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大学教授赵可金：全球治理须在合作中升级

【光明国际论坛笔会】

赵可金 清华大学全球共同发展研究院副院长、教授
从新冠肺炎疫情发展来看，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疫情首先在东亚地区被报告，以中国联防联控机制为代表的疫情治理成效明显，为国际社会争取了时间。第二阶段，疫情在欧美发达国家蔓延，迄今为止疫情势头仍未得到控制。第三阶段，疫情向中东、非洲、拉美等地蔓延。 疫情造成严重的经济衰退、社会停摆以及治理失效，深刻左右着世界政治经济的未来。
全球化不是逆转而是调整
随着疫情形势的日益严峻，不少人惊呼世界退回到孤立主义时代，认为全球化将会逆转，民族主义重新占据主导地位。其实，这是近年来逆全球化思潮和反建制主义逆流的集中体现，是对当今世界发展趋势的误判。
全球化是一个客观趋势，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 全球化是以科学技术进步和世界范围内的国际分工为基础的，世界经济的总规模和人口流动的总趋势仍然是全球化和城市化，规模扩张是不可逆转的。根据世界银行统计，世界GDP总量从1980年11万亿美元增至2018年的85.79万亿美元，国际贸易、对外投资和金融规模一直呈现扩张势头。根据《世界移民报告2020》的数据，全世界有2.72亿国际移民和7.4亿国内移民，目前已有55%的世界人口生活在城市，到2050年将达到68%。作为全球化的节点，城市人口增加意味着越来越多的人卷入互联互通大循环，人口在全球范围内高频流动是人类社会互联互通的大势所趋。
尽管近年来出现了日益强大的逆全球化思潮，全球化也展现出其两面性和复杂性的特征，欧美一些原本积极推动经济全球化的国家反而出现了逆全球化的思潮，反倾销、反补贴、反移民等形形色色的保护主义声音不绝于耳，各种排外的主张甚嚣尘上，但这些现象不过是全球化发展的自我调整，全球化的大趋势没有变化，深度全球化依然势头不减。疫情冲击可能在短期内造成暂时的经济衰退和社会停摆，长期来看仍然是全球化潮流浩浩荡荡，顺之则昌。
世界需要深度的治理合作
当下的疫情冲击，是全球化催生的各种全球性问题的集中释放。 二战以后，整个世界以联合国体系为核心的国际政治秩序和以布雷顿森林体系为核心的国际经济和金融秩序依然稳固，全球治理水平进一步提高。疫情冲击仅仅是短期内造成了国际治理体系的困难，推动治理协作仍然是各国人民的共同呼声。
然而，这一国际秩序更多反映了西方发达国家的利益和要求，西方主导的经济全球化弊端也日益凸显。 西方主导的全球化主要是经济全球化，更多反映资本的利益和要求，在社会、政治、文化、生态等其他领域缺乏相应的全球治理保障。总体来看，经济全球化一条腿长，全球治理一条腿短，疫情凸显了治理赤字，即便是最强大的欧美发达国家，由于缺乏全球治理的深度改革，也无法有效应对疫情。世界经济要想实现更好发展，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必须相应发展。魔高一尺，道高一丈。疫情冲击引发的不是全球化的倒退，而是全球化的自我调整，聚焦“治理赤字”，实现治理升级。整个世界不仅要合作，而且要进行深度的治理合作，而非仅仅是经济合作。
其实，关于治理赤字的讨论来自所谓“金德尔伯格陷阱论”。 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教授查尔斯·金德尔伯格在《1929—1939年世界经济萧条》一书中认为，20世纪30年代世界经济大萧条的根本原因在于国际公共产品的缺失，于是一些学者便将“金德尔伯格陷阱”界定为在全球权力转移过程中国际公共产品的供给缺失问题。当今世界经济发展不平衡问题日益突出，南北差距扩大和贫富分化悬殊严重，以及衍生出来的饥饿、疾病、难民、社会冲突等国际公共事务难题困扰着世界各国。全球性挑战的日益凸显，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思潮的抬头，令全球治理体系面临日益严重的危机。
变革方向：公平正义，公正合理
日益严重的治理赤字，要求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向着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这种治理挑战不仅需要利益观的调整，更需要价值观的调整。因此，治理全球化的核心逻辑既不是零和博弈，也不仅仅是合作共赢，而是推动构建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推动构建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人类命运共同体。
强调公平正义，是中国对国际关系法则的突出贡献。 2013年3月，习近平主席在访问非洲期间，首次提出真实亲诚对非政策理念和正确义利观。 他在纪念中非合作论坛成立10周年研讨会上强调，“要讲感情，讲危难之中见真情”。面对新冠肺炎疫情这样的人类公共威胁，国际社会应该携手抗疫、共克时艰、守望相助、义利相兼，共同呵护人类赖以生存的地球家园。因此，坚持义利并举、义重于利，是一种强调国际公平正义基础上的正确义利观，为全球治理变革指明了前进方向。

（作者：赵可金）

---

内容：《光明日报》2020年4月27日（12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