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10日,国家统筹安排19个省份对口支援湖北省除武汉市以外的16个市州及县级市。其中,重庆市和黑龙江省对口支援湖北省孝感市。
在对孝感地区疫情严重程度缺乏足够认知的情况下,第二批重庆对口支援孝感医疗队“一夜成军”。
2月11日,重庆赴孝感市新冠肺炎防治工作对口支援队出发奔赴孝感,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副院长吕富荣担任医疗救治组组长。
虽然“身经百战”,但此次一线战“疫”还是让吕富荣感觉“担子很重”。“犹记得当日重庆市委书记陈敏尔同志为我们送行时,殷殷嘱托,对口支援湖北孝感是党中央对重庆的信任和重托,是一场艰巨而神圣的任务,让我们一定要打胜仗、零感染,一个不少的回来,对我们而言这既是激励更是重担。”吕富荣说,“按照规范来做,早点把病毒打败早点回家”成为出发前他内心最朴素的想法,“但到达孝感后,看到疫情的严峻程度,感受到已奋战多日的一线医护人员对于‘援军’的依赖,更坚定了我们此行要以慎终如始的精神打满全场,不获全胜决不收兵。”
闻风而动 下好疫情防控“先手棋”
感染病科为国家教育部首批感染病重点学科;院感科、感染科、呼吸科、重症医学科、急诊科等一批科室卫生应急思维敏锐;作为重庆市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医疗救治单位组长单位,从SARS、禽流感再到H7N9,传染病防控战绩辉煌……
在卫生应急领域的“显著标签”,让重医附一院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始终保持着“非常敏感”。
“2020年1月3日,央视播出‘武汉发生不明原因肺炎’的新闻时,我们就凭着职业敏感,认为这不是一则简单的消息,疫情很可能来袭,必须下好防控‘先手棋’。”吕富荣的“专业判断”,让重医附一院第一时间闻风而动,为疫情防控赢得时间。
1月5日,医院院长办公会就提出做好不明原因肺炎工作预案,并启动发热门诊、筹备隔离病房等措施;
考虑到临近春节,医院住院患者量减少,医院立即腾空感染科所在的六号楼,作为专门的隔离病区,并紧急征用了部分病房;
医院在门诊大楼外搭建帐篷,把所有进出人员的预检分检环节设在门诊大楼之外。
……
“一系列非常规动作与我们医院一直以来的传统有关,即一旦有紧急事件发生,我们首先就要去验证,然后做最充分的准备。鉴于重医附一院感染病科是国家首批感染疾病重点学科,我们要以高度的荣誉感和责任感对得起这块牌子。”应战疫情,吕富荣始终靠前指挥。
事实证明,重医附一院一系列体现专业精神的“组合拳”为该院守住了疫情防控的第一道防线。作为毗邻疫情风暴中心的城市,就在武汉封城的前两天,该院于凌晨收治了一名新冠肺炎疑似病例,医院立即从黄色警戒进入红色警戒,全院员工全部停止休假,重症医学科、感染科、呼吸科等重点科室严阵以待。
在这一过程中,党建引领作用凸显。1月30日,重医附一院党委组织“我是党员,我先上”共产党员突击队,全院共1267名党员参加;分阶段组建的“疫情防控应急预备队”,为疫情防控备足人力资源。
随着武汉的疫情加重,吕富荣心里有一丝不安:“一场传染病即将蔓延,我们的物资准备充足吗?”
事实上,仅在普通物资准备上就已困难重重。疫情暴发恰逢春节假期,吕富荣想为改造后的医院做一些流程指示标识,但彼时很多商家、厂家都已休假,这项专业的工作不得不由医护人员自己承担,“我们就用手写,然后用打印机打印出来。”吕富荣给相关部门下了死命令,做不完,春节就不能休假。
防护物资的准备工作更加磨人,吕富荣回忆,当时医院设备处长曾经告诉自己要采购500个口罩都非常困难。“没办法,我们只能群策群力,一方面医院自己向外拓宽渠道求助、采买,全球撒网找资源,一方面等待重庆市卫生健康委的分配。”
随着医院接到更为艰巨的出征孝感的任务,物资保障工作紧急性更加凸显。“我们迅速从‘疫情防控应急预备队’抽调20名医务人员,并根据这些人的身高体重等基本信息,选购防护用品、生活物资及必要的设备设施等,迅速完成选购。这个速度源于大家平时养成的良好应急习惯,比如在我的办公室里一直都存放着一个紧急救援背包,一旦发生突发事件,半小时内就可以出发。”此刻的吕富荣俨然成为物资储备的“大管家”。
一夜成军 打响“孝感保卫战”
“作为一名医者,我始终认为感情是事业的基础,爱心是事业的不竭动力,要对人民群众有大爱,对救死扶伤的事业有大爱,这样的才能不畏艰险、负重前行,持之以恒地把为人民服务坚持到底。”吕富荣在战“疫”日记中这样写道。
“中午我接到了上级的‘点将’通知,让我出征孝感,并担任重庆赴孝感市新冠肺炎防治工作对口支援队医疗救治组组长。作为有36年党龄的老党员、分管医疗十余年的副院长,多次参与玉树地震、SARS、禽流感等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处置,由我带队去孝感,组织上放心,我本人更是职责所在义不容辞。”吕富荣将此视为己任。
然而,亲人却始终对他的身体状况放心不下。据悉,50多岁的吕富荣不仅有高血压等基础性疾病,还做过关节置换手术,长久的站立及奔走都对身体构成极大挑战。
