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重要的历史人物，史官一般都有带有政治倾向或者个人倾向的形象描写。如果我们相信历史记载，那么王敦的形象有些骇人——蜂目豺声。他的眼睛大，白多黑少，眼角的线条很锐利；声音如同豺狼，低音重，中音沉，高音稳。
王敦出身于琅琊王家，成年后又娶了晋武帝司马炎的女儿。按照纨绔子弟的发展轨迹，他这一生完全可以纸醉金迷，骄奢淫逸，直到终老，但他是个异类，对终日无所事事而奢靡浮华的生活很排斥，关于这一点，从他的审美品位上可见一斑。
晋武帝司马炎在世期间，有一次举办了一个豪华的文艺座谈宴会，讨论歌舞伎之类的靡靡之音。王敦耐着性子，一脸厌恶地听了一会儿，实在忍无可忍，于是说自己擅长击鼓，请当堂表演。大鼓搬来之后，他挽起袖子，撩起衣衫前摆，别在腰带里，拿起鼓槌，奋臂疾挥，打得行云流水，铿锵雄壮。
因为对浑浑噩噩的贵族生活的厌恶和对权力的渴望，王敦从进入仕途初期，就表现出了强烈的务实精神。然而，有务实精神并不代表正直，事实上，此人具有半狼半狐的性格：既有狼的凶猛和冷酷，又有狐的狡诈和城府，是一个机敏灵活的实用主义者。
八王之乱结束之后，大王马（司马越和王衍）掌握了西晋朝廷的实权，并针对胡人在北方构筑了宏大的战略防御体系，可惜由于扭曲的权力欲望和用人不当，北方防御体系很快就崩溃了，尤其是石勒和王弥投奔刘渊之后，胡人的势力迅速溢出并州，蔓延到了司州、冀州、兖州、豫州、青州，只有“小剥皮”王浚控制的幽州和司马越的根据地徐州比较安定。
大王马攘外没能力，安内没手段，但是他们的战略重心始终是死守正朔所在的华北，即使是在华北大部分地区已经难以守御的情况下也没有迁都南下的意图，而是打算收缩防御战线，撤到华北地区东部的大本营徐州，把这里打造成发动反攻的桥头堡，并把南方的荆州和扬州打造成发动反攻的两翼和广阔的战略大后方。
荆、扬两地当中，扬州靠近桥头堡徐州，这里的局势如何，与大王马的战略反攻计划有直接的关系。小王马（司马睿和王导）自307年南下之后，一直没有打开江东的局面，随着北方局势的恶化，这必然会引起大王马的重视与忧虑。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王敦于309年被派到了扬州。
王敦是晋武帝司马炎的女婿，身份尊贵，在北方的军界也颇有声望。孙吴灭亡之后，江东门阀的一些头面人物曾经北上游历，或者在朝中为官，对王敦并不陌生。因此，大王马把王敦派到江东，给小王马助威开场，是个很不错的选择。
王导是王敦的堂弟，虽然同为王家子弟，自小接受的家门熏陶也相同，但是两个人的性格大为不同。多年以前，有一次一个达官贵人设宴邀请名流做客，命令婢女给客人敬酒，如果哪个客人不喝，就杀死敬酒的婢女。轮到王敦的时候，王敦漠然无视，惊恐万状的婢女面露哀求，王敦依然无动于衷。王导平时滴酒不沾，但是因为担心婢女丧命，就勉强喝了这杯酒，回家以后说处仲（王敦的字）残忍冷酷，如果他将来身居要职，恐怕难有善终。
虽然性格不同，但王敦和王导毕竟是堂兄弟，久别重逢，自然是分外欢喜。相比之下，司马睿就有些落寞，王导是他的发小，性格含蓄内敛，对他很尊重，但是王敦不善于、更不屑于掩饰真实的情感，他能清清楚楚地感觉到王敦言谈举止中的轻视意味，他知道自己既没有什么声望，也没有什么功绩，被派驻江东只是因为有皇族血统，所以只能默默忍受。
王敦到达江东的第二年（310），匈奴人刘渊的汉赵政权大举进攻京城，司马越急令王敦和钱璯（hui）率军北上赴援。军队还没有过江，风闻匈奴人兵力雄厚，于是钱璯改变主意，密谋袭杀王敦，然后拥立孙权的后人为吴王。王敦得到消息，匆忙逃回建业，请司马睿派兵攻打钱璯。司马睿不敢有片刻耽搁，火速出动本部兵马平乱，可是这支军队畏惧钱璯人多势众，迟迟不敢应战。这时候，周玘再一次号召江东大族联手出击，消灭了钱璯的叛军。
《晋书》当中与钱璯之乱有关的记载不过短短几十个字，但通过它能够很清楚地看到司马睿政权的实力还是比较微弱的，否则王敦不会逃回建业，司马睿的军队不会逡巡不前，更不至于最终还得依靠江东门阀的力量来平乱。
同时，我们还可以看到，在局势没有明朗之前，江东门阀对朝廷还是有所顾忌，对于他们而言，接受司马睿是最好的选择。
虽然胡人此时已经在北方占据优势，但是司马越还掌握着西晋朝廷的主力。一千多年之后的我们知道司马越并没有把政治中心迁移到南方的意图，他掌握的西晋主力后来在宁平城遭到了灭顶之灾，然而当时的江东门阀并不知道这一切。钱璯和周玘一样，也是江东的武力强宗。如果江东门阀追随钱璯作乱，而司马越在未来放弃北方、大举南下，那么到时候江东门阀就会承受巨大的军事压力，事后来看，就是在这种威胁面前，他们才对内部的害群之马痛下杀手。
