珠峰登顶者和那些曾“走到一半的人”
▲5月27日，2020珠峰高程测量登山队成功登顶。（新华社特约记者 边巴/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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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失去生命，有人落下残疾，他们的生活可能一辈子离不开珠峰。“一谈起这件事，他们的眼里立刻放出了光芒。”阿来回忆道，“那是他们的青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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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南方周末记者 王华震
责任编辑 | 宋宇
2020年5月27日11时，2020珠峰高程测量登山队，成功从北坡登上珠穆朗玛峰峰顶！
▲ 天文望远镜机位实拍登顶珠峰！（视频来源：央视新闻）
队员们将在峰顶竖立觇标，安装GNSS天线，开展各项峰顶测量工作。45年前的今天，中国人首次将觇标带至珠峰峰顶。
勇攀珠峰的历史，也铭记着一代代人的青春。
1960年，中国登山队队员王富洲、屈银华和贡布登上珠峰顶端。外国登山队已经多次从尼泊尔侧的南坡登顶，他们是世界上首次从中国境内的北坡登顶。但这次登顶没有影像资料或他国见证人，质疑声四起。再次登顶、留下证据，并测定珠峰高度，向世界证明中国登山队的实力。
1975年，任务再度启动。中国登山队组织了第二次登顶珠穆朗玛峰的行动。“8848.13米。”5月27日14点30分，九位中国登山队员再次登上珠峰峰顶，在那里牢固地竖立起3.51米高的红色金属觇标。当天，峰顶的积雪厚达92厘米。
为了这次规模宏大的登山暨科考行动，几百人汇聚到珠峰脚下，他们的命运在短短几月间改变。有人失去生命，有人落下残疾，他们的生活可能一辈子离不开珠峰。“一谈起这件事，他们的眼里立刻放出了光芒。”阿来回忆道，“那是他们的青春。”
阿来也是国庆档电影《攀登者》的编剧，同名电影原作小说同时上市。《攀登者》基于两次攀登的真实故事拍就，由吴京、章子怡、胡歌等演员主演。《攀登者》的故事起点是1960年的攀登行动。没有被国际社会完全承认的登顶，以及主角们对此耿耿于怀，是剧情的主要推动力。
“用了文学的典型化的方式，把很多人的经历往更少的角色身上集中。没有任何一个人是百分之百地按照原来他们那个样子写的。”阿来陆续采访了两次登顶的几十位亲历者，但没有留下任何采访记录，“我们一生最重要的一些东西不是靠纸面记录的。”
不管是现实还是电影，都没人能轻松说出“人定胜天”四个字。1975年登顶的桑珠觉得能登上珠峰靠的是运气，中途倒下的夏伯渝认为珠峰还没有“接纳”自己，气象组副组长高登义仍然在孜孜探求珠峰的气象奥秘。谈起大自然时，亲历者们都显得谦卑、内敛。
“你不是去征服自然的，你是去认识它。”阿来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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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冰棱上面，你一下去，就没救了”
珠峰大本营经常能见到峰顶的旗云，延展飘荡，壮观至极。“由于珠峰山体上部强烈的对流形成积云并随风飘荡的特殊云态，是世界上最高的风标。”高登义告诉南方周末记者。他现在是中科院大气物理所研究员。
不同的旗云云态，预示一两天内珠峰上空八九千米处的不同风向、风速状况。“人再有体力，再有本事，山上碰到坏天气，就没有希望。”桑珠个子不高，脸色黝黑，67岁依然非常精壮，没有老态。
