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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张老六
为了迎接疫情之后的第一个开馆日,北京人艺近日也跟随潮流开启了一场直播秀。
直播一开始就为观众介绍北京人艺的“看家戏”《茶馆》。
《茶馆》是中国话剧最经典的作品,60多年来,上演时几乎是一票难求。
它曾代表中国当代戏剧走出国门,进入欧洲视野。
这部剧之所以能走向世界,有个人起到关键性作用。
他的名字叫英若诚。
英若诚曾在《茶馆》1958年首演中,饰演贩卖人口的刘麻子,将刘麻子的“坏”诠释得淋漓尽致。
▲ 《茶馆》剧照,英若诚一人分饰两角——刘麻子和小刘麻子
但他对《茶馆》最大的贡献是在翻译上。
要知道,戏剧翻译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系统。
而《茶馆》里有60多位人物,从车夫到掌柜、手工艺人到官员,市井方言一片喧哗,根本无法直译。
但英若诚却能将这样的作品译成英文,并让它在1980年带着英文字幕到欧洲各国巡回演出。
可以说,他是中国戏剧翻译史上的“超人”。
即便到了今日,《茶馆》在国外上演时采用的英文字幕,依然是英若诚当年的译文。
这位大翻译家及他背后的家族,堪称传奇——
从目不识丁起家到满门才俊,百余年仅凭几个人就闯出的一个名门望族。
01
英家祖上是目不识丁的满州旗兵家族,本姓赫舍里。
1644年,他们随顺治帝入关。
英若诚的祖父赫舍里英华(字敛之)幼时家境贫困,本来只能学一些骑马摔跤的看家本领,但他有一个不寻常的追求:认字。
▲ 英敛之
这个追求几乎扭转了整个家族的命运。
英敛之从小就很有思想,为了识字,他到茶馆捡包茶叶的废纸练字,等到他有点基础之后,就到一位教书先生那里当书童。
虽只是个书童,但英敛之往往在先生还没教会学生之前,就把所有的内容都记住了,因此颇得先生喜爱。
当时刚好有一位落魄的满洲贵族(雍正皇帝十四弟胤禵的直系后代)请了这位先生到府上当家庭教师,一来二去,府上的格格爱新觉罗淑仲就看上了这位才华横溢的少年。
在先生的竭力撮合下,英敛之与格格成婚了,成了皇族一脉。
虽说一时鱼跃龙门,但英敛之能成为英氏崛起的第一块基石,还要归功于他忧国忧民的超前理念。
他每天勤写日记磨炼文笔,却拒绝参加八股文科举考试。
为追求新思想,参与改良派的百日维新。(后慈禧回銮下令大赦,法令中他的名字只有“英华”,没有旗姓。因为清廷不相信旗人会反清。也就在那时,英敛之弃了旗姓赫舍里改姓英,从此“英氏家族”出现了。)
▲英敛之携妻儿合影
眼见清廷无能,中国长期闭塞,人民苦不堪言。
英敛之决心按照西方的模式创办一份真正公平、具有正义感的新闻报纸,做人民的口舌,承担社会责任。
1902年,他避开慈禧等保守派的反对,在天津创办了以“敢言”著称《大公报》。
自己任总经理兼第一任主编,每天写一篇社论。
《大公报》为中国新闻界树立了独立办报的风气,也是长江以北唯一一家此类的报纸。
可以说,是英敛之和《大公报》为中国报业史写下了最灿烂的一笔。
他在发刊词上写道:
“开风气,牖民智,挹彼欧西学术,启我同胞聪明。”
在那样守旧的年代,从未接受正规教育的英敛之能有这样的远见与气魄,已非常人能企及。
02
英敛之既懂得创办《大公报》来启迪同胞智慧,他自然更明白“少年强则国强”的道理。
也就是说,要想振兴国家,文化教育是重中之重。
