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年100多万人死于吸烟，中国控烟到底有多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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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烟这场战役，当徐徐图之。
明天5月31日就是“世界无烟日”，中国每年有100多万人死于吸烟。
没有铺天盖地的报道，他们的死亡大多悄无声息，在社会上仿佛未掀起多大波澜，却又真实存在。
而这个冰冷数字背后，是中国开展至今已有40余年，收效甚微的控烟举措。人们不禁反思，在中国，控烟到底有多难？
1
中国控烟史
控烟这段历史要从明朝说起。
烟草原产于南美洲，航海家哥伦布发现并将其带回欧洲，后逐渐在世界各地得到广泛传播，并随着明朝对外贸易的开放，正式传入中国。
那时还没有真正意义上的香烟（或称“卷烟”）。人们多以旱烟、水烟、鼻烟、嚼烟等多种方式吸食，北方多旱烟，南方多水烟，而鼻烟则主要流行于权贵阶层。
▲中国古代旱烟，多受北方人欢迎
为了追求丰厚的商业利润，烟草得到广泛种植，侵占了大量肥沃的土地、肥料和资金，严重影响了小麦、水稻等粮食作物的生产，给当时农村经济造成巨大的破坏，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传统社会的稳定。
为此，明代，崇祯帝曾两次下令禁止种植、私售烟草，违者斩首示众。
▲央视纪录片《土司遗城海龙屯》中，
李自成率兵围剿京城，崇祯自缢而死
清军入关后，民间吸烟之风更甚。康熙、雍正、乾隆等均曾下令禁烟，在清朝律法中更有明文规定，为管者，吃烟者革职，旗下人枷号两个月，鞭一百。
可以看出，明清时期的控烟手段比较单一，以严重的刑罚进行威吓为主。
这也导致两朝统治者虽多次禁烟，但烟草交易和消费却屡禁不止。尤其是在权贵阶层，难以受到禁令的真正约束的文官武将们，将吸烟视为风尚，让民间百姓也纷纷趋之若鹜。
▲清朝文官纪晓岚是名副其实的大烟袋，
沉迷吸烟乃至于烟不离手
中国近代意义上的第一支香烟在1897年出现于上海，由美国人菲力克引入中国，当时每支售价3文钱，这样小巧精致的烟草制品不久后便席卷全国，吸引其他境外资本纷纷入华，试图抢占中国香烟市场。
中国本土烟草公司面临巨大的挑战。直至1906年，爱国华侨简照南创办“双喜牌”香烟，在轰轰烈烈的民族爱国运动背景下，与英美等国烟草公司展开了激烈的竞争，凭借品牌独特中国内涵，在国内受到消费者热烈追捧。
此后，香烟行业进入了混乱无序的激烈竞争阶段。民国时，随着吸烟有害健康思想得到广泛传播，我国的知识分子早就自发地在民间开展禁烟宣传。
▲诞生于民国时期的“哈德门”，至今仍在售
直到1979 年2 月，《关于宣传吸烟有害与控制吸烟的通知》的发布，才标志着控烟问题正式开进入政府议程。
现代中国的控烟政策主要从三个层面展开，分别是营销管控、行为管控、税收管控。
在烟草制品营销层面，中国广告法规定，禁止在广播电视、报纸期刊等传播渠道，以及体育比赛会场等公共场所发布烟草促销和赞助等相关广告。并且明确立法，禁止商家向未成年人岀售香烟等烟草制品。
▲万宝路香烟品牌广告被誉为传播经典，
成功构建独特的品牌形象
在公民吸烟行为层面，主要通过吸烟场所和吸烟年龄两点来进行管制。
14年，国家卫生计生委颁布的《公共场所控制吸烟条例》，条例规定室内和室外公共场所一律禁止吸烟。