对桑珠来说，好天气是最大的“运气”。登顶九人中多达六人不是原先被重点培训的登山队员，而和他一样，本职为后勤、修路或运输。这同样可以视为运气。电影中的藏族女子“黑牡丹”就是一位后勤人员，凭借身体素质和毅力赢得了登山队的信任。
在队员正式登山前，修路队要为他们探好路，背着技术装备、帐篷、绳索及食品等大量物资。在危险地段搭好梯子等辅助工具后，他们会找到最适宜的地点作为营地。
修路队为登山队探路，那谁为他们探路？他们是否面临更大的危险？桑珠停顿一会儿，没有直接回答，只是说：“修路队路线选择错了，选不好了，对整个队伍的影响很大，而且自己也有生命危险。每个营地都必须根据山的地形环境来选地点，周围滚石多不多，有没有危险。修路队是很关键的。”
1974年，22岁的桑珠在西藏比如县当兵。他的老家在六百多公里外的日喀则，那里可以看到喜马拉雅山脉，“小时候抬眼望去都是高山”。年初，中国登山队去西藏招募队员，精壮的桑珠顺利通过多轮体检和体能测试，“当时懵懂得很，不知道登山是怎么回事”。
接下去还有两轮更加严酷的淘汰。他们先被解放大卡车拉到拉萨郊区体能训练，背沙子登山，练习肺部和臀部。两个多月后，一大半人给淘汰了。
3月，剩下一百多名候选队员被带到海拔5200米的珠峰大本营，适应高山环境，一点一点向上攀登，5400米、5800米、6000米……最终，所有新队员都抵达海拔7028米的营地。教练观察每一个人的状态，不止生理状态，“工作不积极、队友不团结”的也遭到淘汰。
桑珠进入了最终名单。8月，大家被拉到北京怀柔集训，一大早就背着85斤沙子爬山。“有人把午饭送到山脚下，吃完下午继续爬。每人每天的吃饭标准是4块钱。”回忆起这段时光，他笑了起来。入冬，他们开始在怀柔水库的冰面做俯卧撑，赤脚走路。
但桑珠没能进入登山队，而是进入更加危险的修路队。登山队员有七十多人；负责修路、运输、气象预报、科研和后勤保障的有五百多人，都集结在珠峰大本营。
1975年4月24日，队长邬宗岳率领十七名登山队员挑战珠峰。1960年登顶时，他担任后勤运输队员，此后被选派去学习摄影技术，成为登山摄影师和登山教练。1964年5月2日，在与另外九名运动员登上海拔8012米的希夏邦马峰时，他在极端天气下成功拍摄了纪录影像。
此前，修路队已经建成5200米大本营到8100米营地所有山路的辅助设备与营地。一支修路队大约十五到二十人，主要肩负三项任务：一是为登山队选择露营地，避开雪崩、冰崩和滚石；二是搭路，在比较陡峭的地方拉登山绳索，在大的冰裂缝上架梯子；三是确认高度，修路时要时常向大本营报告高度。
“那时候我们的登山鞋也不好，一个冰棱上面，你一下去，就没救了。在6800米的时候，一个大冰面，根本上不去，我们还要搭梯子，只能一步步爬。”回忆性命攸关的险情时，桑珠语气颇为轻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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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知道他为什么一定要解开吗？”
可惜，第一次挑战“碰到了坏天气”。
5月4日，邬宗岳的队伍到达海拔8200米。狂风暴雪中，很多队员已经被冻伤。“当时使用的法制氧气瓶每个重5千克，内存氧气180到220个大气压。几个人共用一个氧气瓶。”这时，邬宗岳选择解开“结组绳”（ 注：将登山队员串在一起的安全绳 ）。
“你知道他为什么一定要解开吗？”阿来猛吸几口烟。受访时，他一根接一根地抽烟，往事与轻烟一起氤氲开来。
“他有摄影任务在身。他们三个人一组绳子，他想拍一个前面两个人和远处的珠峰交叠在一起的镜头。如果绑在一起，他找不到那个角度。山脊像刀刃一样，但他就是想拍到一个好的角度。而且那时候的摄影机很重，胶片很珍贵，只能带一卷，不能随时开着。他要找到好角度，才能打开。”阿来陷入了长时间的沉默。他将这一幕写成整部电影高潮来临前的暗夜，氛围非常凝重。
邬宗岳命令突击队副队长大平措率领其余队员先行，自己在后面慢慢跟进。风雪呼啸，他渐渐隐没于无边的白色。
