跻身创新型国家前列，我们还有多远？

孙英兰 | 瞭望

原标题：《我们距跻身创新型国家前列还有多远》

2020年5月5日，我国运载能力最大的长征五号B火箭将新一代载人飞船试验船等载荷的组合体送入太空。其首飞成功，标志着我国空间站工程建设进入实质性阶段。据悉，下半年，我国将发射首个火星探测器；还将把“嫦娥五号”月球探测器送上太空，实现对月球表面的采样返回。 随着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实施，天宫、蛟龙、悟空、墨子、天眼等一系列重大科技成果相继问世，上天入海、叩问苍穹宇宙，中国建设创新型国家的脚步越发坚实有力。
“迈进创新型国家行列已具备坚实基础。”科技部部长王志刚年初表示，2020年是实现“进入创新型国家行列”目标的收官之年，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决胜迈进创新型国家行列，对于支撑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具有重要意义。

▲ 5月5日，为我国载人空间站工程研制的长征五号B运载火箭在海南文昌首飞成功，正式拉开我国载人航天工程“第三步”任务的序幕 赵颖全摄/本刊

“迈进创新型国家行列已具备坚实基础” 建设创新型国家“三步走”战略目标，是《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纲要》明确提出的，即到2020年进入创新型国家行列，到2030年跻身创新型国家前列，到2050年建成世界科技创新强国，成为世界主要科学中心和创新高地。 在谈到如何看待“进入创新型国家”这个问题时，科技部负责人曾表示，可以从定量、定性两方面来描述。
从定量分析，就包括研发投入、论文数、专利数、世界综合科技创新指数排名等多项指标；从定性分析，则包括国家经济发展战略的制定是否以科技创新为核心要素，发展的动力是否更多地依靠科技创新，劳动主体是否更多具备创新能力和精湛的技能，国家竞争力和综合国力是否更多地以科技创新能力和水平来衡量，是否拥有一大批高水平的高校、企业、研究院所，以及一大批高水平的科技创新人才。民众是否具有较高的科学素质，科技合作是否成为国家间合作的重要内容等。
“不论是从科技投入、产出的各种指标看，还是从实际调研的情况看，我认为，我们基本迈进了创新型国家行列这个门槛。” 科技部原党组成员、秘书长张景安在接受《瞭望》新闻周刊采访时如是说。
张景安介绍说，根据各国选择发展路径和发展方式的不同，世界上的国家大致可分为三类，即资源型国家、依附型国家、创新型国家。
“改革开放前20年，我国通过引进消化吸收，极大地提升了产业技术水平，促进了经济发展。
“与此同时，大量事实告诉我们，真正的核心技术是买不来的。我国要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掌握主动权，就必须提高自主创新能力。”
张景安坦言，对于什么是创新型国家并没有一个统一的定义，但世界上公认的创新型国家如美、英、日、德、法、芬兰等国都有一些共同特征，如创新综合指数明显高于其他国家，科技进步对经济社会发展贡献率在70%以上，全社会研发投入占GDP的比例一般在2%以上，对外技术依存度指标一般在30%以下等。
他分析，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科技创新整体实力显著提升，尤其是近十年来，重大科技成果对经济社会发展的支撑作用越发凸显。
从主要创新指标上看：科技部最新数据显示，2019年我国全社会研发经费支出达2.17万亿元，占GDP的比重为2.19%，高于欧盟15国平均水平；国际科技论文发表数量连续8年居世界第二，被引用次数上升到世界第二位，高被引论文数量位居世界第三；专利申请和授权量位居世界第一；科技研发人员总数达到400万人/年，位居世界第一。
从科技产出看，除了论文和专利之外，我国在基础研究、高科技领域、产业发展等方面都取得了不俗成绩。在蛋白质研究、量子科学、高温超导、纳米催化、干细胞等重大科研领域，实现了多点突破；在载人航天、探月工程、卫星导航、超级计算、深海探测、资源勘探等重点领域，实现了“后发先至”；在移动通信、航空制造、高速铁路、新能源汽车、半导体照明、能源电力等面向国民经济主战场的重点产业规模和技术成绩突出。
“更主要的是，我国科技发展已从模仿跟跑为主转向跟跑并跑领跑并存、并跑领跑日多的历史性新阶段，正在从‘复制者’向创新者跃升。” 张景安说道。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创新发展研究部原部长、研究员吕薇在接受采访时表示，“进入创新型国家行列”是一个过程，是分阶段实现的，不仅要看投入，关键还要看投资的效率、效能，看对经济社会发展的贡献。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去年7月发布的《2019全球创新指数报告》显示，中国在全球创新指数排名继续攀升，从2016年的第25位、2017年的第22位、2018年的第17位上升到2019年的第14位，实现了4年三连跳。而排在中国之前的，都是发达国家，中国是唯一一个发展中国家。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标志。