在此之后，北京、深圳、上海相继颁布 “最严”控烟条例，开始了室内公共场所全面禁止吸烟时代。
同时通过国家教委在中学生守则中规定中学生禁止吸烟，以及加强中小学烟草危害教育等手段来预防青少年吸烟问题。
▲在公共场所禁吸烟大背景下，
2019年王源室内吸烟事件引争议，
受到众多媒体的批判
而为了增加政府财政收入，以及调控烟草制品生产，中国香烟消费税从开征以来，共经历了5次大调整，达到 “以税控烟”的目的。
最近的烟草消费税发生在09年和15年。
2009年烟草消费税调整包含两个方面，一方面，进行消费税征收环节调整，由原来在香烟生产环节征收消费税，调整为在香烟生产环节和消费环节征收消费税。另一方面，上调了香烟生产环节消费税税率，从量税额不变。
到了2015 年，烟草消费税主要从从价税和从量税两大层面进行调整，从价税是指货物的价格为标准征收的税种，而从量税是以货物的数量、体积等计量单位为标准征收的税种。
15年这次调整中，香烟批发环节从价税税率由5%直接提高至11%，并按0.005 元/支加征从量税。
税率控烟的背后逻辑是，通过提高税率影响烟草制品生产，从而实现对香烟制品的价格进行调节，使其增长，从而使得人们可能放弃对香烟的购买或者减少香烟制品的购买量。
在外界看来，中国的控烟政策不可谓不严格，这“三板斧”下去，换做是其他的行业早就脱层皮了。
可最后的结果实在是称不上卓有成效，甚至就连世卫组织都看不下去了。
在19年发布的《全球烟草流行报告》中，世卫组织公布了59个没有任何一项控烟措施达到最高实施水平的国家清单，中国赫然位列其中。
2
中国烟文化
对于烟民来说，一支香烟“妙用无穷”，疲惫时来一支可以提神，紧张时来一支可以放松，就连快乐时还可以来一支助兴。
这主要是香烟中尼古丁（俗称“烟碱”）的作用，尼古丁让可以吸烟者的大脑皮层处于兴奋的状态，对神经产生刺激作用，从而使人拥有疲劳缓解，振奋精神的感觉。
但与毒品类似，尼古丁具备三大特征：成瘾性（逐渐“烟不离手”）、耐受性（吸烟量越来越大）、戒断反应（停烟后，身体出现不适）。
一旦吸烟成瘾就难以戒除，这是中国烟民量高居不下的主要原因之一。
▲香烟的主要成分为焦油、尼古丁、一氧化碳
但是在中国，如果仅仅将其视为一种单纯的消费品，那可太单纯了。
这样一支香烟的背后，暗藏的是中国复杂的圈子文化和社会身份认同。
自古以来，中国各种历史古籍里素有“插香拜把”之说，点上三根香，喝了拜把酒，从此就是兄弟了。小时候不懂事和同学拜把子，在土堆上插了三根香烟，磕头就成了。
▲四大名著《三国演义》中，
刘关张桃园结义成经典
而到了当今社会，香烟已潜移默化地成为了一种社交信物。递上一支烟成为亲近和示好的方式，通过香烟的传递，实现烟民之间身份意识上的对等。
▲《西西里的美丽传说》，
男人们纷纷拜倒在马莲娜的裙下，
为其点烟以示好
“抽了这支烟，你我就是朋友”这句话看似滑稽，却反映了烟民圈特有的身份认同。
而中国青少年吸烟社会问题正是这种圈子文化下的畸形产物。研究发现，青少年吸烟背后的一大原因就是群体归属感的缺失。
在大多数思想传统的人眼里，抽烟喝酒属于人情世故往来的必备技能，而一个人是否会抽烟喝酒成为这个人的成熟标志。
在这样的环境教化下，心智尚未成熟的青少年们将抽烟视作男子汉的标志之一，为了让自己显得更加“成熟老练”，开始尝试成为圈内人。
▲《Hello!树先生》中，
树先生抽烟耍酷镜头成经典
有了第一个就会有第二个，当你发现周围朋友都开始吸烟时，如果你不加入，就会产生被排斥的错觉即群体归属感的缺失，于是越来越多的人选择走上错误的道路。
而烟民圈内部，也有严格群体划分，“抽一样的烟或者抽同一价格的烟，你我才算是真正的同道中人”。
