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长河中的西夏王国

      武威是西夏时期的陪都，是保障西夏京畿地区的西部门户，是西夏的军需民用物资的供给后方，也是西夏西部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还是重要的交通枢纽和中转站。

        1036年即元昊占领河西走廊以前，党项族虽然也建立了夏州政权，初步形成了与宋辽相对峙的另一势力，但其势力仅仅局限于夏、绥、银、宥、灵、兴、环、庆等州，且纵观宋初西北时局，夏州政权所活动的上述几个州多为与宋或辽政权长期处于战争争夺的活动性战区。可以说，夏州政权此时虽有根据地，但却没有一个牢固的后方。再则，凉州吐蕃六谷部与甘州回鹘与宋王朝保持贡使联盟关系，常抄掠夏州政权灵、环、庆等州，为其后患，终使德明“与回鹘有世仇”。故具有东进关陇、西通西域、南连河湟、北控大漠的重要战略地位，处于中西交通要道，历代畜牧农耕屯田之地的河西走廊就进入了德明、继迁、元昊祖孙三代霸王基业的战略意图。宋咸平六年（1003），当继迁谋划从银夏迁都西平道出了其王者之业：“从古成大事者，不计苟安；立大功者，不徇庸众。西平北控和朔，南引庆凉，据诸路上游，扼西陲要害。若缮城浚濠，练兵积粟，一旦纵横四处，关中莫知所备……我将藉此为进取之资，成霸王之业，岂乎夏偏隅可限哉！”此论虽为阐述西平战略地位之重要，但其“南引庆凉”之语却无不流露出终图凉州的谋略。经德明数伐凉州，1028年，元昊从回鹘手中夺回了凉州。1036年，元昊又相继攻占了甘、瓜、沙、肃四州，而尽有河西之地，党项夏州政权的领土逐渐拓展，活动范围也渐次扩大，西夏疆域轮廓大体上已形成。及至1038年，元昊见大势已成，遂改元称帝建立夏国，与宋、辽成鼎足之势而割据于西北一域，基本形成了“东尽黄河，西界玉门，南接肖关，北控大漠，地方万余里”的辽阔疆域。西夏占领武威后，在行政区划上设置了凉州，西夏建国后鉴于凉州对其京畿地区的重要性，随后升格为西凉府，定为西夏的陪都，是为“大夏开国，奄有西土，凉为辅郡，亦已百载”。据《凉州重修护国寺感通塔碑铭》记载，元昊于称帝的当年十月就率领文武百官亲自到西凉府祭神拜祖，足见武威当时对西夏王朝战略地位之重要。在军事区划上，武威属于西夏右厢地区，并在武威设置了右厢朝顺监军司，成为整个右厢地区军事部署以及军令发出的指挥中心。由此武威成为西夏京师兴庆府之外另一个重要的政治中

        西夏王朝地处中国西北内陆，深居亚欧大陆腹地，其领土多为沙漠戈壁，无论人口还是经济实力都无法与宋、辽相比。然其之所以能与宋、辽以及金相抗衡，且享国200余载，一个重要因素就在于西夏政权占据了物资富庶的武威绿洲为其后方。自西汉武帝在河西地区设郡制县、移民屯田初次开发以来，经魏晋南北朝时期“五凉政权”的着力经营，武威相对于战乱频繁动荡不定的中原地区已成为理想的避难之地，所谓“天下方乱，避难之国，惟凉土耳”，以至于“中州避乱来者，日月相继，不绝于耳”。又迨至隋唐王朝的开发经营，至唐天宝十二年（753）“是时中国强盛，自安远门西尽唐境万二千里，闾阎相望，桑麻翳野，天下称富庶者无如陇右”，武威绿洲的开发达到了历史时期的黄金阶段。唐末五代，河西虽一度处于割据分裂状态之中，但自西夏统一河西之后，社会相对安定，右厢河西战事亦较少，加上武威地区自身亦耕亦牧的良好的自然条件和历代开发的坚实基础，经济迅速得到了恢复和发展，成为西夏畜牧业和农业的后方基地。“其地饶五谷，尤宜稻麦，甘凉之间皆以诸河为溉”，“遂取武威、张掖、酒泉、敦煌郡地，南界横山，东距河西土宜三种，善水草，以畜牧，所谓凉州畜牧甲天下是也。土坚腴，水清冽，风气广莫，民俗强梗尚气，重然诺，敢战斗。自汉唐以水利积谷食边兵，兴州有汉、唐二渠，甘、凉亦各有灌溉，土境虽小，能以富强，地势然也”。武威绿洲依赖祁连山冰雪融水所形成南北走向的六条河流的滋润，“水草丰美，畜牧孳息”，为西夏王朝源源不断地提供赖以生存的粮食、马匹、牛、羊、骆驼等军需和民用物资。正如清人顾祖禹所言，“宋时河西没于夏，夏以富强”，“夏得凉州，故能以其物力扰关中，大为宋患”。又如，宋元丰八年，西夏大安十一年（1085），秋七月银、夏等州遭遇大旱，三月不雨，颗粒无收，民大饥，“群臣咸请赈恤，秉常令甘、凉诸州粟济之”。清人吴广成在其《西夏书事》一书中对此亦有论述：“况其府库积聚，足以给军需，调民用，真天府之国也，嗣后保吉身亡，德明终能保守灵夏，其非凉州畜牧甲天下，借以养成锐气哉？”再者，就西夏商业贸易而言，主要就是与宋、辽、金之间的朝贡贸易和边境的榷场贸易，其主要贡品和交换商品为马、牛、羊、驼等畜产品，而这些畜产品的主要产地则主要还是集中于此。武威地区农牧业的繁荣对西夏立国、与诸强分立并存的重要意义于此即可管窥。考古发现的大量西夏时期流通的货币以及银锭表明，西夏铸造的货币虽然数量极少，但在丝绸之路重镇武威与其他民族政权及中亚各国贸易往来频繁，商业贸易繁盛。武威出土的西夏文卖地文契、典麦残卷及“辰日买卖吉”、“戌日得利倍” 的经商占卜辞等，都有力地说明当时武威“当四冲地，车辙马迹，辐辏交会，日有数千”的盛况，反映了当时武威是重要商业都会。在手工业方面，武威塔尔湾遗址是西夏重要的瓷器手工业加工场所，塔尔湾瓷器是西夏进行区域商业贸易的重要商品。出土的铜炮、铜锭、金碗以及其他金银器表明西夏精湛的冶炼铸造技艺。