311年3月，司马越以进攻在华北地区兴风作浪的石勒为借口，率领西晋主力东归大本营徐州，途中暴亡；4月，主力军队在宁平城附近遭到石勒和王弥的截击，全军覆没；6月，守备空虚的京城沦陷，晋怀帝沦为匈奴人的阶下囚，中原士民纷纷背井离乡，南下避难。
对于仰仗江东门阀的庇护才能勉强立足的司马睿政权，北人的南下固然有助于壮大声势，改变寄人篱下的窘境，但是怎么安置避难南下的北人也是一个棘手难题，因为这涉及经济利益和政治利益的分割，很容易引发南人和北人之间的纷争，而一旦爆发冲突，则会给胡人南下带来可趁之机。
在急需促成团结，以求渡过难关的关键时刻，此前一直名不见正传的王导脱颖而出，在司马睿背后出谋划策，为调解南人和北人的矛盾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他是怎么解决迫在眉睫的经济矛盾和政治矛盾的呢？
先来说第一个问题——怎么解决经济矛盾？
永嘉之乱过后，南迁的中原士民大致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是高等士族，第二类是低等士族和普通百姓，第三类是中等士族。
高等士族是司马睿政权的重点拉拢对象，需要优先照顾。江东本土门阀主要聚居在扬州境内的丹阳郡、吴兴郡和吴郡，他们的田产家业也在这里，如果南下的北方高等士族要在这三个郡内置办家业，就必然会跟江东门阀产生冲突，因此，在王导的调停下，江东门阀势力比较弱的会稽郡被划分为经济开发特区，专门用来安置南下的北方高等士族。
我们在中学时代学过东晋年间大书法家王羲之的《兰亭集序》，开篇是这样的：
永和九年，岁在癸丑，暮春之初，会于会稽山阴之兰亭，修禊事也，群贤毕至，少长咸集......
东晋永和九年，公元353年；山阴，会稽郡的区域行政中心；修禊，一种祈福仪式；群贤，主要指以王家、谢家为首的南迁的北方高等士族。
东晋帝国的国都在丹阳郡内的建康（今天的南京），以王、谢为首的北方门阀都是朝中政要。为什么北方门阀的领袖人物集体出现在会稽郡？为什么他们不在国都或者国都附近举行祈福仪式，而要跑到离国都数百里地的会稽郡呢？原因如上，因为他们的田产家业在会稽郡，这里才是他们的大本营。
低等士族和普通百姓是弱势群体，南下之后沦落成了高等门阀的奴客仆役，如同泼到沙滩上的水，渗透得无影无踪，在东晋政局后续的演变中并没有发挥很大的作用。
这里尤其值得一说的是南下的中等士族。这一类人的政治地位和经济地位说高不高，说低不低，既不是司马睿政权的重点拉拢对象，也不容易被高等士族吸收，主要被安置在当时还很荒凉的晋陵郡。
晋陵郡被丹阳郡、吴兴郡和吴郡夹在中间，原名毗陵郡。东海王司马越的世子叫司马毗，死于311年的宁平城之战，为了避他的名讳，毗陵郡于是更名为晋陵郡。在整个东晋时代，晋陵郡一直是出强兵猛将的地方，在淝水之战当中挫败强秦的北府兵就诞生在这里，一代名将刘牢之和金戈铁马的刘裕也正是在这里走上了时代的风口浪尖。至于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以后再慢慢解释。
高等士族被安置在会稽郡，中等士族被安置在晋陵郡，低等士族和普通百姓被高门大族吸收，南人和北人之间的经济矛盾就这样被解决了，剩下的就是更为复杂的政治矛盾。
以前说过，按照崛起的先后年代划分，江东门阀可以分为两类，即形成于汉代的老派门阀和形成于孙吴时代的新晋门阀；按照所属性质的不同，江东门阀还可以分为另外两类，即家学源远流长的文化门阀，以及兵力强盛的武力门阀，文化门阀有软实力，没有硬实力，武力门阀缺乏软实力，但是有硬实力。
面对复杂的政治矛盾，王导的手段很巧妙。作为北方门阀的成员之一，他对北方门阀的态度很明确——安抚、团结；对于江东门阀，他采取的是分而治之的策略——对文化门阀尽量拉拢，对武力门阀敬而远之。这样做有利于招揽文化门阀，扩大团结局面，但被排挤出权力中心的武力门阀也会成为不安定因素。王导不会不清楚武力门阀的存在意味着什么，但是结合后续事态的发展来看，他对此并不是很担心，因为他已经构思好了一个铲除武力门阀的策略，只是完成这个计划必须假手于他的堂兄王敦。
就军事实力而言，南下初期的北人很难和江东的武力门阀抗衡。然而，在王导的谋划和王敦的配合下，经过多次较量，原先实力较弱的北人却反客为主，成功地铲除了江东的武力门阀，琅琊王家也因此成了控制东晋帝国的第一个大门阀。
王导的谋划是什么？王敦是怎么配合的？江东的武力门阀是怎么被消灭的？敬请关注下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