大平措带领队员攀登到8600米，几次冲顶都被风雪刮回来。他派队员下去接邬宗岳，没有找到人。5月7日登顶的任务无法完成，大家只能下撤。
“几乎是全军覆没。”阿来形容当时的惨状，“冻掉手指的，冻掉脚的，很多人。”他去天津的摄影棚探过班，赶上演员们拍摄从冰棱上坠滑的戏。冰和雪都是真的，即便只是拍戏，演员们也遍体鳞伤，主演吴京吃饭时还绑着冰袋。
第二次冲顶，桑珠被选为登山队员。
“你是个党员，再冲顶珠峰有没有决心？有没有信心？身体怎么样？”政委提问时，桑珠几乎本能地站了出来，“心里没有怕过”。
登山队员们仍然未能扛过风雪。新上来十几个人，到8600米营地只剩下四个，藏族、汉族各两人。他们没能越过珠峰的魔鬼屏障——第二台阶。“四个人只剩一瓶氧气，严重缺氧，吸一点，走一步。但路又走错了，摸不到第二台阶的位置。”桑珠他们收到了大本营的撤退命令，关键的路线图在失踪的邬队长身上。
两次挫折、人员牺牲令大本营陷入绝望情绪。转机在5月12日到来，气象组预告：5月25日到29日的天气适宜登顶，那很可能是春天的最后一次登顶机会。
重整旗鼓的第三次冲顶队于5月17日从大本营出发，努力赶在25日之后抵达8100米营地。严重的人员折损，令这次选拔越发悲壮。“那时候人员不多了，我们组织了最后的男女运动员，全部加起来有十八个人，包括三名女队员。”桑珠说。一定要有女性，让女性登顶也是任务之一。
气象预报准确无误，一半队员成功登顶。5月27日下午两点半，索南罗布、潘多、罗则、桑珠、侯生福、贡嘎巴桑、大平措、次仁多吉、阿布钦，九名登山队员抵达了地球之巅。
队员们马不停蹄地开展工作，测定珠峰高度、拍摄照片、固定觇标、采集冰雪样本和岩石标本……8848.13米是他们最终测定的珠峰高度。数字一公布，就立刻得到世界登山界和科学界承认与引用，因为这是一次留有证据的登山科考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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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都是不宜于登顶的大风坏天”
但邬宗岳的牺牲萦绕在高登义心头多年。四十多年过去，他还清晰记得那短短几天里的事情。
1975年的攀登行动中，高登义担任大气物理组组长、科学考察队学术秘书，负责登山队与科学考察队之间的协调工作。他还被登山队任命为登山气象组副组长，主要负责预报高空风，以及气象组的观测设计，决定施放无线电探空气球的次数和时间。
4月初，气象组做出春天宜于登顶的时段预测：4月下旬和5月中旬。登山主力据此划为两个分队，分别在4月下旬和5月中旬攀登。
“我永远忘不了这个日子。”高登义记得，4月18日，大本营突然接到国家体委的电报：据预报，今年雨季提前来临，5月7日后没有登顶好天，登山队务必于5月7日前完成登顶任务。
这项指示不符合高登义的预测。“我们是根据‘历史相似法’做出的超长期预测。”根据他的研究，珠峰南坡的雨季平均开始于6月上旬到中旬，北坡雨季平均开始于7月上旬。
“我们不相信电令中的预报。”多年之后，高登义依然透着遗憾，“我们一开始据理力争，但无效后，只好贯彻执行。”依据“错误的命令”，登山队做出调整：将两个分队的主力队员合在一起，组成一支队伍，由邬宗岳任队长，一定在5月7日前登上顶峰。
4月24日，队伍出发，鞭炮和锣鼓响彻大本营。几头受鞭炮惊吓的牦牛四下逃窜，混乱中撞上国旗杆的钢缆，导致旗杆倒塌。“当时心里就有点奇怪，忐忑。”高登义回忆。
天气果然不乐观。4月26日到5月7日，“一直都是不宜于登顶的大风坏天”。
“从珠峰南坡登顶的主要危险是大雪和雪崩，从珠峰北坡登顶的主要威胁则是大风及其带来的冻伤。”高登义在1975年之后提出的观点，如今已被国际学界承认，当时只是模糊地知道北坡风很大。
珠峰北坡海拔7400米到7500米处，是一条非常狭窄的通道。北坡盛行偏西风时，大气正好从较宽处流向较狭窄的通道，风速变得更大，一般约为相同高度大气风速两倍以上。高登义解释，珠峰的“狭管效应”，还有大风的“风寒效应”，会使登山者的体感温度大大降低，带来冻伤。
