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性骚扰话题，我们能做什么

公共利益，并不是我们八卦的武器。

△ 2017 年 11 月 12 日，数百人聚集在好莱坞举行游行和集会，支持受到性骚扰和性攻击的受害者。图片来源 | Getty Images，摄影 |Sarah Morris

Editor’s Note

就在几天前，媒体曝光了一桩“高管性侵养女”案。恰巧之前，我们刊发了一篇《从金智英到 “n 号房”：谁能改变韩国女性困境》（以下简称《n 号房》）的文章。有读者留言给我们说，为什么不关注国内的案件？

姑且不论未来预想图最初刊发该文时这桩案件还没有曝光的事，这倒是让我先想起所谓“舆论正义”的话题——舆论逼迫得到的结论，一定对受害人最有利吗？

一个很好的例子，就是当年的江歌案（点击这里，可以查看我们当时的报道）。的确，公众有了解真相的权利。但事件全貌尚未了解时就站队“战斗”，对事件受害人，以及他们的家人，只会带来更大伤害。公共利益，并不是我们八卦的武器。很多时候，可能没有绝对的正义与善意，那些战斗，本质上也可能只是一时之快，乃至对受害人的“恶”。

另一方面，有些事未必发生在我们身边，却和我们遇到的很多事有相似之处，我们很希望，读者们能够思考，这件事我们遇到了会怎么想？我们会如何处理？我们该怎样改变这些尚不完善的制度，改善尚不公平的环境？

我们刊发《n 号房》稿件的初衷，也是为了展现同样身处亚洲文化圈的韩国，女性究竟遇到了怎样的舆论困境，以及她们做了什么，又改变了什么。

愿读者们能够看完这篇文章，再谈谈你们到底可以做些什么。

“大部分女生都很茫然无助，拜托大家了，请保护我们。”这句话来自微博用户 @Muhelos 4 月 7 日的微博。她在当天曝光了一件事——她的一名高中同学在国外社交网络平台 Twitter 上发布高中同班女生照片并附上了羞辱性文字。几分钟后，这名微博用户的曝光图文被删，她发布另一则视频再次控诉。

受害者不得不公开隐私，社会过于依赖道德审判——我们似乎已经习惯，身边的那些“小事”可以被忽视。尤其是那些与“性”有关的事，大多都是八卦与谈资，我常常思考，究竟怎样一条通道，才是真正有效保护受害者，又让加害人得到应有惩处的有效路径？

很多人可能直到走入职场之后，或者看到足够多的报道乃至案例，才意识到“性骚扰”是怎么回事。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学校教育与法律制度的缺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于 2018 年发布的一份《中国初级中学性教育实施状况》报告也表明，中国初中阶段的性教育中，对性暴力、性权利关注较少。

这份报告同样也披露，中国学校基本没有专职的性教育教师，性教育科目也一般都由其他科目的教师兼任。只有极少数高校尝试开展了中小学性教育师资的职前培养工作。截至 2018 年，成都大学是中国目前唯一开设性教育教师职前教育项目的大学。广州性别教育中心于 2016 年实施的《中国大学在校和毕业生遭遇性骚扰状况调查》则显示，仅有不到 2 成受访者接受过预防性骚扰培训和信息，仅有 5.4% 高校有预防性骚扰教育存在。

△ 性骚扰预防教育的需求和现状有极大反差：近 9 成学生认为自己需要性骚扰预防教育，超过 9 成学生认为有必要开展防治性骚扰的教育和制定有关规定；但现实中仅有不到 2 成受访者接受过预防性骚扰培训和信息，仅有 5.4% 高校有预防性骚扰教育存在。图片来源 |《中国大学在校和毕业生遭遇性骚扰状况调查》

在一个没有性骚扰教育维权意识普及的校园里，不仅性骚扰的边界会变得模糊，加害与受害行为，也可能仅仅是八卦与谈资，让受害者害怕名誉受损，加害者更加没有顾虑。

△ 在经历性骚扰后，超过一半的人选择了沉默和忍耐，真正向校方或警方报告或报案的人不到 4%。图片来源 |《中国大学在校和毕业生遭遇性骚扰状况调查》

在法律制度上，《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中国国务院发布的《女职工劳动保护特别规定》和中国教育部出台的《关于建立健全高校师德建设长效机制的意见》明确提及“性骚扰”一词并禁止性骚扰。目前，性骚扰的判定责任主体为学校和公安机关，判定标准参考 2018 年杭州发布的《关于建立校园性骚扰未成年人处置制度的意见》和 201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草案）》中性骚扰的定义。除此以外，中国法律并未明确性骚扰行为的“构成要件”，界定也较为模糊。