“一边是组织上对我的期盼、孝感群众对于重医医疗队的期许,一边是家人对我的牵挂和叮嘱。我毕竟受组织培养多年,在疫情当前、组织召唤的时候,我必须义不容辞地站出来,带领队伍冲上去。”虽然前路风险未知,但吕富荣义无反顾。
据悉,吕富荣带领的是一支汇集了7批764名医护人员,来自95个医疗机构的“超级混编战队”,队员们分散在孝感6个地市的7家医院。不同单位、不同岗位、不同年龄段的队员,相互之间如何调配,怎样把这些同志团结起来、协同作战,吕富荣亟需“做答”。
前线指挥部制定了“三条铁纪”,即听指挥,讲团结;做好个人防护;严格按照技术标准和技术规范操作。针对队伍中年轻人多的特点,支援队以党建带动团建,成立对口支援队临时团委,凝聚发动青年力量。为实现“零感染”,吕富荣把重医附一院善于组织培训的好传统带到队伍管理中,严格开展岗前培训,共完成培训33场,覆盖2886人,培训不过关的一律不得上岗。同时,加强队员心理健康管理,配有随队心理医师,为医疗队和当地医护人员开展心理辅导,共开展线上线下讲座13场,覆盖近2000人,个体心理干预近200人。
国家赋予对口支援三项任务,即救治、医院管理及防控,然而现实中,地域观念差异、医务人员理念问题等都成为横亘在吕富荣面前的难题。“比如,当地有的医务人员觉得防控已经到位了,认为我们的院感防控要求过高;还有三区两通道的建设,我们坚决要求按照规范来做。”
吕富荣认识到,仅克服“人生地不熟”的问题是远远不够的,还需要在医院管理、医疗救治和防控等方面加以强化。要解决这些问题,首先要把沟通机制搭建起来。凭借多次进行应急救援的经验,重庆支援队牵头迅速建立起了孝感、黑龙江、重庆三方会商制度,定期会商决策重大事项,通过不断磨合,逐步建立起较为顺畅的沟通机制。
在区域作战层面,吕富荣的策略是“集中优势力量,各个击破”。“我们根据孝感的疫情发展,在支援队中选择不同专业、不同年龄、不同职称的人员集中起来,对口支援相关医院。在分区安排上,重庆市对口支援大悟、孝昌、云梦,以及孝南区和孝感市中心医院。当时,孝感地区患者分布比较松散,2月14日,把全部任务分配下去以后,我们组织了十几位呼吸、感染专家组成专家巡诊组,到每个县巡诊,每周一两次,同时在每个县里至少派一名专家指导危重症病人的救治。”
结合当地“一区三县”共6个医疗分队分布广、隔离病区内外信息沟通不畅、巡回专家不定时会诊查房等情况,支援队还因地制宜上线华为云welink系统,配置中心端(指挥部)及个人端设备,并于2月23日整体上线运行。各驻点医疗队之间医疗协同、在线团体心理辅导的开展,与重庆后方多次的工作汇报、入党在线宣誓及视频会议等各项需求得到了满足。
随着机制的理顺,重庆支援队开始深入贯彻“集中患者、集中专家、集中资源、集中救治”的“四个集中”原则,和孝感的同道一起,把新冠肺炎患者集中收治到综合实力较强的孝感市中心医院和汉川市人民医院,同时加强对重症患者医疗救治的指导。
针对孝感地区70%以上的新冠肺炎患者都是有基础疾病的老年人,支援队牵头建立“清单制”,即每位医护都可以拿到一张患者清单,内容涵盖患者所处状态、有哪些基础疾病、采取了什么方式治疗等,对每位患者的病情都进行梳理。
在重庆支援队的1107名患者当中,有220名重症患者,集中收治后,团队规范管理,“一人一策”,精准救治。医生每天上午查房了解患者病情,下午进行MDT会诊,“我们有些专家一天两次进红区,就是为确保病人能够得到及时的精准的救治。”
经此一“疫”促改革 补短板
结束“孝感保卫战”后,吕富荣对很多战“疫”片段仍记忆犹新。如刚到武汉天河机场时,周边了无人烟,一片荒凉景象,顿感使命艰巨;再如初至孝感,就遭遇暴雪,“下了足够10公分厚”,更增加了协调指挥的难度。但经此一“疫”,吕富荣内心深处更多的还是“疫”后的反思。
首先,应建立和完善敏感高效的疾病监测体系和突发事件报告体系,尽可能早期发现风险和隐患。
其次,医疗机构要实施严格的人员出入管理,合理配置医护力量,减少人员聚集和流向交叉。要利用互联网方式,大力实施分时点预约就诊和自助服务。进一步完善标识系统,加大门诊和住院咨询导诊力度,确保有序就诊。实施分区分散候诊。设置便民门诊,方便低风险慢性病患者快捷就医,更好分流就医人群。
在专业配置上,吕富荣建议应结合实际,选派经验丰富、多学科参与、专业能力强的医务人员组建发热、肠道门诊等专班,配齐快速检查检测设备和人员,尽可能专区运行,提高筛查能力。
在人员培训上,吕富荣认为应全员分层级(含医疗辅助人员)院感培训,提升防控意识和能力,按规范等级实施防护,强化戴口罩,严格落实手卫生等。落实院感作为医院一把手工程,实施全员考核,与上岗和绩效挂钩,动态管理。
“今后,医院管理更应注重平战结合。”吕富荣说,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作为区域龙头,应率先垂范,形成经验,打造样板。
文:健康报记者 刘欣茹
编辑:管仲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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