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万亿信贷救急抗疫，中小微企业拿到贷款了吗？｜财经调查
文|《财经》记者 张颖馨 特约作者 张平平
编辑|袁满
“钱根本不够用，没有银行愿意给我们更多的支持。”刚结束一天的紧张工作，电话那头的王明，声音中夹杂着疲惫与无奈。王明是湖北某大型医药集团董事长，自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他与公司员工坚守在抗疫一线，紧急调度采购医疗物资超过2.5亿元。
但现在，他只能缩减自己的采购计划。据其透露，公司的资金缺口超过2亿元，从今年1月底至今，他仅从3家银行处累计拿到不超过1亿元的贷款。王明向《财经》记者表达了自己的疑虑：
“我们公司在国家疫情防控重点企业名单内，且2019年营收达到33亿元、净利润超过2亿元，为何得不到更多银行、更多的贷款支持？我们这样的企业尚且如此，其他中小微企业是否真能从银行拿到贷款？”
现实或许是严峻的。据《财经》记者了解，自疫情以来，国家相继出台了多项针对中小微企业的贷款扶持政策，确有不少企业拿到利率优惠的贷款资金，但仍有很多受疫情冲击的中小微企业尚在生死线上挣扎。
宽松货币政策下，一场针对“中小微企业为何很难从银行拿到贷款”的讨论正在进行。有观点认为银行没有将国家政策落实到位，因害怕可能出现的坏账而不愿承担更多责任；亦有观点认为，银行本就是市场化机构，当前已向实体经济让利不少，不能再承担更多超出自身承受能力的风险。
“阳光总在风雨后”，但如今，在“阳光”来临前，部分中小微企业可能已倒下。疫情下的中小微企业融资困局，应如何破解？
企业的“尴尬”：超万亿信贷支持却得不到贷款
疫情之下，包括餐饮、旅游、电影、交通运输、教育培训等行业遭受极大冲击，这其中，又以中小微经济体所受影响最大。
北京某互联网公司创始人陆勇告诉《财经》记者，他所在的公司主要为小微零售商户提供SaaS（软件即服务）产品。3月复工之后，他发现后台部分客户已不再活跃，位于学校周边的客户更加明显，“基本可以判定已经关门”。
鉴于中小微经济体在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一场覆盖范围不断扩大、针对性不断增强的“扶持运动”已然开启。据了解，自疫情出现，中国人民银行先后通过5000亿元再贷款再贴现额度，增加政策性银行3500亿元专项信贷额度，增加面向中小银行的再贷款再贴现额度1万亿元，下调支农、支小再贷款利率0.25个百分点等方式，试图帮助更多的中小微企业度过难关。
《财经》记者了解到，在上述扶助政策落实过程中，确有不少与疫情防控相关、受疫情影响较大的中小微企业获得贷款，但仍有不少企业被银行“拒之门外”。
陆勇对此深有感触。一次偶然的机会，他听说国家对中小微企业进行贷款补贴，于是向银行申请，得到的回复却有些尴尬。
“当时没听明白，以为是国家出了政策降低企业申请贷款的条件。”实际上，陆勇听到的政策是“针对已经有贷款的企业，可以申请补贴”，并非放宽贷款审核条件。银行工作人员告诉陆勇，他的公司若想申请贷款，必须引入担保公司。但新的问题随之而来，陆勇所在公司并不符合担保公司相关要求。最终，他只能选择放弃向银行寻求资金支持。
西南某地级市城商行客户经理接受《财经》记者采访时坦言，“担保公司要求虽比银行稍低一些，但基本都要求反担保，有些小企业（资产）往往只有厂房和工业土地，这种抵押物太差，担保公司容易亏损。”
另据多名融资担保机构人士透露，从行业平均水平来看，每一笔担保贷款大概会收取2%左右的担保费。上述城商行客户经理表示，其所在行资金成本比较高，针对疫情相关企业的疫情专项贷款年利率为4.55%，针对其他小微企业的普惠贷款主要是支小再贷款，年利率超过6%。“6%还是给优质客户，大部分情况贷款年利率在8%左右，若再叠加担保费用，部分企业确实难以承受。”
除了引入担保，企业要想拿到银行贷款，一般可通过提供有效抵押资产的方式。
某国有四大行对公贷款业务员告诉记者，其所在银行针对小微企业的贷款主要有两种：疫情防控专项贷款和针对小微企业主的住房抵押贷款。据了解，后者在疫情期间利率已降低至3.85%，但对企业经营状况和抵押物本身都有一定要求。
具体来看，企业需成立一年以上，最好不要有亏损；其次，抵押物必须是住宅，商业或工业用途的房屋不行，且住房本身必须在银行内部的优质房产名单之内；最后，房屋不能有未结清的按揭贷款。
上述业务员表示：“与之前相比，住房抵押贷款主要是利率下降，其他变化并不大。”其透露，此前无法得到贷款的公司，现在的申请通过率依然很低。
