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10月5日读书笔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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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问为什么几位与世无争的哲学家会突然变得如此苛刻，他们会说，是因为战争深刻地改变了他们。战争让他们意识到，个人对人类整体要承担的责任，可能比看起来更复杂。

五年以来第一次有机会以游客身份访问巴黎的美国人，又像20世纪20年代那样，再次爱上了这座城市。他们会坐在花神和双偶咖啡馆里，会冒险走下地窖的楼梯，到夜总会去。他们会聆听存在主义和存在主义者的演讲，然后再转述给国内的友人。有文化的纽约人开始追逐那些真正的存在主义者：萨特、波伏娃和加缪。一个接一个，都收到了跨过大西洋来纽约访问和发表巡回演讲的邀请。

她对美国的反应，是那种现在已经司空见惯的警惕和欣喜交织的情绪。她被诱惑了：美国“物资充裕，有着无限的视野，是一台放着传奇影像的疯狂幻灯机”。美国是未来——或至少是未来的一个可能版本。苏联提供的那个对立版本，也同样吸引她，但目前来说，美国无疑更强大。因为它更自信，不但富足，还有原子弹。

但是，这个时候要告诉人们，你见到过的那位最漂亮的存在主义者和能把人迷晕的萨特，他们的思想其实承继自德国人，是一件难事。就连在法国，也很少有人愿意承认这一事实。更何况，海德格尔还不是普通的德国人。如果这位梅斯基尔希的魔术师能用法术抹掉他自己的过去，估计每个人都会更快乐些。

与同时代的萨特和其他欧洲人一样，海德格尔也很自然会把美国与技术及大规模生产联系在一起。对话结束时，年轻人说，不用徒劳地试图去“解决”如此规模的大破坏，唯一能做的就是等待。

“泰然任之”是海德格尔后期最重要的概念之一，指的是用不插手的方式来关注事物。

我们必须转向事物，但要以一种不会“迫使”它们的方式。相反，我们要允许每个存在都“依赖于其自身的存在”。

但即便时至今日，雅斯贝尔斯这位虔诚的沟通者，也远不如海德格尔那样被人广泛阅读，海德格尔的影响，遍及建筑师、社会理论家、批评家、心理学家、艺术家、电影制作者、环保活动家以及无数学生和支持者——甚至后来的解构主义

就连无神论者萨特，也表现出了一种对价值思考新方式的渴望。在《恶心》中，他猛烈地抨击了传统伦理，用列维纳斯式的措辞，描述了那些中产阶级人士虽然自诩为动机纯良的人文主义者，但“从不允许自己被一张面孔的意义所影响”。

重头戏是2 月4 日在赫贝尔剧院举行的辩论。萨特在翻译员的帮助下，直接用法语为自己的戏剧进行了辩护。基督徒和马克思主义者认为，这部戏剧给德国人传达了错误的消息，他们说，剧中有关解放的存在主义哲学，完全适用于1943 年的法国人，但现在敦促德国人向前看，是错误的。纽伦堡审判刚刚结束；有些犯罪之人还未被追究责任。一位发言者警告说，许多人可能会利用这部戏，把它作为一个由头，来否认过去真正的罪行，逃避制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