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末赠书 | 中国如何战胜美国的技术封锁和“脱钩”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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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高铁激进创新的动力和技术成就从何而来？京东方何以成长为世界最大的半导体显示企业？“华龙一号”的技术源头在哪里？中国如何战胜美国的技术封锁和“脱钩”威胁？
今天智谷君给大家推荐的这本《新火》恰恰可以为你破解中国高铁、核电、液晶面板、数控机床发展之谜，书中讲述中国工业鲜为人知的历史和英雄故事，带你追寻中国技术进步之源，揭示技术创新的逻辑，探寻中国经济转型的动力。
◎作者| 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 路风
近日，美国政府多位官员表示拟对华为采取新的限制措施：使用美国芯片制造设备的外国公司，必须获得美国许可才能向华为供应某些芯片。
即使面临新冠肺炎在美大爆发的危机，美国依然打算升级对华为的封锁。
任正非曾表示，没想到美国打压华为的战略决心如此之大、如此之坚定不移，没想到美国的战略打击范围如此之广，没想到美国的打压如此之极端。
中国工业和企业如何突破美国的技术封锁？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路风教授在本文中提出：我国战胜技术封锁、“脱钩”威胁并保持国际合作的唯一有效武器就是坚持自主创新。
本文对自主创新与技术引进的关系做了极其通透的论述，驳斥了以影响国际合作为名否定自主创新的论调，对我国的国际合作和对外开放有哲学方法论和战略层面的启示。
本文是路风教授新著《新火》自序的第一部分，该书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0年3月出版。
《新火》自序（节选）
《新火》是《走向自主创新》的续集，风格一脉相承。
本书的主题仍然是关于自主创新，虽然这个主题本身也经历了“沧桑”。
当中国领导层在2006年1月的全国科技大会上提出自主创新方针时，它在当时的条件下为鼓舞中国工业界的自主开发起到了历史性的作用。
不过，后来在美国的施压以及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冲击下，这个方针先是让位于“救市”，后来被代之以含义中性的“创新驱动发展”。
2013年以后，虽然党的领导人在视察基层单位时还经常提到自主创新，但没有再以大政方针的形式予以确立。
可喜的是，自主创新作为进取性的精神状态、后来居上的竞争战略和实现技术进步的方式，仍然在中国工业顽强地扩散开来，并不断积累起势头——这是本书取名《新火》的主要原因。
本书收录了2007—2016年完成的五篇研究报告，其中的两篇经过修改分别在2018年和2019年发表于学术期刊；此外，在本书编辑阶段，我还为另一篇增写了“续集”。
这些新的工作可以使本书与今天的中国工业发展情况更加密切相连。
本书的经验研究既涉及核电和高铁这类具有国家战略性质的工业，也涉及半导体显示器和数控机床这类竞争性的高技术工业。
对这些工业的研究表明，自主创新不但在中国工业具有深厚的历史根源，而且是中国企业和工业获得竞争优势和实现技术突破的唯一途径。
虽然本书收录的研究报告或文章涉及创新研究的许多方面，但它们共同的主题可以概括为一个：技术只能自己干。
这个观点以稍微理论一点的语言表达就是：中国工业要想创新就必须自己掌握技术，而要掌握或获得技术就必须进行和坚持自主的技术研发。
一、自主创新不是“关起门来自己搞”
自从自主创新作为指引中国技术进步的一种方针和路线被提出后，中国社会也出现了把自主创新形容为“关起门来自己搞”的说法。