在幼儿园、中小学校等各类教育机构中，任何人违背未成年人意愿，以语言、文字、图像、电子信息、肢体抚摸猥亵行为等任何形式对未成年人实施与性有关的骚扰行为。对不满14周岁的未成年人实施上述行为，不论未成年人是否自愿，均属于性骚扰行为。

——《关于建立校园性骚扰未成年人处置制度的意见》

然而，即便受害者鼓起勇气发声，面前可能也是一条荆棘之路。性骚扰判定标准包括“违背当事人意愿”，受害人需要提供直接证据证明这一点，这意味着在实际情形中，受害人要留下对骚扰行为反抗、拒绝的证据——这常常会被缺乏维权教育的受害人忽略，而且，在不对等的权力地位下，受害人也不一定能够表现出抗拒的态度。所以，举报常常会以证据不足为由而被驳回。

就目前而言，在中国，对性骚扰行为的处罚方式，如果没有涉及刑事犯罪，处罚也相对较轻。目前，除了因性骚扰带来人格权侵犯的赔偿责任，学校处罚学生的手段通常仅仅是停学、取消评奖评优和保研资格等，公司/单位处罚员工的手段也仅是党内处分、降薪、停职、降级、解聘、开除等。实际上，这些处罚可能很难抚慰受害者。

△ 2014 年 8 月 20 日，在美国西雅图教育局的一次会议上，加菲尔德高中（Garfield High School）的校友西尔维·内梅特（ Sylvie Nemeth） 抗议该学区对一起 2012 年性侵案的处理结果。图片来源 | KNKX，摄影 |Kyle Stokes

一个例子是，2014 年，由于校内性骚扰，厦门大学历史系前教授吴春明被厦门大学开除党籍、撤销教师资格。仅仅一年以后，他就当选中国考古学会新石器时代考古专业委员会委员，于 2018 年成为厦门大学南海研究院图书馆员。

性骚扰案件常常需要漫长的举证过程，处罚结果也不一定令人满意，一些受害者不得不向媒体和网络求助。然而，媒体也是“双刃剑”——它们既有可能成为向加害人施加舆论压力的监督工具，也有可能因猎奇描写而二次伤害受害人。比如，最近媒体对“高管性侵养女”案的报道虽然引发关注，但报道中出现的残忍细节却令人感到不快。

如果事实报道不够扎实，也可能发生道德错判，这也是很多事件“反转”的原因之一。我们已经经历过太多次匪夷所思的“新闻反转”了——本来，这些事实都应该在报道之前梳理清楚。在此期间，如果加上网络“人肉”等各种网络暴力，当事人隐私也得不到任何保障。

无论是走常规渠道，还是网络媒体曝光，维权似乎变成了一场赌博，付出心力、牺牲隐私可能换来令人满意的处罚，也更有可能大失所望。当维权成本远远高于收益的时候，许多人宁愿沉默——这可能才是更大的问题。因为，它会让更多黑暗沉浸在校园，沉浸在我们的身边，直到某一天，自己成为当事人。

△ 插画师根据话题“为什么我不报告”（#Why I Didn't Report）绘制的作品，每一只捂住嘴的手都代表一条受害人说出来后可能会得到的反馈。图片来源 | Ella Community，插画师 | arelifisher

我们需要一个能让权利得到保护的法律制度与求救通道。学校可能要让学生们明白，在隐私得到保护的情况下依法维权，是所有人在所有年龄段本该享有的权利。媒体也应该有职业守则，保护隐私，核实事实。

至于每个个体——我可能无法要求每个人都有一个道德高地，但有些事，可以从自己做起。我曾经在东京地铁站看到一群人如何救助一个晕倒的人。除了救援、帮助维护秩序的人，其中有一人，用手挡住了晕倒的人的脸——这样，哪怕有围观的人好奇拍照上传，至少当事人也能不被曝光面部。

也许你还知道 LGBT 运动如今的声势，一些国家与地区已经承认同性婚姻合法。在此之前，LGBT 群体也为维权做了足够多努力。他们试图让人们知道，这件事就跟人们的各种选择一样，你可以不认同，但是也足够平常。在各类性骚扰案件中也是同样，人们也许需要建立一种认知——除了一些复杂的案件，一般而言，实施犯罪行为的是加害者而非受害者。对受害者来说，过度关心与过度八卦都可能是二次伤害。

任何人都有可做之事。至少让我们先做到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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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小事，可以从我做起。你希望自己可以做到哪些？

1，保护他人隐私，拍摄/拍照时给其他不相关的人脸上打马赛克；

2，尊重朋友隐私，想在社交网络 po 图时，如果图中有朋友，会询问朋友意见……

还有哪些？欢迎评论表达你的观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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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甘若兰 | 编辑：赵慧

校对：李起光 | 微信编辑：吕姝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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