“从当时定的一些指标看，我们基本实现了预定目标。”她同时强调，这只是万里长征迈出的第一步，距离实现跻身创新型国家前列、建成世界科技创新强国目标还有很长、很艰难的路要走。 距第二步目标还有多远 “按照《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纲要》提出的‘三步走’战略目标，第一步目标总体上看是基本完成了，但我们与发达国家的差距还是显而易见的。只有尽快补上短板，进一步缩小差距，实现第二步目标即‘到2030年跻身创新型国家前列’才有坚实基础。”吕薇说。 吕薇认为， 我国创新发展正处于从数量积累向质量升级转型的关键时期，虽然在创新能力提升、创新体系建设方面成效显著，但问题和不足也十分明显，主要表现在创新能力和制度政策等方面。
在创新能力方面：目前，我国科技研发投入持续增长，研究开发支出总量居世界第二，研发支出强度居发展中国家首位，甚至超过一些高收入国家。但科技支出结构亟待优化，在基础研究方面投入偏低，长期徘徊在5%左右，2018年达到5.8%，低于发达国家；
在国际论文发表数量、引用率、专利申请数量授权量方面虽已跃居世界前列，但与领先国家相比差距不小，成果转化效率不高，科技产出质量仍需进一步提高；
原始创新能力不足，重点产业关键核心技术受制于人的局面还没有彻底扭转，还有许多卡脖子技术待突破。我国有相对完整的工业体系，但是基础工业配套能力不强，供应链的一些关键环节依然脆弱，对外技术依存度还很高；
我国创新型企业数量不断增加，但总体上企业研发强度较低，规上工业企业R&D强度只有1%左右，低于发达国家2%左右的水平；企业创新不普遍，管理能力不强，技术扩散较慢。
另外，我国区域间创新环境差距较大，也亟需因地制宜，打造区域科技创新服务平台，促进各类创新主体协同创新，完善制造业供应链。
在制度和政策层面上，主要问题仍是科技体制、政策不够完善，政出多门，政策不协调、落实不到位的情况依旧比较突出；知识产权保护明显改善，但仍需继续加强；质量标准体系不健全和执法不到位、政府采购对创新的支持力度较小、创新成本高等问题，影响了企业的创新动力；大学和科研机构的治理结构与功能的匹配还需改进，产学研的职能定位时有错位等等，这些都影响了创新体系的效率。
中国科学院科技战略咨询研究院院长、中国发展战略学研究会理事长潘教峰认为，除上述问题外， 我们与创新型国家的差距还体现在系统性不够、积累不足等方面。
近年来，我国持续加大科技创新投入，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已从2012年的52.2%提高到2019年的59.5%，科技创新能力开始从量的积累向质的飞跃、点的突破向系统能力提升转变，但是 “量的积累还不够，点的突破还没有连点成线、连线成面形成系统”。
“我们在原创性、源头创新方面与发达国家差距甚大。不仅鲜有原创的科学思想、科学理论的突破，源头技术、关键仪器设备等也大量依赖国外技术。目前，我们科研使用的高精尖仪器设备、试剂、实验材料大部分还依赖进口，高端医疗设备80%以上依赖进口，更遑论其他。另外，系统性不够也直接影响了创新效率。”
潘教峰表示，我国现在系统创新能力较低，没有实现从点的突破到系统创新。比如芯片产业是高度集成、高度精密、高度国际化、高度研发导向的产业，核心设备的原材料和零部件来自全球几十个国家、数百个供应商，形成快速变化的复杂创新系统，系统存在的任何一个短板都可能变成制约，需要着力加强系统创新能力。
“系统性不够还体现在创新体系效能不强上。 表现为科研组织体系改革相对滞后，全国科技力量布局与区域和行业发展的需求不相适应。各创新主体功能定位不清，条块分割、资源重复分散，仍然存在‘创新孤岛’现象，产学研联动不足，尚未形成协同效应，亟需提高创新体系整体效能，以有效应对和参与日趋激烈的国际竞争。”潘教峰说。
“我们的 差距还体现在创新文化建设上。 ”张景安认为，我国创新体系在基础设施等硬件建设上稳步发展，但在创新思想、创新生态建设上的差距非常大，亟需积淀创新文化，建造创新生态。
“科学精神的核心是对真理的追求。科学家是科学精神的引领者、实践者，要有自由探索、理性质疑、执着追求的精神，有在寂寞长跑中不断攀登科学高峰的意志，有淡泊名利、诚实守信、敬业奉献的精神，不能急于求成、急功近利、心浮气躁，甚至弄虚作假。”张景安强调说。
