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办中国最好报纸到全员智库化转型，南方都市报这两年在干什么？
创刊二十三年的南方都市报（以下简称南都）很少出现过亏损，但从2012年开始，却开始持续下跌。都市报近年来普遍面临的发展困境，同样困扰着这家曾创下100多万发行量、营收18亿辉煌记录的著名媒体。
直到2018年，在一片融合转型声中，南都痛下决心，推动全员智库化转型。大数据研究院在构建研究团队时，并没有另起炉灶，而是推动成熟的采编团队向课题研究团队就地转型，形成“一套人马，两种职能”的组织结构。
当年，止跌回升。两年后，南都在内容生产方面建立了50余个课题组项目，涉及城市治理、区域经济、鉴定评测、新业态新经济和新生活等五大领域，形成八大类产品形态，包括数据新闻、榜单评价、民意调查、咨询研究、鉴定评测、评估认证、数据库和轻应用。发布了《广州城市治理榜》《新经济企业声誉报告》《个人信息保护报告》等百余件智库产品。
经营方面，这份报纸2019年全年营收（不含发行）3.86亿元，利润7771万元，同比增长11%。新媒体和数据智库服务等新能力收入持续增长，占比达到50.5%，成为南都营收的半壁江山。
在人们的刻板印象中，智库，是一个听起来就横亘着复杂的专业知识门槛、高度智慧化的“高大上”所在；媒体，特别是都市类媒体，长久以来就和广泛而非精尖、面向大众而非学术学理，甚至和八卦、“狗仔队”联系在一起。
两者的“鸿沟”如何跨越？南都转型底气在哪里？它又是如何在短短两年时间内完成这样的转型？本期全媒派（ID：quanmeipai）带你一起来看南方都市报智库化转型背后的故事。
做智库，怎么做？
从某种程度来说，南都大数据研究院的课题研究，就是对传统精英媒体最硬核的“深度报道”——观察社会，发现问题，分析问题，提出建议——进行再强化和再深化。在大数据时代，又得到了数据库的加持。
当然，智库生产比起传统的深度报道的操作还是有很大的不同。 智库产品的选题、话题的集中度更高，研究更加深入，投入的生产成本也更高；在研究方法方面，更加定量化，能够遵循相应的社会科学研究范式，注重用数据说话。 这些研究过程中收集、分析梳理得来的数据，不断充实数据库的建设。 目前南都已经建设运营了30个垂直领域的数据库，开发了110个数据分析模型，有力地支撑了课题研究。
而媒体机构则提供了相应的发布载体和工作机制，保证一支相对固定的队伍在这个领域进行持续研究，并通过不断推出适配的媒体和智库产品形态，反过来促进研究的深入和新闻的挖掘。
人人都有麦克风的时代，媒体机构的发布渠道垄断优势完全消解； 信息过剩的内容市场中，泛资讯使没有附加值的信息生产加工成为无效生产。 只有提供独特价值，才能在这个信息过载的时代，找到自己连接的用户和意义所在。 难怪南都一位副总编在被问及智库化转型与传统媒体生产最大不同时说： “我们放弃了大多数一般的资讯，真正实现了内容差异化生产。”
从这个角度切入，也许媒体与智库的鸿沟并没有想象的那样大，跨越取决于我们生产内容的方式和处理信息的能力。 媒体擅长的并非学理式的研究，但媒体能最大程度地连接社会不同人群，有穿透社会圈层的能力。 它与鲜活的实践随时保持密切接触，有自己灵敏而独特的观察视角。 它是政府与民众之间沟通和联系的桥梁，能够通过议题设置，唤起民众的注意力并与决策层互动，这些恰恰是学院型智库不具备的优势。
目前南都的智库化重点定位在“用大数据参与社会治理”。 从南都比较成功的智库产品看，对孵化器的研究监测，直接推进了广州市相关工作进程；围绕在线教育培训领域治理的研究，得到教育部点赞，直接促进了相关领域监管措施的出台。
如何将记者“改造”为研究员？
南都的智库化转型，是全员转型。智库研究人员的基本班底和核心力量还是原有的记者编辑，但又不完全是原有的采编队伍。