成都某文创企业负责人已经开始做出关闭公司的最坏打算。她告诉《财经》记者，受疫情影响，公司经营陷入困境，本想向银行申请贷款，但对方要求提供房产抵押。“现在借款主要是下发员工工资，但我不仅需要把个人资产搭进来，之后还要背着债务过日子，不借了，直接关闭公司就好。”
银行的烦忧：谁为风险埋单
类似陆勇、文创公司负责人这样亟需资金，却囿于多种因素无法从银行拿到贷款的案例，并不在少数。向中小微企业贷款提供服务的多方，亦从展业情况上关注到这个现象。
某股份制银行对公业务客户经理接受《财经》记者采访时表示，虽然自己所在的股份行推出多项针对受疫情影响企业的金融措施，但在实际操作中，风控门槛降低主要是针对与疫情防控直接相关，或是经营业绩良好并有一定规模的企业。再者，此前企业类客户主要是依靠固定资产抵押以获得贷款，而当前阶段主要是发放信用贷款，贷款审批通过率相较之前下降，最终体现为贷款发放量下降。
部分城商行业务员则采取了更为谨慎，甚至是“封闭”的态度。“除了硬性任务，如果不是比较稳妥的企业，基本上能不做就不做，毕竟这笔贷款一旦出现问题，无论涉及的金额高低，都会遭到问责。”华南地区某城商行对公业务客户经理直言。
部分融资担保机构对中小微企业无法从银行拿到钱感受颇深。“各种渠道都在向我们推荐客户，成千上万的企业均有需求，现实情况是银行钱多、企业需求也非常大，但转化率依然非常低。”华北地区某担保公司负责人向《财经》记者列举了一组数据：每年的一季度都是担保行业的淡季，今年受疫情影响，业务量出现明显增加，截至目前，公司担保笔数近1000。但从整体来看，其向银行推荐10个企业客户，比较好的情况，能有1个企业得到贷款，大部分时候通过率则为0。
近年来通过科技手段帮助银行获客的多家助贷机构，在疫情期间并没有感受到业务量的明显增加。某头部助贷机构高管向《财经》记者分析称，按照正常逻辑，央行“放水”、疫情影响等因素，我们的业务量会出现新增，但现实是与之前持平，甚至有微降的趋势。另据其透露，在帮助部分银行进行初步风控的过程中，发现部分银行体系中的小微企业客户，并非是企业主或个体经营户，而是一些具有其他类型资金需求的个人。
为何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多方均将问题的核心指向风险。
“支持中小微企业，银行的积极性很高，但毕竟银行也是商业机构，风险永远是首位的。”某股份制银行对公业务负责人透露，从整体上看，很多企业在疫情前就已经出现经营亏损、现金流紧缺等问题，疫情“雪上加霜”，对企业影响的深度、广度难以确定，未来一旦发生风险，谁来为银行埋单？
上海新金融研究院副院长、浙商银行原行长刘晓春认为，不能仅关注企业是否贷到款，而应关注企业的有效需求，即有还款能力的贷款需求。一些企业得不到贷款，一定意义上说明企业背后的需求并非是有效的。
“近几年我们看到一个现象，国家要求加大普惠金融发展力度，很多大行积极响应，开始将服务下沉，向更多此前未曾覆盖的小微企业客群提供金融服务。这给很多中小银行造成了很大压力，认为大行挤占了它们的市场。为什么？道理很简单，他们也不敢再继续下沉，即便有很多的小微企业有贷款需求，但大家心里都清楚背后的风险，谁敢贷？”刘晓春向《财经》记者强调，企业确实有贷款需求，但这不等于是有效需求，两者有明显区别。
另据《财经》记者了解，部分企业虽有资金需求，且营收情况不错，但实则负债过高，并不符合授信要求。疫情下，针对此部分企业，若是长期合作客户，有银行会提供信贷支持，但会做出额度限制；若是首次接触客户，大部分银行则拒绝提供新增贷款。
文初王明的遭遇，正是这样的情况。“大家只看到我们不给贷款或是‘斤斤计较’地缩减授信额度，但这些企业的真实负债情况如何？既有负债是否都安全？”华南某城商行对公业务负责人向《财经》记者表示，银行在考量企业风险时，需要综合评估其经营模式、历史业绩、净资产、营收账款周转率、毛利率等指标，如果企业既有负债超出安全边际，银行肯定也无法顾及企业在疫情影响下的实际需求。
另一方面，银行对风险的顾虑还体现在：现行体制下，贷款若出现逾期、纳入不良等情况，许多银行业务人员还得承担被问责的风险，而这又与其职业生涯紧密挂钩。多名金融科技行业人士接受《财经》记者采访时表示，体制之外，很多地方性银行并没有足够的风险识别和定价能力。多重因素影响下，不少银行扶持小微企业变成响应政策呼吁和完成考核指标，实则没有动力去展业。