不同品牌的香烟的价位和产量多样性，使得香烟的稀缺性差异化。
“天价烟”在中国市场不被提倡，但依旧屡见不鲜，部分更是有价无市，导致香烟本身也成为一种身份地位的象征。
收入低的抽10块钱一包的云烟，收入高的可能抽60多一包的软中华。
你有想过，为什么有些人自己抽的是云烟，想要托人办事时，答谢礼一定要送中华呢？
因为在这个过程中，“高档烟”承担了礼品和媒介双重作用。
从媒介层面来看，“高档烟”让社会地位认同较低的群体与社会地位认同较高的群体实现短暂的物质平等，达成社会阶层的主观跃迁。
即通过烟这样一种媒介，让“我”和“你”成为一类人。
香烟本身的成瘾性和中国独特香烟文化，从一开始就奠定了中国控烟之路的基调。
3
控烟与反控烟的矛盾
真正导致中国控烟难的另一个根本问题是，支持控烟和反对控烟这两个不同势力之间的难以调和的冲突与博弈，这在官方机构和民间的相关论调中处处可见。
1983年，国家烟草专卖局成立，对中国烟草专卖进行全面的行政管理，同年发布《烟草专卖条例》，正式确定了中国烟草专营制度。
中国《烟草专卖法》，明确地指出，中国烟草专营制度的存在的根本意义--“维护消费者利益，保证国家财政收入”。
与中国烟草专营制度相对应的，现行烟草管制的目标被分为社会目标和经济目标。
卫健委作为社会管制的主体，在烟草领域需要实现控烟这一目标。
而烟草专卖局与烟草公司作为经济管制的主体，保证烟草税收的同时，也承担一定的控烟职责。
但是，这两大目标在一定程度上是冲突和对立的。要控烟，就必须减少烟草制品消费者，而要保税收，就必须得有烟草制品消费者。
事实情况什么样的呢？依赖于烟草专卖制度，三十多年来烟草行业取得了快速的发展以及巨大的成就。
烟草税收成为国家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之一，基本占据中国总税收的6%以上，2019年烟草行业上缴财政总额更是创下历史新高，达到1.17万亿元。
而2019年中国的国防预算约为1.19万亿，可以说一年的烟草税就抵了一年的国防预算。因此有人调侃说“你抽的每一根烟，都是在为国家造航母做贡献”
▲2010~2017年，中国烟草税收示意图
而这个过程中，社会目标相对弱化，最终体现为中国控烟多年来实际成效不佳。
在公开场合吸烟的人确实大大减少了，但中国实际烟民变动数量相对于总量来说实在不够看。
这样的冲突，甚至已经被抬上桌面。
2018年，烟草局相关负责人就曾在公开场合提出“努力完成全年销量目标任务。坚定信心和决心，确保销售4750万箱目标任务”。
4750万箱的销量是什么概念？平均到中国的14亿人，相当于让每人每年吸84包烟。
消息一出，中国控制吸烟协会副会长当然坐不住了，立即对外发声表示质疑。
▲4750万箱香烟，每根香烟连起来可绕地球近5000圈
这能怪烟草专卖局吗？当然不能，烟草财政税收对于现阶段中国的意义来说不言而喻，说到底也是为了国家的发展和人民的幸福。
而在公民个人层面，控烟联盟和反控烟联盟的冲突也是清晰可见。
在深层核心信仰上，两个联盟都认同公民享有自由和健康的权利，不同的是两者对自由和健康的理解和限定。
控烟联盟认为公民个人自由应以不损害其他人健康为界限；而反控烟联盟则认为吸烟是吸烟者的基本权利，应该予以尊重，“这也是一个人权问题”。
同时反控烟联盟认为国家利益、人民利益高于一切，控烟有损国家利益，违背公民意愿。
控烟联盟则关注的是社会整体的福利，不只是烟草行业、吸烟人群，也不只是经济利益，还包括社会效益等因素，坚持社会整体福利优先。
这样的矛盾冲突从上到下，困扰着每一个参与其中的人，让控烟的每一步都走得无比艰难。
2020年，人大戴秀英作出提案，表示中国的卷烟价格仍然偏低，建议提高烟草税与烟草制品价格来达成控烟目的。