于是他又创立辅仁大学和香山孤儿院。
同时,他还将13岁的独子英千里,托付给莫逆之交雷鸣远神父(Father Vincent Lebbe),带到西方去接受正规教育。
英家二代英千里25岁学成归国后,就以辅仁大学秘书长名义承担起文化教育的重任。
仅用了七八年的时间,他就把父亲手上书院规模的“辅仁社”,扩大成为文理教育院系完整、具学术特色、闻名海内外的大学。
英千里是民国初年不可多得的人才。
他能用娴熟的英、法、西班牙、拉丁、希腊文,结合欧洲人的传统习俗、理想和情操来给学生教授西方文学。
这对于从未出过国的学生而言,简直就是一座知识宝库。
凡他手下教出的学生,都被“一个字一个字地修改”英文,毕业之后,不论在国内从事外语工作,或赴国外进修深造,都能游刃有余。
后来连北京大学和北京师范大学都慕名邀请他讲授“英国文学”的课程。
可以说,英千里是外国人公认英语最好的中国人。
▲辅仁大学旧址
除此之外,他与父亲英敛之一样,内心都涌动着强大的家国情怀。
七七事变后,平津沦陷。
为了救国,英千里力邀年轻有为的知识分子,成立抗日秘密组织“炎武学会”,从事地下抗日工作。
英千里因此被日本人逮捕两次,受尽酷刑。
即便如此,英千里仍坚持不屈,保持中国知识分子的凛然正气:
“世人成功失败,在于人格道德。中国人,不论在怎样的残酷的铁蹄下……终究是不会被征服的。”
直到1945年日军投降前夕,英千里才被放出狱。
遗憾的是,1949年,英千里因蒋介石的“人才抢救计划”被架上飞机飞往台湾,从此离妻别子,在台湾的20年他体弱多病,老境凄苦。
▲ 英千里这一生育人无数,现在大家熟悉的马英九、余光中、白先勇等人均是他教导出来的学生
直至1995年,英千里的儿子英若诚在马英九的帮助下,才有机会在父亲的坟前取一抔黄土带回大陆,也算是某种意义上的“落叶归根”吧。
03
真正长期受到英家浓厚文化气息薰陶的人,是英家三代英若诚。
英若诚从小就跟随父亲住在晚清权臣庆亲王奕劻的府邸,“在许多无价的古董和珍宝之间玩耍嬉戏”。
他享受到父亲英千里最完整的“西式”教育理念,家里连立规矩都“很绅士”。
在他印象中,父亲只打过一次孩子:
“我大哥若勤说话冒犯了母亲,父亲让他靠在桌子上,用一根手杖打他的屁股。这个过程他弄得像一个仪式一样,我估计那可能是英国式的打屁股。”
英若诚少时调皮捣蛋,在辅仁中学读书时因为老师说“中国人和日本人应该是朋友”,他顺手就给了老师一弹弓。
以英家在学术界的名望,作为校长的英千里,自然要将儿子从辅仁中学开除以表公正。
转学到圣心中学后,英若诚学了很骂人的词汇,在演讲时不小心全用上了。
裁判们只好委婉地对英千里说:“英少爷很有勇气。但我们有个小小的愿望,希望他能对自己的语言清洁度多加注意。”
就这样,英若诚仅小学时期,就被三所学校开除过。
他12岁时被父亲送到圣路易中学——一所教会寄宿学校——读书。
在那里,英若诚学到了他毕生所用的英语。
学校里所有的课都用英文教:数学、科学、历史……
老师也非常严格,动不动用鞭笞管教学生。学生捣蛋,就会当众受辱,站不直就被杖鞭。
刚入学时英若诚不会讲英语,于是被安置在最低班,明明在中国却被称作“外国人”,这一切都让他意识到自己真的该努力了。
他开始背现代诗,背《圣经》,日日如此。
直到晚年,英若诚也始终认为“如果要学习一门语言,建立扎实的基础,最好还是背诵杰出的文学作品”。
只用了很短的时间,英若诚就学会了说英语。
甚至跟西方孩子吵架都用英语,说得比正宗外国人还溜。
英若诚的英语水平厉害到什么程度呢?
