驯化牲畜，变成了农民。农业社会的规模大了，为了保护自己的安全，出现了城邦和国家。国家之间互相竞争，最终的胜利者成了帝国——这就是必然性。
再看中国：
中国很幸运，也是农业的最早发源地之一。北方的稷、黍和南方的稻是中国土生土长的作物，自新石器时代以来一直是中国人的主要食物——这就是偶然性。
禾谷的优点是抗风、耐旱，适合北方的气候。但种植禾谷需要深耕保墒，中国的农夫不得不付出格外艰辛的劳作。种水稻需要培育稻秧，以及大量灌溉，也就是要花很多人工。中国农民不得不采用劳动力密集的农耕技术，也就发展出了独具特色延续至今的小农经济——这就是必然性。
如果你再认真想一想你的人生，也会发现很多必然与偶然。
福音与诅咒
拥有很多自然资源，却不能让生于斯长于斯的人过上好日子。为什么福音会变成诅咒？
1.自然资源往往不会均匀地分布于一个国家，而通常集中在某些地区，内部就不会稳定。
2.丰富的自然资源容易产生腐败。
3.从事自然资源开发工作工资高导致物价上涨，其他经济领域愈发水深火热。
4.自然资源总会枯竭，只依赖从自然资源中获取丰厚的利益，而不注重其他领域建设，资源耗尽之日就是再度贫穷之时。
还有另一些维度的解释：
500年前，当欧洲人开始在全球殖民扩张的时候，他们发现：
1.一些温带国家适宜欧洲人定居，但那里的原住民群体没有多少可供剥削的潜力——诸如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
2.还有一些热带国家，其中的热带疾病阻止了欧洲殖民者大规模定居下来从事生产；但是，那里稠密的原住民人口和丰富的自然资源，有利于开发——诸如墨西哥、危地马拉、秘鲁、玻利维亚、印度和印度尼西亚。于是，殖民者没有把大量欧洲人移民过来，成为独立农民；这些少量的殖民者变成了统治群体，靠榨取原住民的财富和劳动力获利。欧洲殖民者向这些国家引入了殖民政府，这些殖民政府的制度从根本上来说就是腐败的，建立在剥削本地人民的基础之上。 直到今天，这些曾经的殖民地国家依然在尽最大的努力排除政府的腐败。
3.还有一些热带国家，没有稠密的原住民人口作为开发的劳动力，也没有丰富的资源可供开发；并且这里的地理和气候条件对于到这里定居的欧洲人勉强还算健康——诸如哥斯达黎加。欧洲殖民者于是定居下来，不得不自己从事劳动，谋得生存。他们建立了自己的政府，不是基于剥削，而是鼓励个体努力工作的政府。
国家的命运再次启示我们个人，福音很可能是诅咒。当你在福音里越舒服，可能是危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