妈,你能不能别那么焦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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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每次我放长假回家的时候,我妈就会见缝插针地会当着我的面把家里的资产盘点一遍。

在网上斗地主斗到一半停下来,就开始絮叨在银行定存了多少钱,买了多少理财,支付密码各自如何不同,如何记忆;打扫卫生打扫到一半,从橱柜里面视若珍宝地拿出包装袋,告诉我家里的房本和购置门面的凭证在哪,到时候要怎么保管或者兑现;走在路上走到一半突然转身提醒我,如果她意外或者非意外去世,买的保险能够拿回多少补偿,千万不能忘。

我转头问她:“那如果是我先死了呢,你怎么办?”——“那我也去死”,几乎没有任何迟疑。我就跟她讲一个我看到过的故事:一个父亲因为意外失去了自己26岁的儿子,他最后和一只狗开始到世界各地去旅行,通过时间和风景最后治愈了自己,重启了人生。这个世界不会因为离了谁,就真的过不下去。

后来我再问她这个问题,她想了三秒,还是笃定地告诉我,没法活。你也许会责难我拿这种敏感问题为难做母亲的,实际上我在大城市打拼,每天穿红穿绿,还经常出差满地奔走,意外几率的确比她两点一线的生活要高得多。不过与其说她答不好这个问题,不如说她压根没想过这个问题。

2、

我比较幸运,一开始工作虽然辛苦,但是辛苦可以兑换成等值的加班费,所以一开始就绕过了一些同龄人相对窘迫的日子,很快就开始有积蓄,她异常兴奋,除了高兴儿子的价值被社会认可之外,更多的是我能够真的身体力行地加入到这切实具体的人生规划中。一开始她想让我把钱交给她管,我拒绝了。她一路节俭从指缝里扣,而我读书生涯和她所有的矛盾几乎也都是因为经济问题。所以我深知经济独立的重要性。虽然她只能无奈妥协,但还是见缝插针地提醒我在可以节省的旮旯里节省,

这样买房买车安家立业才有望。

后来她投资股票失利亏了不少,她跟我说她每月生活费不过百,想吃香蕉为了省八块钱也没舍得买,我斥责她,这种微末的节省指望来填平股票失利只是杯水车薪,穷图心理安慰因噎废食罢了。之后她给我打电话就总是说要我今年多省,这样才能把股票失利的钱填回来,我隔着屏幕都能感受到她的焦虑。

3、

工作后我一直试图都在培养她的业余爱好,任何她有兴趣的哪怕只是买买买我都鼎力支持,跳舞也好,瑜伽也好,我有我的私心,我希望她能有自己的生活,我希望她不要把所有的精力放在我身上,她一直劝诫我早日买房,好在一来购房资质还不具备,二来首付即便她倾其所有也依然拿不出,所以我据理推脱,告诉她按照我目前的进展,到了该买房的年纪自己也应该买得起了,大不了租房。反正我是不会用她的钱来买房的。她质问我那么努力攒钱图什么?我说鼓励你去旅游啊,去培养爱好,实在不行做慈善也行,她气得直跳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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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统家庭里的母亲角色,有着她们独有的焦虑,组建家庭后她们要操持家庭内外,她们要牢牢握紧家里的经济命脉,要应对长辈或许苛刻的索求,要面对丈夫的不成熟,要调教孩子的顽劣。人到中年孩子成年工作,她又要操持孩子成家立业大小事,可以说,中国传统家庭的母亲,早就牢牢地把自己孩子的命和自己的命绑在了一起。

而这种焦虑,很大程度上就体现在物质上,说白点就是钱。前段时间看一篇文章大致这样说:王思聪能被如此热捧某种程度上折射了国民对于物质的焦虑,当我们站在世界中心呼吁多元的价值观时,可是面对因社会环境甚至“道德追求”衍生出的巨大经济压力和经济使命时,看到金钱似乎可以击穿一切壁垒时,还是臣服在“有钱即正义”的规则下。

这点在中国传统母亲身上体现更甚。她们不停想办法赚钱,不停地要从生活各个旮旯挤出钱攒住钱。从她们的少女时代结束步入社会,就没有停止这种求索过,这最后凝结成了一种“奉献型人格”,几乎能耗尽一生力量,因为这股力量过于强大到几乎少有人能抗拒,最后似乎成了一种被默认接受的“潜规则”。

这段时间热播的《欢乐颂》里,我们隔着屏幕都能感到樊胜美对于物质的焦虑,如果不是22楼天降神兵的乌托邦设置,也许樊胜美早就成了曲筱绡嘴里的“捞女”,被逼良为娼了。撇开樊家父母天怒人怨的重儿轻女的设定,他们卑微如尘小心翼翼地生活,不惜牺牲家里的“外人”——自己的女儿为代价,在卖房救丈夫这件事上都十足犹豫,心甘情愿地浇灌自己儿扶不起的人生。

里面有个有趣的细节,樊母劝女儿借钱救樊父时说“他还有退休金,日子还可以过”,那如果樊父也是个坐吃山空的角色,救还是不救是否会再多一点悬疑色彩。

樊家的故事有个好处,让人知道天下的父母不是都那么理想,为了自己的。它打破所谓传统好父母的印象,提供了另外一种可能。那是否这可以把这种可能再衍生一点,是否允许没有那么亲密的家庭关系,父母和孩子的命运没有那么严丝合缝地捆绑在一起,他们各自在相对独立的人生版块中能够大口呼吸,而不是喘息。

至少我是愿意的,如果她可以不用那么焦虑,可以有自己独立的人生乐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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