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教授的疫情反思：科学预测与人文感知
17年前，SARS在中华大地肆虐。当年5月份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我说：“明天、明年，或者100年以后可能还会有比非典更厉害的东西，人类做好准备了吗？”
这么多年过去了，新冠疫情席卷而来，显然人类并没有做好准备。甚至可以说，人类根本就没有准备，也不想准备，大家都觉得这些跟自己不会扯上关系，侥幸是现代人类生存的特点之一。
有首歌叫《世事不可强求》（Que Sera Sera），朴素轻快的吟唱中表达出“未来不可完全预测、不完全可控”的常识。但用文明武装起来的现代人，不愿意相信这个基本事实。
自近代科学以来，哈雷彗星回归、每一次日食和月食发生的提前告知、火箭一次次的成功发射，都让人们误以为世界上的一切都是可以预测的。当然，为了更好地生存，人类发展出来的各种学问，特别是自然科学，目的之一就是预言明天，提前把握还未到来的事情。
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其实是高度非线性的，事物之间的相互作用并非是简单的线性关而是非线性关系。根据非线性动力学和复杂性科学，系统的长期行为是不可预测的。
通过自然科学努力把握明天，没有错，但仅从科学的角度来分析、考虑却很不够。只有各尽所能、恰到好处地将科学预测与人文感知结合起来，才有希望面对我们面临的不确定性、风险。
那么，到底如何才算是“恰到好处”？
授课老师 ： 刘华杰（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著名博物学家）
另一方面，在从宏观和宇观领域，一万年可能并不算很久，天文学家可以提前编出一万年以后的历书，一万年以后日月食的初亏、食既、食甚、生光、复圆等时间都可准确提前计算出来。 对于一个要预测系统，可预测的时间长短是相对的。一万年对我们普通人而言太久，但对天体系统，科学来说很短，可以准确推导。而对于微观粒子尺度的事件，一纳秒的时间就可能是很久了，预测也不容易。 那么，对于生活世界中个人的人呢，人的一生可以预测吗？ 严格讲，人生在科学意义上不可精确预测，我们没法精确描述这类非线性的复杂系统，“人生”的尺度也超出了科学预测的限度。我们不知道明天会怎么样、十年后会怎样，一个小孩从出生到长大会变成什么样。 但是，人类仍然要为未来着想。以养孩子为例，养孩子也讲规矩、习惯，要读好的托儿所、好的小学中学大学等等，这里边涉及到多种预测，预测时间也有不同的量级，非常复杂，既有科学预测也有别的预测。我说的是，需要把科学预测跟别的预测方式有机统一在一起，事实上人们也不自觉地这样做的。 首先，科学预测要求非常严格，不能打马虎眼、混水摸鱼，要用可检验的语言描述预测过程。19世纪时，人们已知天王星的运动不符合按牛顿力学所计算的轨道，科学家猜测，可能有什么东西干扰了天王星的轨道，很可能存在未被发现的新行星。
1846年8月31日，法国科学家勒威耶发表一篇报告《论使天王星运行失常的那颗行星，它的质量、轨道和现在所处位置的结论性意见》，来专门讨论这一问题。 报告题目是不是太长太啰嗦？是有点长，但并无废话，似乎第一眼就会让人觉得作者勒威耶颇有诚意，即他不想诓别人。他的报告“可证伪性”非常强，他假设了一颗谁都不知道的行星，认为它可以对天王星轨道的偏差负责，他推测了它的质量、轨道以及现在所在的位置。给“领导”提交这样的报告，领导可能被感动，决定试一试，不是吗？当时德国天文学家伽勒按照这个报告的内容在太空中展开搜寻，果然，当年的9月23日就发现了一颗新的行星海王星！ 再看另外一个例子。假如天气预报员说：“本市明天天气晴或阴，最低气温零下20摄氏度，最高气温零上40度，局部地区有大雨，个别地方会出现暴雪天气。”什么感觉？预报员说的不对？不是不对而是太有把握了！所述区间太大，对我们没有意义，相当于废话练习。科学预测跟街头算命不一样，它要求用科学语言表达，其预报应具备可检验性、可证伪性，要提供用户需要的特别信息。 有诸多限制，科学预测就很难做。除自身的限制外，还有其他方面的限制，我大致列举科学所面对的限制： 其一，现在做科学是一种职业，任何职业都很难脱离功利化、行为短期化的特点。 其二，科学家进行研究、预测必须建立模型，必须大规模地化简外部的非线性世界，这是方法论上的一个限制，不会化简就做不了科学。 其三，科学研究要求尽可能定量化，因而考虑的时空尺度就大受限制，因为尺度一变大就很难量化。 其四，现代科学分为很多学科，各个学科领域之间沟通不够，这是体制上的限制。 科学哲学家波普尔还讲过一个麻烦：要想预测明天会怎么样，就要用到明天才可能获得的知识，而明天我们能获取什么知识此时无法知晓。这意味着，从逻辑上看我们无法对未来做精确预测。