但事实上，政策“试水”多年，我国烟草市场并未显现消费疲软的势头。
2019年，中国疾控中心刚发布的全国控烟调查报告，结果显示吸烟率已由2015年的27.7%，下降至2018年的26.6%。
但是男性的吸烟率仍高达50.5%，甚至出现吸烟年轻化。
▲尽管女性吸烟率有所下降，
但中国男性吸烟率高居不下，处于世界领先
虽然从历史来看，15年的消费税的加征后，“税价联动”并不能真正制止人们吸烟，吸烟者不会因为烟价上涨就不去吸烟。
但令人欣慰的是，这条提案让我们看到，这个国家有一群有志之士在积极进行有关“控烟”的探索。
4
电子烟的流行
在此次大会，一份有关电子烟的提案吸引了广大网友们的注意，提案称，随着电子烟逐渐成为危害公共健康和污染环境的新源头，中国应逐步禁止生产和销售电子烟。
电子烟，本质上来说属于烟草制品的一种，通过雾化等手段，将尼古丁等变成蒸汽后，让用户吸食产生类似吸烟时的快感。
▲电子烟结构示意图，
主要分为三大部分电池、发热元件和烟弹
世卫组织曾专门对电子烟进行了研究，并得出了明确的结论：电子烟有害公共健康，它更不是一种所谓的戒烟手段。
除此之外，电子烟中的粒相物、重金属、亚硝胺等均会对健康产生危害。
所以说电子烟所谓的“安全”仅仅是一种假象，消费者无法了解其在使用电子烟时会将何种物质吸入体内。
可实际上，相比于传统香烟，电子烟的危害相对来说还是小的多。
▲纪录片《地平线：电子烟是奇迹还是威胁》中，
经专家权威实验和测试，
得出的电子烟和香烟有害物质对比图
如果说出于保护公众卫生健康的角度出发来而禁止电子烟的话，那么首先要禁止的应该是传统香烟，而禁绝电子烟这类措施属于典型的矫枉过正。
不过我们应该警惕，因为电子烟正逐渐通过构建青春时尚的品牌符号，以及设计不同口味的烟油来试图迎合年轻人的需求。
经统计，那些经常抽电子烟的青少年更容易成为烟民。
▲实验发现，不同口味的烟油对健康影响不同，
接触了薄荷口味的烟油的呼吸道活细胞存活率，
仅约为接触菠萝朗姆酒的一半
那么，人们该如何正确看待和处理电子烟呢？从国际层面来看，各国政府对电子烟的态度和政策存在很大差异。
有的国家认为其是一种消费品，有的国家则认为是药物，还有些国家认为是烟草产品。
因而，对电子烟的政策也各不相同，有的国家支持，有的国家禁止，有的国家则进行适当的管制。
在中国，国家烟草专卖局明确划分了电子烟的产品定位，将其定义为新型烟草制品，作为卷烟等传统烟草制品的补充。
▲电子烟在各国合法性地图
同时，中国已经严令禁止电子烟产商在互联网端销售相关电子烟产品和发布相关品牌广告。
但后续监管仍处于空白状态，亟待进一步完善，更有诸如电子烟是否需要像传统香烟一样征收高额消费税等一系列问题需要处理。
从嚼烟、旱烟再到香烟，烟草制品的发展史不断向前，作为结合了电子科技技术的最新产物，电子烟给中国控烟决策带来了新的挑战，可绝不会是我们面临的最终挑战。
至此，我相信你对中国复杂的控烟形势已有所了解。
在当前的国情下，控烟不仅是烟民与香烟的斗争，更是控烟与反控烟势力之间的博弈，甚至还涉及到了政策与人类新技术发展的制衡。
这也导致，中国控烟注定是一场漫长的战役，只能徐徐图之。
参考资料：
孙景超：《明清时期的吸烟与禁烟》，2016。
潘胜文、蔡超：《我国烟草行业管制改革的路径探讨》，2018。
洪宇：《中国控烟政策变迁：基于支持联盟框架的分析》，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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