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悲观，我们经历的全球化才刚刚开始
从“科技是第一生产力”到“科技创造的全球化”。 作者
｜骆轶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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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底，在华盛顿杜勒斯机场的国际到达区，一则随处可见的广告令人印象深刻：广告画面被切割成两部分，分别象征着100年前和当今的世界；左侧画面是100年前“一战”时期刚刚诞生的坦克；右侧画面是当下一部强大的某品牌云计算数据中心。简明扼要的文案点明了广告的主旨：国家竞争力。
这部广告的背后隐藏着一个清晰而坚硬的“美国逻辑”：科技创新是一种武器，一种确保美国的国家竞争力凌驾于全球其它国家的武器，也是一种博弈和斗争的工具。而这部广告在华盛顿杜勒斯机场这个美国政治心脏地带的交通枢纽进行投放，也颇为符合彼时美国的政治空气：一场以科技为武器的隐形战争将要被发动。
几个月后，美国商务部公布了“实体清单”，限制包括华为在内的一批中国的人工智能、5G通信技术和数据安全领军企业采购和使用美国科技企业的产品和服务。到了2020年6月，“实体清单”范围进一步扩大，陆续有从事航天航空、人工智能和军事科技研究的中国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被纳入。几乎没有人怀疑，如果这场“科技战”真的存在的话，它的目标只有一个，那就是中国。
人们震惊错愕之余，加之中美贸易冲突将当前美国政府的贸易保护主义和“孤立主义”倾向彻底暴露，又有新冠病毒肺炎在全球蔓延之后各国之间日益深刻的分歧，很多人感叹“我们所知道的全球化终结了”，一个开放度、繁荣度和自由度降低的世界正在来临。
这种视角之所以流行，是因为它因应了2020年以来整个世界的动荡、震惊和悲观情绪，同时也有另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我们所知道的全球化”的本质，是“二战”以来美国开启并主导的全球化。
美国开启并主导的全球化，是继15世纪荷兰、西班牙和葡萄牙开启的第一波贸易全球化和18世纪英国开启的第二波工业全球化之后，在1940年代开启的第三波全球化。它有一个非常鲜明的特征：向全球进行商品、文化和治理模式的全方位输出，主导制定并试图固化全球产业链的分工，同时以强大的军事实力和科学技术实力为盾牌。随着“冷战”结束，科技甚至有进一步取代军事，成为美国主导全球化最重要的盾牌的趋向。
这也意味着：科学技术从来不是美国全球化输出的要素，而是自我防御的武器。
其实在人类的漫长历史上，无论我们愿意承认与否，战争都是科学技术在各个领域的推动力，因为部落战争，远古的人类发明了弓箭和投石索，也因此诞生了空气动力学并产生了皮革加工业；20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坦克和飞机的参与极大地发展了动力学、光学和新材料学，推动了现代计算机的诞生，还因为兵士的大规模伤亡而产生了现代疫苗科学。当代美国科学技术的两大重镇——美国国家宇航局（NASA）和硅谷，其诞生也都与“冷战”时期通过科技发展并扩充军备的战略休戚相关。只不过1960年代的“反战”浪潮孕育和诞生了新一代的硅谷人，重新创造了一个推崇多元、开放和自由的新硅谷——这真是时代跟冷战时期的美国开的一个最意外的玩笑。
在这个背景下，直到现在美国政界、学界甚至科技界的大多数都很难理解，为什么中国领先的一些科学技术成果会首先应用于商用领域和民生改善，而不一定是国防和军用。在现代中国，“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的观念深入人心，与美国自两次世界大战以来将科技视同军备武器的价值观大相径庭。
中国真正融入全球化的进程始自改革开放的事业，是在和平环境下开启并充分受益的，从未笼罩过战争和对抗的阴霾。出于自身的发展需求，在参与全球产业链分工，推动贸易自由化和不断扩大对外开放的进程中，中国诞生了自己科技产业，也诞生了华为、阿里巴巴、腾讯、海康威视和字节跳动等为代表的一批在不同领域居于全球领先地位的科技公司，在全球范围产生日益强大的影响力。中国的科技产业和科技公司，其诞生、生存和发展的动力是解决中国国内和全球范围存在的发展不充分和不均衡的矛盾，而并非制造新的地缘和世界对抗。可以说，通过几十年的发展，中国形成了自己的“科技价值观”。
而当用美国视角审视“中国科技价值观”的时候，误读便不可避免。华为的创始人任正非先生年轻时有过短暂的军队服役经历，华为就一定是隐形的“军工企业”；中国的无人机产业在世界首屈一指，就一定孕育着“不可告人”的对抗意图（美国确实认为无人机是军事工具）；字节跳动旗下的TikTok吸引了全球海量的青少年用户，背后就势必存在“获取数据”的动机；中国一直鼓励理工科优秀学生赴美留学，就一定是为了“偷窃知识产权”……站在美国的“科技价值观”上，这些思维方式再正常不过，也就因此产生了防范和遏制，对中国的科技产业当前的发展造成了一些挑战，也给一些中国科技企业原本再正常不过的全球发展制造了不少困难。
面对这些挑战和困难，逃避和抱怨是没有用的。中国的科研机构、科技公司和科技产业必须在尽可能扩大对外合作和交流的基础上实现和完成自主创新，在诸如半导体芯片、航空航天、先进仪器、材料科学和人工智能等关键领域实现自主可控，弥补当前的重要短板。这是中国科技产业和科技事业自身生存和发展的需要，但并不意味着在科技领域，中国将成为下一个美国。
最近中国做出承诺：新冠病毒肺炎的疫苗研发一旦在临床医学上取得重大突破和进展，将向全世界共享。这是“中国科技价值观”最有力的一个证明。中国在科学研究和科学技术上的自主创新不是在制造武器和城墙，而是在试图创造科学昌明和商业繁荣的工具。科学技术应该成为全球化的要素和资源，以及一个国家和一家企业制造全球化繁荣的助推剂，而非制造全球化壁垒的手段。
事实上，随着信息技术和智能技术的发展，以及人们对战争的共同惨痛记忆，“科技是第一生产力”越来越具备全球范围内的普适性，它迫切地需要日益密切和频繁的科技交流，因应全球人类生存和发展面临的挑战；它迫切地需要扩大全球范围内的科技合作，共同探索地球之外的新世界和新空间。科学技术应该告别人类历史记忆为它笼罩的森森白骨感和重重铁幕感，从而成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一部分。
从这个意义上看，当一些国家试图强化科学技术的武器和军备属性，并在贸易、教育和公共卫生等诸多领域主动放弃全球化的主导地位的时候，“我们正在经历的全球化”可能刚刚开始。这个新的全球化阶段，是科学昌明和科学技术主导的全球化阶段，谁能真正地掌握领先的科学技术，同时将科学技术作为全球化的生产力和文明程度进步的工具，谁就是这个“新型全球化”的倡导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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