就拿眼前的事情来说，2019年时谁科学地预测到不久后会爆发新冠肺炎疫情？谁能预测到美国这个科技、医疗十分发达的国家新冠肺炎确诊病例过百万？谁能预测到中国最近两次火箭发射都不顺利？谁能预测到2020年4月24日纽约期货交易原油期货价格跌为负值？ 没有预测到。人们特别需要提前感知风险，怎么办呢？除了自然科学，还要靠人文、社会科学，而且它们有这个本事！ 部分科学家对人文、社会科学持有偏见，觉得它们不严格。但是，要重温一下“尺有所短寸有所长”这句话，不是在刚才说的尺度相对性的意义上，而是在更大范围的行事方式上考虑。 以此次新冠肺炎疫情为例，科幻小说家提前在他们的作品中十分形象、逼真地讲述过类似场景。我们从小说中看到类似的东西，可能都不会太当真，因为它是文学描写，是一种想象、虚构。但是，当我们在现实生活中真正遇到类似事情时，就会不自觉比较、借鉴、利用那里描述过的情节。那些这些“虚假”的小说几乎相当于“预言”。 几年前，我的好友田松（注：南方科技大学教授）跟我唠叨过：“现代社会系统要崩溃，最近就会”。我不相信，多数人可能也不相信。但是他说的有一定的道理，他以一个人文学者的身份通过对社会对世界的长期观察，发现系统中存在很多问题和风险。或者翻译一下，系统的非线性作用已经非常强烈，出现点异常是极有可能的。 著名科幻作家韩松曾说过，从玛丽雪莱开始，科幻就在写瘟疫。《最后的人》写整个人类文明被瘟疫灭绝；还有克莱顿的《安德洛墨达菌株》、王晋康老师的《十字》、卡缪的《鼠疫》等，也都表达了对这类问题的高度关注。韩松认为科幻作品能够，“通过总结经验和吸取教训，人们重新审视与自然界和其他物种的关系，推动科学启蒙和科学研究，同时会促进社会治理、人文关怀和伦理建设。” 可能会有人问，为什么提前描述现在发生的灾难场景的往往是科幻作家、小说家和哲学家，而不是科学家？难道他们比科学家还厉害吗？ 当然不是。他们不是神人，也不想跟科学家较量，但他们确实对未来有一定的感知能力。注意，不是科学预测，而是感知。为了与科学预测对照，叫它“人文感知”吧。 在高度非线性的世界中，经常无法预测未来，如果强行去计算、预测，就会出现科学家所说的欺诈现象，即假科学、伪科学。而人文、社会科学家（包括文艺工作者）是在构建未来世界可能发生的故事，这个故事中的情节不是必然发生的，只是在一定条件下可能发生。
从这个意义上而言，人文、社会科学家在推理、构建故事时，不严格受自然科学的限制，回想一下上面我提及的自然科学面对的限制。因为不受上述限制（当然还会面对其他的限制），它们相比于自然科学，就有了某种优势！ 如果平时多品读经典作品，对我们感知未来是会有帮助的。即便不是为了预测未来，仅从欣赏世界、改善自我生活这个出发点来看，也是有好处的。
1984年，尼尔·波兹曼发表了一篇名为《社会科学作为神学》的文章，文章中他认为，现在的社会科学不是科学而是神学。
反事实条件句
说清上述经济学的案例，要用到科学哲学里的“反事实条件句 ”，刘易斯和古德曼仔细研究过这类句子。
自然科学中最客观、最牢靠的科学定律，实际上与反事实条件句相伴随。科学定律不是自然定律，我们知道前者而不知道后者。任何科学定律的得出和成立，都是有条件的。比如，牛顿第一定律说，一个物体在没有受到外力的作用下会保持匀速直线运动或静止状态。
请注意，这个条件根本不成立，根本不存在没有外力作用的物体。但是能构造这样的反事实条件句，也正是牛顿及牛顿定律伟大的之处。汉语中不大使用反事实条件句，杞人忧天之类剧本不受欢迎，科幻故事在中国也没市场，中国人发现（发明）的自然定律也不多。据说好不容易找到一条郑玄-虎克定律！我相信还有一些，但不多。
科学要发达，就要多方构造有意义的反事实条件句。从反事实条件句可以一窥自然科学中科学定律的性质。科学家借科学定律驯服大千世界中的各种偶然性、不规则性。从反事实条件句看，自然科学也是在讲故事，当然，自然科学讲不了很不一样的故事。但是无论如何特别、如何好，这样的故事依然没有必然性。逻辑经验主义科学哲学的基本信条就是，综合陈述没有必然性，科学定律给出的是综合陈述，因而本身也没有必然性。