值得注意的是，监管亦关注到上述情况。在4月22日举办的国新办发布会上，银保监会首席风险官兼新闻发言人肖远企坦承，目前来说，确实还有一些小微企业，特别是微型企业、个体工商户等等，尚未获得相应的信贷支持。但这里面原因很多，有一些小微企业不符合获贷标准，有的是服务触角还不够。
“破局”：政策扶助与机构盈利的平衡
“我们一直在强化相关的措施，使小微企业做到应贷尽贷，特别是对没有获取首贷的小微企业要加强服务，满足他们正常的贷款需求，提高首贷率。”肖远企说。
毋庸置疑，银行业对小微企业的信贷支持一直在加强。据银保监会披露，一季度末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同比增长25.93%；一季度对企业、商户和个人经营者发放的信用贷款增加2.5万亿元，增量接近2019年同期的2倍；一季度共办理续贷5768亿元，其中近九成资金投向中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
但不可否认，解决中小微企业的融资困境依然有不短的路要走。多名中小微企业主告诉《财经》记者，当前得到的银行信贷支持依然十分有限，甚至难以获得。
美联储的一项调查显示，有49%的小微企业会向大银行(存款超过100亿美元)寻求贷款，但通过率只有约30%。另据恒大研究院发布的《中国民企融资环境报告：2020》（下称《报告》），信贷融资方面，民企信贷规模、占比均远低于国企，2019年民企新增信贷占比虽较2018年大幅提升7个百分点但也仅为42.5%，与民企经济贡献度远不匹配。
另一方面，随着银行间同业拆借利率下行，有观点认为流动性淤积在银行间市场，并未传导到实体经济。对此，不少金融行业人士直言，当前货币政策力度已经足够，解决中小微企业融资难题，或应向货币政策之外寻找出路。
中央财经大学副教授、制度经济学者徐华接受《财经》记者采访时表示，普惠金融在银行层面难以落实，实质是银行“政策性导向和盈利性导向的矛盾”。“在1980-1990年这个时期，银行就是政策性和盈利性不分，导致一系列混乱。现在给银行的基本体制约束，就是追求盈利性。普惠金融相当于搞救济、搞公益，这个银行没法弄。”
无独有偶。多名银行业从业者认为，针对中小微企业的贷款利率应该更加市场化。“有担保、有抵押的国企拿4%-5%的贷款利率可以，但绝大部分小微企业风险更高，做同样的定价肯定不合适。大家都是想放贷款却不敢放，眼看着考核还没有达标，我们自己也着急。“某城商行行长直言，现在处于非常时期，监管应允许银行根据不同的企业风险做出定价，以提高企业的贷款可得性。
国家开发银行原副行长刘克崮近日接受媒体采访时指出，解决小微经济体融资难、融资贵这两个方向并列同时推进有问题，政府和各级金融机构要容忍价格适度高一点，才能吸引金融领域的社会投资进入小微、普惠、草根金融领域。
区分监管政策与宏观调控，亦被不少银行业从业者所提及。
“现行监管政策与宏观调控混在一起，经济下行叠加疫情暴发，监管要求银行多支持民营企业、多发放贷款等，但却没有配套的‘尽职免责’规范，一年后若出现不良贷款，问责机制并不会去考虑这笔贷款产生的时间、背景。”上述股份制银行负责人透露，这其中还涉及到坏账核销，按照财政部规定，需先处罚后核销。这就会出现一种情况，为了一笔实际上不应追责的贷款核销，银行内部大费周章。贷款背后可能出现的“隐形成本”，大大降低了银行扩展小微客群的积极性。
当然，民营企业也需努力“自救”。刘晓春认为，民营企业和中小微企业应该思考如何得到市场信任，而不是博取舆论同情。“你得不到市场的信任，但却老想着让市场进行救助，市场并不是慈善机构”。
恒大研究院亦在上述中《报告》指出，解决民企融资难可以下几点着手：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完善商业银行激励机制及考核指标、引导影子银行健康发展等。再者，企业需规范自身经营，防止杠杆过快扩张，以提高核心竞争力。
（应受访者要求，王明、陆勇为化名）
（《财经》实习生王雨婷对本文亦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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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编| 刘思言 [email protec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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