首先是人员结构进行了优化。越来越多的社会学、统计学、经济学背景的年轻人进入采编队伍，改变了以前以中文、新闻为主要专业背景的采编结构。多学科的碰撞使研究课题组的知识结构更加均衡。不适应新生产方式的、技能单一的采编人员则被自然淘汰。
另一方面，技术化赋能真正支撑起记者的转型。建数据库、处理数据、建模分析，这些对大多数文科生来说，力有不逮，但在研究工作中却绕不过去。南都通过技术团队与采编团队的充分融合，为记者转型研究员进行大数据赋能。南都旗下有一家近百人的媒体技术公司，把其中一半多技术人员打散，直接编入采编团队（课题项目组）。这些技术人员与采编人员一起工作，完全围绕智库内容生产的需要，提供技术支撑和服务。
南都报系党委书记、总裁梅志清曾在公开演讲中称：“对于机构媒体我们有六个判断：资讯生产传播优势在弱化，算法要由主流价值观驾驭，大众媒体也需要垂直生产，协同治理功能是新增长极，精准用户私域流量是蓝海，技术赋能是充分必要条件。”
在技术狂飙突进的时代，技术革新性的力量毋庸置疑，但是在现实中，如何理解这种赋能，却因人因事因时而异。在不少传统媒体机构，技术与采编的界限依旧泾渭分明，双方仍然按惯常的模式进行着日常生产，也就很难产生真正具有时代特点的新的生产方式。
当然，技术化赋能并不是转型成功的单一决定性力量。事实上，记者的思维方式转型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转型的成败。
有资深业内人士认为，未来如果想进一步打造媒体智库的话，需要重构新闻流程：从随机采访走向系统采集，从经验判断走向数据生产，从手工产品转向智慧服务。这三个转向，在一定程度上提示了新闻生产向智库生产的转变方法，这种转向其实对记者提出了相当高的要求。
转型后的南都生产什么样的内容？
对媒体型智库来说，媒体属性是基础，内容生产是根本。南都也曾在公开场合阐释过他们对于内容生产的理念：希望成为新型内容生产者，有价值的数据供应商，重新定义主流都市媒体的内容门类。
2020年他们要将内容重点放在以下几个方面：以深度调查、增量热点为代表的优质原创；以解决民众生活难题为目的的民生题材；立足媒体第三方公信力的检测评价；致力于发挥媒体优势助力协同共治的治理类产品；围绕教育、健康等领域开发有特色的垂直产品；以音频、视频、直播、条漫等新形态为代表的创意传播类产品。
南都管理层很有信心地表示，新闻生产与智库研究可以齐头并进、相辅相成。的确，好的智库研究成果，可以成为独家的新闻报道；新闻报道又可以为智库的研究课题聚集定位，但两者并非永远都能同频共振。目标重心的迁移，力量配置的调整，都会在不知不觉中改变着媒体的气质和生态。
在这个变化的时代，南都的转化，不免让习惯了媒体“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这样的表述者发出疑问：智库化的转型，是否会和普罗大众产生距离？都市报还是距离大众最近的大众传媒吗？曾经以“孙志刚案”进入大众视野、树立起口碑形象的南都，在新内容生产中，是否仍将传承这样的核心价值？如果是，那么新闻理想的张扬与日益沉重的市场压力有可能平衡吗？
笔者注意到，新内容生产的表述中明确，南都今后要加强对民生热点问题的监督报道。如是，那应是对媒体公共性的一种继承，需要在智库化转型中进行更为积极的实践。
一切都没有现成的答案。
原创：任琦 浙江传媒研究院
来源：传媒评论
参考文献：
[1] 赵安然:《从南都智库化转型看媒体智库参与社会治理的探索》
[2] 王海军 王卫国：《强化双轮驱动 构筑五大序列——南方都市报智媒转型的机制创新和考核管理》
[3] 曹轲：《南都智库内容智能化的实践》
[4] 南都报道：《南都报系党委书记、总裁梅志清：数据驱动转型 智媒赋能治理》
[5] 南都报道：《智库型媒体发展高峰论坛举行 南都智库转型获业界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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