        西夏的宗教信仰以佛教为主，由于西夏历代统治者皆笃信佛教，所以佛教在西夏的社会生活中占有十分重要的位置。在西夏统治者的大力倡导和扶持下，作为历代北中国佛教传播中心之一的武威，佛教继续保持着空前发展的局面，成为西夏重要的佛教中心。考古发现的西夏、汉、藏文佛经、碑刻都反映了西夏佛事活动和崇信佛教的盛况。据《凉州重修护国寺感应塔碑》载：“近自畿甸，远及荒要、山林溪谷，村落坊聚、佛宇遗址，只椽片瓦，但仿佛有存者，无不必葺。”西夏皇家寺院护国寺规模宏大，僧侣众多，香火旺盛。此外，还有金刚亥母洞石窟寺、天梯山石窟寺、小西沟岘修行洞等也是西夏重要的佛教传播寺院。武威发现的大量汉文和西夏文佛经说明武威还是西夏重要的译经场所。由于佛教为西夏国教，得到了统治者的支持，寺院经济相当发达。到西夏中后期，藏传佛教盛行，翻译的西夏文大藏经是我国最早的少数民族文字的雕版大藏经。西夏还首次封宗教领袖为帝师，是中国佛教史上一个重要事件，对元、明、清政治及宗教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西夏藏传佛教的发展，为蒙元时期“凉州会盟”的成功举行及西藏纳入中国版图奠定了坚实的宗

        西夏控制河西走廊后，凉州在西夏的对外贸易、军需物资转运、政令传达、内部交流等方面扮演着交通枢纽的角色。无论是进关陇、走灵武，亦或是通西域、连河湟、接漠北无不由此而过。右厢地区形成了以西凉府和甘州为中心的交通网络。凉州为中心的线路有凉州―长安南道、凉州―长安中道、凉州―长安北道、凉州―西域道、凉州―黑水城道等多条交通线路。总之，西夏控制河西走廊时期，虽然以河西走廊为干线的丝绸之路曾一度受到影响，但就整个西夏一朝来说，武威仍然在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交通枢纽和中转站作用，所谓“地当四冲之区”。

        纵观西夏一朝，其主要战争集中于东部，相对于此，右厢地区的战事相对较少。但是，吐蕃势力、回鹘势力、北部鞑靼以及后来的蒙古政权都成为西夏在右厢地区所面临的主要敌对势力。就宋政权来说，在无法遏制或有效抵抗西夏对其领土的不断侵略蚕食后，开始执行了一种“以夷制夷”的战略方针。即积极联络西凉六谷部及其他吐蕃势力、河西回鹘、西域的西州回鹘、于阗等与宋结成反夏联盟。政治上不断册封这些民族部落首领；经济上密切保持高馈赠的朝贡贸易，使这些存在于西夏西部的民族势力紧密团结在宋的周围，结成反夏统一战线，不断地劫掠或侵袭西夏，构成了对西夏西部的威胁。宋咸平四年（1001），吴淑上言宋帝对付夏人的论述则最能体现这一政策。曰：“古人云：‘以蛮夷伐蛮夷。’计之上者也。宜示之以中国强盛，喻之以中国富厚，待之以至诚，临之以威众，夷落其敢不从服哉！其善水草之地，或开屯田，或置城邑，若汉之置都护，所谓断匈奴之右臂。如此，则灵武不忧匮乏，继迁不足殄灭。抚诸戎而启西夏，以平荡逋寇，此亦帝王之美略。”西夏一朝，由于宋政权采取了“以夷制夷”的对夏战略，存在于凉州的吐蕃各部落、回鹘势力以及西域诸国与宋结成政治联盟，构成了对西夏右厢地区的侵袭，进而对西夏京畿地区造成了战略上的威胁。所以说，武威是西夏政权制驭西蕃等反夏民族势力、屏蔽灵兴京畿、南接河湟、北通漠北的西部战略要地，是为“盖平夏以绥、宥为首，灵州为腹，西凉为尾，有灵州则绥、宥之势张，得西凉则灵州之根固”。凉州“今德明得之，恃其形势，制驭西蕃，灵、夏之右臂成矣”。作为西夏右臂和保障京畿的西凉府的这种险要形胜在蒙古灭夏的最后关键时刻显得尤为突出。蒙古军队数伐西夏，围困中兴府数月不下，即便是决河灌之也难以克夏，西征的蒙古军队挥师东戈，攻陷了西凉府后，河西走廊其他州县也相继失陷，使西夏京师地区完全暴露于蒙古军队的西部前锋，切断了对京师中兴府的军事物资供给，也割断了西夏的退守之路，这样一来，使整个西夏京师便处于四面包围之中，这也就决定了西夏退出中国历史舞台的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