如果出于无知或误解也就罢了，但对于有意者来说，其目的无非是把政策辩论的焦点从自主开发与依赖技术引进的对立，偷换成自主创新与开放创新的对立，由此再将其混淆成“闭关自守”与开放的对立，从而以貌似合理的借口否定自主进行技术研发的必要性。
这就是为什么甚至在美国以极端的手段对中国发动贸易战和技术战之后，还有人继续以“开放”和“国际合作”等空洞的辞藻来掩饰问题的本质。
不过，无论怎样伪装和歪曲，否定“技术只能自己干”的立场都是可以从理论逻辑上予以证伪的。
在国际主流创新理论中，“技术”一般被理解为由两个互相密切联系的要素所构成：知识和行动。
知识指的是人的头脑中对因果关系的理解（可以通过操作手册、设计图纸和论文等来表达），但产生这样的理解离不开行动——对技术的研究、开发和应用；行动需要技能和能力，而技能和能力只能在有关技术的实践中被掌握，并不能还原为可以通过语言和文字来表达的知识。
因此，技术知识是经验的知识，只有通过人类的技术实践才能够生成、发展，并且被传承——正如个人技能只有通过往复的行动才能被记忆那样，工业组织的技术能力也只有通过不断的技术实践才能被记忆。
反对自主创新的人惯用的手法就是割裂掌握技术的这两个条件——“知”和“行”的互相联系，以使公众产生不“行”也可以“知”的错觉。
技术知识的实践性质是理解自主开发与技术引进之间关系的钥匙。
流行于中国的“引进”一词并非一个世界通行的概念。
就其通常的含义而言，如果用英文表达中文的“引进”，则直截了当就是“import”（进口）或“purchase”（购买）。
但是，获取外国技术的途径并非只有贸易的形式（包括购买设备、购买技术许可证等），还有非贸易的形式，如留学、阅读文献、参加国际会议、访问参观、私下交流等。
因此，比“引进”更具有一般性的概念是吸收外部技术知识。
中文的“引进”并不涵盖获取外部技术（知识）的全部途径，因为它从来不包括非贸易形式的学习含义，而仅仅指进口或购买。
当然，购买外国机器设备可以成为后进者学习先进技术的一个途径，但其必要条件仍然是为学习付出努力（如通过反求工程来掌握技术），而不能仅仅局限于使用这些机器设备。
毫无疑问，后进国家的经济发展存在获取、引进、利用和吸收外国技术知识的必要性。
更一般地说，包括发达国家企业在内的所有企业也都存在吸收外部技术知识的必要性，如把产生于大学或其他国家的科学知识转化为带来商业价值的产品。
正是因为任何创新都存在吸收和利用外部知识的必要性，所以对创新的理论研究也产生了“吸收能力”的概念。
从本书引述的理论文献可以看到（本序言不加注释以避免给读者带来负担），国际创新学界公认：工业组织的吸收能力来自它们自己进行研发的努力，即一个组织通过自主研发而达到的相关知识水平决定它吸收和利用外部知识的能力。
因此，不进行技术实践或行动的主体——无论是个人还是组织——都无从吸收外部知识，也无从掌握技术。
在澄清上述概念和理论关系之后，首先需要明确的是，世界上不存在不需要吸收外部知识的创新。
在现代条件下，任何企业的研发人员都必须经过高等教育的科学和技术训练，这种资格要求已经属于（对企业而言的）某种“外部性”了，何况研发过程始终存在了解和参考竞争对手所作所为与外部知识进展的需要和可能性。
因此，“关起门来自己搞”的标签与自主创新没有关系，因为世界上没有任何人可以在与世隔绝的条件下研发出来技术。
那么，自主创新指的是什么？它指的是，要创新就必须掌握技术，要掌握技术就必须自己干，因为世界上也没有自己不进行研发就可以掌握的技术——这是由技术的“知行合一”的性质所决定的，即不“行”则不“知”。
获取外部知识的条件可以影响自主创新的条件，但创新的效果更关键性地取决于自主开发的努力，而不是客观条件本身。
当本书批评引进政策时，它批评的是以引进代替自主开发的做法，因为这样做就只能陷入技术依赖。
中国当然可以从技术引进中受益，更可以从国际交流和合作中受益，但前提条件是坚持自主开发，把引进当作辅助手段。
有关技术的“知行关系”很容易帮助理解这个原则，即开放与自己干之间没有矛盾——为了更多地“知”，中国应该开放，但要能够达到“知”，则必须自己去“行”。
华为海思开发芯片时，如果不是“关起门来自己搞”，难道还要开起门来让别人代劳？也正是因为有了通过自己干而获得的能力，华为才能满世界去“合作”。