是不是有点反常识？
通过反事实条件句，我们可以把波兹曼所说的人文社会科学讲故事，与自然科学家对复杂系统的系统对未来的预测等，联系起来，做统一的解释。统一到哪呢？统一到自然科学还是统一到人文？为了避免抢功，我提供科学与人文之外的第三方选项：讲故事。为了论证这一点，要请出重量级人物威尔逊。
美国生物学家、博物学家、蚂蚁专家、两次普利策奖得主威尔逊（Edward O. Wilson），在写《创世纪》这本小书时引用了一项人类学家的研究，该研究2014年发表到美国科学院的院刊PNAS上，说的是非洲某部落晚上围坐在篝火旁进故事的事。
可能会有人问，篝火晚会我们也见识过，大家在那种场合玩玩而已，还有什么特别的功能吗？
威尔逊认为，非洲部落千百年流传下来的篝火旁讲故事，有着重要的认知含义。很多非洲部落没有自己的文字，没有书面语言，没有书本、电脑，文明怎么传承？就靠一代一代讲故事。
那篇人类学论文通过详细的调查显示，他们白天大多都是谈论经济、收入问题，或者抱怨，或者讲一些笑话；而到了晚上，就比较安静、严肃，讲的多是家族的起源、人类经历过哪些风险、时代的发展、未来可能会怎样，等等。
这种讲故事，对于人这个物种的社会化，起着关键的作用。通过讲故事，积累了见识，传承着文明。在某种意义上说，要认知、理解、利用这个世界，要传承文明，就要学会讲故事。
讲故事与“自我实现预言”
综合波兹曼的观点和科学哲学的观点，人文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都是在讲故事。
通常情况下，大部分人认为自然科学家讲不是在讲故事，而是在生产真理。谦虚一点，也会承认在讲故事，只是故事更厉害，可信任度更高。科技工作者为了讲好他们的故事（当然也为了我们），政府、资本家、百姓也愿意资助他们。而人文科学家讲的故事，就是讲故事，大家早就知道。其故事可信度较弱，学者在现代社会要生存下去，继续讲故事，就得讲出新的理由。
讲故事和社会科学中的“自我实现预言”有着十分紧密的关系，科学社会学家默顿研究过“自我实现预言”。简单说，在一定条件下，人们希望未来怎样，最后这个世界真的就变成了什么样。比如，人们说狼来了，最后狼真的就来了。这和自然科学很不一样，其实自然科学也在期望。
人类是理性的动物，可以协商、可以计算，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达成“自我实现预言”的实现。但是人算不如天算，在我们生活的非线性世界里，系统中充斥着大量的不确定性，这当然不会令人停止不前、无所作为。它促使人们不得不做一些事情、准备一些故事，学会适应大自然的发展。
大自然拥有自我调节的机制，人类仅是其中一个物种，虽然我们很聪明，有科学的知识，有文明体系，但也要有风险意识，特别是警惕科技本身可能带来的风险。
我们要更加强调博雅教育、文理教育，对文化多样性、生物多样性有更多切身的理解。人类今天的行为会影响到明天，普通百姓折腾不起太大风浪，但有权有钱有技术的人可以，所以要通过科学、人文的博雅教育，对这些不确定因素进行本能的防范。
非线性世界的下一刻会是什么样的？严格来讲没有人知道。但是有准备和没准备，是完全不一样的。
人是一个有知识、有科学、有文化的物种，不同于花鸟虫鱼那样只会作出本能应对，但演化论讲的“适应”本本上看都是被动的，对人这个物种而言有一点点主动的成分但不可得意忘形。
人类不宜不贬低其他生命的就对“策略”，它们更加自然，也更合天理。人类的确具备能动性，这一特质令人类不断通过学习，以好应对下一刻的可能局面。
正确的做法是，通过好的学习，不是那种把你带进沟里的那种，讲好自己的故事、我们的故事、天人系统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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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根据混沌大学文理学院相关直播课程内容整理而成，部分内容有删减。转载请联系授权。撰稿：小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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