“你们怎么说是好天气，我们在山上大风袭击，脚冻了、手冻了，耳朵也冻了，大家心里面都有点怨。但是没有办法，我觉得那个年代气象预报条件没有那么好，不怪他们。”多年后，桑珠选择原谅，“常有的事，没有办法。”
高登义不甘心，1975年一回到北京，就四处调查到底哪个机构给国家体委提供这次气象预报。结果，“没有任何单位做过这个预报”。既然没有科研机构预报，国家体委为什么要发布那条命令呢？他摇摇头：“接下去的事情无可奉告。”
1975年5月27日，索南罗布、罗则、侯生福、桑珠、大平措、贡嘎巴桑、次仁多吉、阿布饮、潘多从北坡登上珠峰。潘多成为第一位从北坡成功登顶珠峰的女性。（资料图/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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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不是第一次的那座珠峰了啊！”
“我在拉萨采访她，一说到这个事情，她就流泪。”阿来回忆起几年前采访桂桑的情景。
1975年最后一次冲顶时，桂桑年轻、强壮，大家都觉得她将是世界上第一位自北坡登顶的女性。但命运变化令人猝不及防。当年还有很多队员因各种原因未获眷顾，体力不支、受寒冻伤，或仅只造化弄人。
如今的电影也展现了这些未能登顶的队员。那支队伍里，本来共有三位女登山队员——潘多、昌错和桂桑。桂桑与夏伯渝的故事被阿来糅合到一起；潘多的故事，则大多集中在“黑牡丹”身上。
潘多曾是农奴，从小干重体力活，经常搬运六七十斤货物往返于喜马拉雅山脉。1958年，19岁的潘多加入中国登山队，一开始在运输队，当后勤，扛几十斤装备和给养走山路。后来她成为正式登山队员，攀登过几座海拔七千多米的山峰，但与珠峰无缘。
1975年，潘多是位老运动员，36岁在当时已属高龄。她已经有三个孩子，最小的还不到两岁。“当时的想法是，潘多经验丰富，昌错和桂桑年轻力壮，老队员在经验上带着年轻队员。到8300米的时候，让年轻人冲上去。”桑珠回忆。
但计划没有变化来得快，昌错首先倒下。在7028米营地，她的扁桃体严重发炎，身体发热。再往上就有生命危险，她只能放弃。
桂桑与潘多继续上行，到8300米营地休整，补充能量，准备第二天登顶。桂桑脱掉厚重的靴子，烧上水，养精蓄锐，帐篷外正风雪呼号。水开时，一位队友恰好进来，涌进来的狂风掀翻了烧水壶，沸水泼洒在桂桑脚上。
“就是这么一件偶然的事情，改变了她的命运。”阿来感慨。
烫伤的桂桑不得不放弃这次攀登，潘多成为世界上第一位从北坡登顶的女性。在宽度仅一米多的珠峰顶部，她静静躺着，记录下人类第一份位于珠峰之巅的遥测心电图。寒冷与激动令潘多抖个不停。调整了很长时间，她才平静下来。
很多年后，阿来问已经成为职业登山家的桂桑：“这些年你不是都在登山吗？登了那么多八千米以上的山，珠峰也不止上去过一次，为什么每次你还要哭呢？”
“但不是第一次的那座珠峰了啊！”桂桑回答。
“一辈子的心思没有了。”阿来用这句话形容当时“走到一半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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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我43年来想要站到的地方”
夏伯渝失去了双脚，还是走了下去。
第二次冲顶失败后，夏伯渝和队友们从8600米缓慢下撤。一位队友丢失了睡袋，他将自己的让了出去，在零下30度的帐篷里挨了一夜。这几乎是他最本能的反应：“当时没有时间让你去想，把睡袋给了别人我会冻死怎么办。如果我有时间想，可能就会犹豫了。”
夏伯渝的双脚当晚冻伤坏死。当时他26岁，进入登山队前是一名足球运动员，“本来打算登完回来继续踢球的”。
在等待截肢的病床上，夏伯渝听到登顶成功的新闻广播。珠穆朗玛峰从此成为他最大的心结。三年后，他装上了假肢，出行只骑自行车，不坐公交，怕“踩到别人自己会意识不到”。他成为职业残疾人运动员，参加轮椅篮球、轮椅乒乓球运动。他仍然期待登顶珠峰，只是假肢技术尚不足以登山。