在今天的世界上，没有人能够阻断科学知识的传播和扩散，而阻碍知识传播的最大障碍是需要方没有吸收能力。
因此，战胜技术封锁、“脱钩”威胁并保持国际合作的唯一有效武器就是坚持自主创新。
那些声称自主创新会影响国际合作的人不是无知或别有用心，就是胆怯。
二、世界上不存在“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的模式
写这篇序言还给了我一个机会来表达一个以前没有能够彻底表达的立场：世界上其实根本不存在“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的创新途径或模式，因为世界上不存在不进行自主开发就可以“消化、吸收”的可能，更谈不上“再创新”。
当年，为了缓解提出自主创新方针的冲击，官方把自主创新划分为“原始创新”“集成创新”和“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这三种途径或模式。
这种划分并不严谨，这里不谈前两种，只集中于最后一种。
这种模式是在政治妥协下被杜撰出来的，它无法克服一个逻辑上的悖论：如果引进方没有技术能力基础，那么“引进”本身不会带来任何技术，只不过是在一定范围内获得技术的使用权；如果引进方具有吸收引进技术的能力基础，那么这种模式就不再是“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因为这个能力基础只能来自自主开发。
因此，不必再以这种杜撰的“模式”去掩饰错误的做法。
本书收录的四篇工业研究报告以各自的历史和经验证据都证明了这个道理。
四个不同的工业部门或其中的企业都经历过技术引进：中国核电和高铁的发展都是从全盘引进开始，京东方是通过收购外国企业的液晶业务进入半导体显示工业的，而沈阳机床集团也是从国际合作开始研发数控系统的。
但是，它们后来获得成就的原因都是走上自主创新的道路：核电发展中保留下来的自主开发路线，最后翻盘压倒引进路线；高铁则是国家战略的变化使自主开发路线代替了引进路线；京东方把收购的技术资源用于自主建设生产线；沈机的数控系统研发团队则是放弃国际合作的幻想，走上完全依靠自主开发的道路。
不错，四个工业部门都从引进或国际合作中受益，但受益的原因恰恰是它们不仅具有从自主开发经验积累起来的能力基础，而且在引进或合作之后又果断地走上自主开发的道路。
引进派喜欢说，创新要站在巨人的肩膀上。
从逻辑上讲，站在“巨人”肩膀上创新是在“巨人”的成就及其背后的知识、技能和经验基础上创新；如果无力吸收和利用“巨人”的这些“成果”，非但不可能创新，反而只能被“巨人”踩在脚下——这是由中国一些工业部门和企业的经验所证明的。
因此，从引进中受益从来不是中国工业发展的主要原因——如果中国核电发展只能依赖美国西屋的AP1000技术，如果中国高铁只能依赖继续购买外国车型来升级，如果京东方也依赖引进生产线，如果中国机床工业只能购买外国数控系统，那么这些工业部门今天会处于什么样的状态是不难想象的。
我多年来在课上为了给本科生讲解自主研发与引进技术的关系，总是用这样的例子来解释：一个人吸收外部知识的能力取决于他或她自己的知识水平，而社会已经达到的知识水平永远代替不了个人学习的必要性；虽然学习大师的论文有助于年轻学生了解写出好的论文需要做到什么，但学生写论文的能力永远来自他们自己不断写论文的实践和努力，无论他们是否看了或看了多少大师的论文。
多年来无一例外，这个道理被20岁上下的本科生们所明白、所认可。
但是，就是这样一个直白的道理，却在中国的政策领域被扯了几十年之后，还是有些人弄不明白或不想弄明白。
因此，本书的意义就在于它以对中国工业的经验性研究和对真实事件的分析，破除这些无知、胡扯和别有用心的歪曲，从社会意识上为中国工业的自主创新创造条件。
2020年1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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