他从未出过国,但他对英语中的美国音、澳洲音、黑人音,以及许多地方俚语都能掌握得分毫不差,既能中译英,也能英译中。
灵活运用程度,令许多长年生活在国外的留学生都自愧不如。
就这样,年仅16岁英若诚就从圣路易学成毕业,进入清华大学外语系。
那年,日本人投降,二战结束,父亲英千里从监狱被释放出来,英家短暂地享受了一段团圆幸福的生活。
此后英家就再也没有出现过这样其乐融融的景象。
04
英若诚是在与父亲差不多的年纪,被捕入狱3年。
那是中国现代史上最动荡最具摧毁力的10年。
被捕的原因是他从中学到清华大学有不少外国同学,“外国关系”可以写满10页纸(实际原因是自1952年起,英若诚就在彭真的授意下,用联系外国友人和大量阅读英文刊物来了解西方动向,不料这些都成了他1968年被捕的罪名)。
他的妻子也在同一时间被抓了,女儿被送到内蒙古插队,7岁的儿子英达则沿街乞讨。
在最需要父母启蒙的年纪,儿女却无法享受家庭的影响和教育,英家“身教胜言传”的家风与文化到了英达这一代,事实上已被迫断层。
面对这样的险恶环境,英若诚选择乐观面对。
他清楚地知道,监狱里大多数人都是被冤枉的,但还是很多人被逼疯或自杀,有的人为了抢饭吃,被打死了,最后也只被上报“生病死了”。
他在自传中写道:我们都在这场猫抓老鼠的游戏中扮演老鼠,可是我这只老鼠决定不那么容易被吃掉。
出于生存本能,他将坐牢当成了人类学的一道智力题,思考着如何与之博弈。
当别人被迫承认罪名时,他则通过与审讯员旁敲侧击来断定自己并没有实质性罪名,以此告诫自己不需要承担什么负罪感。
为了屏蔽外界所有扭曲的价值观,他尝试为自己找事做。
比如偷偷制作墨水毛笔,给室友画像,模仿毛主席的书法。
向监牢里的三教九流,请教各行各业的技术,如豆瓣酱、酿酒、孵小鸡、种葡萄、制作水泥。
甚至向神父学习法式奶酪,向医生讨教流产和阉割公鸡。
他几乎是绞尽脑汁学习周遭难友们的才能与智慧。
别人都认为一辈子出不去了,他却说,出狱后要给一家人找一条生活的途径。
他相信,世道总是会变的,尽管只是一点希望,也值得为之努力。
05
每一寸时光,看似无痕,实则锥心刺骨 。
多年后,乐观的英若诚始终对监牢中的苦难只字未提,以致于他的儿子英达一直以为父亲只是去“玩了三年”。
英若诚在那样错综复杂的政治环境中生存下来,不过是刻意淡去灰暗,用英氏的智慧展示生命的华彩。
出狱后,英若诚用英氏家传的“洋文”全身心投入戏剧文化事业。
1981年,英若诚因“伦敦音的英语”被《马可·波罗》制片人相中出演忽必烈一角,因此名扬天下。
▲《马可·波罗》先后在各国放映,并获得美国最佳电视剧艾美奖。英若诚被意大利评为“最佳电视男演员”,荣获“银猫奖”
他还演过贝托鲁奇导演的《小活佛》中的老活佛,《末代皇帝》中的监狱长。
▲ 《末代皇帝》中饰演婉容的陈冲叹道:“他英语真的是太好了,很多非常偏的词他都知道,就连生活在国外多年的人在这方面也无法跟他相比。”
另一个经典形象是《推销员之死》中的威利·罗曼,英若诚被导演阿瑟·米勒称为舞台上演这一角色最好的演员。
英若诚流利的洋文不仅在演艺上派上用场,他最大的贡献是翻译中西方戏剧文学。
英泽中的作品有诸如阿瑟·米勒的《推销员之死》、赫尔曼·沃克的《哗变》、莎士比亚的《请君入瓮》、萧伯纳的《芭巴拉少校》、彼得·谢弗的《上帝的宠儿》等名作。
在翻译《哈姆雷特》中的“To be or not to be”一句时,他译成:“是生,还是死?”
此译句成为后世流传佳句。
▲ 《末代皇帝》在英国首映时,英若诚与戴安娜王妃、彼德·奥图
中译英的作品则有老舍的《茶馆》、曹禺根据巴金原著改编的《家》等。
但凡是英若诚翻译的剧本台词,都十分简练脆生。
演员一开口就能用,不需要做任何转化,连细微的语气他都能以戏剧整体情境来参照。
06
百年间,这个在晚清民国时期崛起的知识精英家庭,为中国与西方的文化、教育、演艺交流做出了不可估量的贡献。
英敛之一介草民却能办《大公报》、创辅仁大学,引领中国人睁眼看世界。
英千里则延续家风,开启了中国英语教育先河,为国家培养出无数栋梁之材。
英若诚把西方的大师之作引进中国,又把中国戏剧传播到西方,二者被他融合成了人类共同遗产。
每一代,都成为中国近现代史驻足的符号。
▲前排从左至右为:英敛之、英千里,后排为英若诚、英达
英若诚晚年曾口述一本自传,名为《水流云在》,取自杜甫《江亭》中的诗句:“水流心不竞,云在意俱迟。”
英文书名的意思是“人已去,声宛在”。
这四字与他祖父英敛之当年在北京西郊的石壁上刻下的“水流云在”遥相呼应。
▲ 1913年,英敛之刻下的“水流云在”,下面有题注:“英敛之偕内子淑仲小儿千里游此,偶取杜句寄意,时宣统退位之次年正月也”
一个家族用勇敢与倔强,乐观与隐忍,承载了中华民族士大夫们几千年来“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使命感与豪迈感。
坦言之,对如此气派的家族,唯有肃然起敬。
百年英氏,盛筵散去,余音犹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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