“但我知道总有那么一天的。”夏伯渝相信。
夏伯渝从来没有放弃力量训练。每天早上5点起床，负重十公斤沙袋练下蹲，150个一组，十组；引体向上十个一组，十组；仰卧起坐，60个一组，六到八组；俯卧撑也是60个，六到八组。“这些要在一个半小时之内完成，强度很大，强度不大的话，你的体能跟不上。”
2014年，夏伯渝换上新的假肢，但珠峰还是没有准备好“接纳”他。他非常喜欢这个词，相信人与自然就是这样，登不上去，也许是身体或运气不行，但归根结底是还没有被“接纳”。
那一年，尼泊尔发生伤亡最惨重的雪崩；次年，尼泊尔发生里氏8.1级大地震，诱发的雪崩造成更多人员伤亡。夏伯渝都止步于山脚大本营。2017年，他攀登了8000多米，离顶点只剩90多米时遇遭遇暴风雪。他没扛住。
2018年，夏伯渝终于被“接纳”了。他事先盘算过，登顶那一刻自己会非常激动，“呐喊啊，摆造型啊”。但是，“真正登到顶峰的时候，根本就没有一点非常激动的想法”。远处白云一朵一朵，像一座座小山峰，被阳光照得散发出金黄色，很美。他看着，有些发呆。
“这就是我43年来想要站到的地方。今天终于上来了。”夏伯渝平静地说。
“那时候他26岁，一晃现在70岁了。上去了，就了了这个心愿了。”阿来回忆着，叹了一口气。
1960年和1975年，国家两次推动攀登珠峰，训练了上百位登山运动员，最后真正登顶的只有十二位。那些“走到一半的人”，人生轨迹也为之改变。被召进登山队之前，绝大多数人的职业与登山无关：王富洲是大学生，屈银华是伐木工人，刘连满是消防队员，贡布是解放军战士。
登山之后，绝大部分人留在登山界。“那时候他们是队员，后来都变成了教练、领导，所以才有了中国的登山事业。”阿来认为，两次攀登行动从无到有地推动了中国登山事业起步，“那时候也只有国家的力量。”
此后，再也没有如此大规模的国家层面的登山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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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雪山永久挽留的人， 都有一个衣冠冢”
1990年，高登义又组织了一次珠峰考察。到了大本营，他就去为邬宗岳扫墓。“一见到他的墓，我就哭了。”高登义回忆道。
衣冠冢同样来之不易，又带着传奇色彩。1975年，登顶并完成各项工作后，九名队员分为两组依次下山。第二组五个人下到8200米时，令人费解地走错了路，偏离了既定线路。
“按说这些老队员在这个地方走了好多遍，不会走错的，可就是走错了。而且五个人都走错了。”高登义谈起当时的情景，还是觉得不可思议。
如果大家没有走错路，邬宗岳的遗体可能永远不会被发现。在这条岔路上，潘多看到“很多羽绒在飞”。“这个地方怎么会有羽绒呢？”潘多思忖。桑珠的记忆有些区别：“我们看到在那个地方，有些珠峰地区特有的那种小乌鸦，它们朝那个地方飞过去。”
不管是羽绒还是乌鸦，都带着大家找到邬宗岳的遗体。顺着不期而至的指示，他们远远看见躺在一道山壑里的邬宗岳，羽绒服还在，但破了。
“大本营！大本营！1号呼叫！1号呼叫！”潘多还记得队友的凄厉呼喊。桑珠和体力尚存的两三位队友决定下去那个山壑。那里乌鸦盘旋，风很大，“一块红布在那里飘来飘去”。
但是背不动。下山还要花几天时间，大家的体力到达极限。要把遗体背下山，就要先把它从山壑里背上来，这非常危险。大本营回复：“经过党委讨论，决定不把邬队长的遗体背下来。”桑多能做的，就是尽可能就地将遗体埋好。挖坑的力气都没有了，大家“找了一些小石子，埋好”。
“许多被雪山永久挽留的人，都有一个衣冠冢。 ”高登义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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