从政府层面讲，科学从来都是在不断纠错的基础上向前发展的， 要营造鼓励创新、宽容失败的土壤和氛围。 要在政策、制度、环境、服务等方面为创新提供舞台，让有创新梦想的人能在这里聚集并成就梦想。
“这种创新思想、创新文化的建设对今天非常重要，也将对我们建设创新型国家产生积极、重要的影响。”张景安说。 补短增长 攻坚最后堡垒 受访的权威人士指出，我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研发投入国和知识产出国，已稳步走上了一条以创新驱动发展的路径，成为具有重要国际影响力的科技大国，成为全球创新版图中的重要一极。
同时从一些定性指标和我国的实际看，我们距跻身创新型国家前列、建设科技创新强国目标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当下最迫切的任务，是要补齐短板、打造长板，夯实基础，为实现强国目标和中华民族可持续发展奠定根基。
潘教峰分析认为，我国在从科技大国向科技强国迈进的过程中不会一路坦途。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国际环境正在发生重大变化。美国等西方一些势力对我国科技发展采取的封堵、遏制不会停止，对中国领先高科技企业的绞杀和对我国科技发展的阻滞手段会更加多样。“我们必须做好长期应对这种严峻挑战的各种准备。”
他强调，全球科技创新已进入高度密集活跃期，从微观到宏观各层次各领域的科学技术都在加速突破，人工智能、量子信息、区块链、脑科学、基因编辑等新兴技术加速迭代，正在对全球产业体系、经济发展方式等产生深刻影响。而我国正处在转方式、调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坚期。要在各种严峻挑战下实现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必须加快提升自主创新能力，为供给侧改革提供科技支撑。
潘教峰强调说， 一定要立足长远，统筹谋划、超前布局新一轮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和“十四五”科技创新规划 ，以提升科技创新支撑引领作用，为科技创新强国建设筑牢四梁八柱。
受访专家表示，为实现科技强国目标，亟需从以下主要方面着力。
一是打牢基础研究根基。 这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是提升国家原始创新能力和国际竞争力的基础。持续加强“从0到1”的基础研究，加大投资力度，完善对高校科研院所科学家的长期稳定支持机制。
二是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 着力解决卡脖子技术难题，补短板的同时，加大对材料、能源、信息、生命等科研领域的攻关力度，重视打造长板。
三是构建市场经济条件下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新型举国体制。 按照集突破型、引领型、平台型于一体的建设标准推进国家实验室组建工作和国家重点实验室体系重组，使之成为攻坚克难、引领发展的战略创新力量。
四是重视培育全球创新型企业。 要想产业强必须企业强，我国企业进入全球创新企业排名的数量很少，汤森路透2019年百强创新企业中，中国只有华为和比亚迪两家企业在列。我们的高技术产业与创新型国家的差距非常大，亟需奋发图强，迎头赶上。
五是要营造有国际竞争力的创新生态环境。 应在创新政策层面加强与国际接轨，特别是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吸引和集聚创新要素；培育宽容失败的创新文化，建立试错容错机制；建立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使各种所有制、各种规模和各种技术路线的企业公平获得创新要素。
六是加快培育高水平人才队伍，人才是第一资源。 要加快解决我国人才队伍结构中存在的“两多两少”即初中级人才多、高层次人才少，继承型人才多、创新型人才少的突出问题；改革和完善人才使用和评价机制，实行以增加知识价值为导向的分配政策，激发人才的创新活力。
吕薇认为，要改进人才培养机制，优化人才结构，解决好人才“不够用、不适用、不能用”问题。她认为，创新需要多层次人才，既需要科技领军人才、战略科技人才、科研顶尖人才，也需要各类高技能人才。“我国科技人员的数量居全球第一，工程技术类的大学生数量也很多，但企业家认为很难找到合适的技术和管理人才。亟需要通过建立有效的人才激励机制和分类评价体系，让人才各展所能、各尽其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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