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山寨邂逅创新，二者会否摩擦出火花？

"山寨"是依靠抄袭、模仿、恶搞等手段发展壮大起来，反权威、反主流且带有狂欢性、解构性、反智性以及后现代表征的亚文化的大众文化现象。

据羊城晚报报道称，华为公司5月25日宣布，在美国和中国提起对三星公司的知识产权诉讼，包括加州北区法院和深圳中级人民法院。华为在诉讼中要求三星公司就其知识产权侵权行为对华为进行赔偿，这些知识产权包括涉及通信技术的高价值专利和三星手机使用的软件。这是中国企业第一次向手机巨头通过法律手段要求专利权。对此，三星电子周三表示，该公司将在华为提起的专利诉讼中为自己辩护，捍卫该公司的商业利益。截至目前，华为并未透露对三星具体的索赔金额。

对此，《首尔财经》表示，这是作为全球名牌“山寨天国”的中国首次向全球领先企业发起专利战。我把一篇题为《华为起诉三星让韩媒玻璃心又碎了，称这是山寨企业博存在感》的文章转发至朋友圈并配上文字：【美国也曾是抄袭英国的山寨帝国，任何崛起都必将经历如此过程，从新领域白痴到模仿学习到积聚力量后的自主研发直至超越领先，我们应适当给予山寨更多宽容与理解。】朋友评论道“盗版有理咯？”

朋友的这一评论令我深思许久，毋庸置疑，提及山寨，人们想到的是盗版、剽窃，以至于当中国被贴上“山寨天国”的标签时人们都抬不起头来。然而，站在历史的高度来看待一个国家的崛起，“山寨”几乎是任何一个后起者都无法避免的。

早在18世纪，美国的商人热衷于英国的快速纺织技术，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英国纺织技术不对美国人开放，并立法杜绝美国人偷英国技术，可美国仍不断的山寨英国，美国“工业革命的奠基者”斯莱特（英国人称之为叛徒斯莱特）在英国学会棉纺织工艺，熟记机器详图后秘密移居美国，复制了纺纱机。1793年在罗得岛建立美国第一座棉纺织厂。美国的纺织行业、重工业迅速发展强大，1894年，美国经济总量首次超过英国，而后美国才开始了积极创新的历程，进而从山寨大国蜕变为创新大国。查阅资料不难发现日韩也是靠山寨欧美继而积极创新壮大起来的。

美国经济学作家查尔斯・莫里斯曾发表题为《我们也是剽窃者――为什么美国在19世纪就像中国一样》的文章称，“今天，中国就是那个新兴的上升力量，而美国却成了防范年轻崛起者的霸权。对中国而言，美国扮演的角色同两百年前的英国毫无两样……而当年美国的野心比今日的中国大得多……指责中国缺乏道德并无意义――国与国之间的游戏根本没有道德可言”。

诚然，在模仿中创新是得以快速发展的捷径，但我们也应清楚的认识到许多无谓的创新甚至远不及模仿更富有成效，创新所花费的成本与收益之间的反差正是许多企业迟迟不愿创新的原因所在，尚且于欠发达国家而言，都必将经历一段近乎疯狂的山寨时期。

那么问题来了，我们是不是可以打着“我山寨我有理”的口号将山寨进行到底呢？

对于创新，最有发言权的人莫过于乔布斯，在他看来，“创新就是把各种事物整合到一起。有创意的人只是看到了一些联系，然后总能看出各种事物之间的联系，再整合形成新的东西。这就是创新。”就生产一个产品而言，倘若它需要500个零部件拼凑而言，而这500件零部件都有好的厂商生产且价格合理，那么对于创新人员而言关键在于找出这500个零部件之间的联系并把它们组装起来，这就是创新。

正如《全球风口——积木式创新与中国新机遇》一书中作者所言：所谓“积木式创新”，是指在创新的过程中，不同要素之间如“积木”般的组合方式。“发明创新”不再是一个人灵机一动的创造，创新产品都不是偶然出现的，而是经过了大量的努力，利用商业化驱动进行的科研创造。

1994年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发表了题为《亚洲奇迹的神话》一文，与多数唱赞歌的人不同，他犀利地认为亚洲奇迹根本就不存在，亚洲繁荣也是短命的，根本原因就一个，即亚洲的经济增长模式并不是靠具有创新意义的技术进步所推动的。果不其然，就在1997年，亚洲出现金融危机，他的精确预测为他赢得声誉，并于2008年获诺贝尔经济学奖。按照他的逻辑，如果我们迟迟建立不起来以技术创新为推动力的经济增长模式，那么，我们目前的经济就是不可持续的。

在中国劳动力低廉优势不复存在的情况下，很多企业将厂地由中国转向印度、越南等国家，这也促使中国不得不点燃全民创新的火花，而华为就是一个典型的重创新并值得国人为之骄傲的大型企业，正如通信专家项立刚面对《环球时报》的采访表示时所言：“20年前，我们没有专利，我们许多国产品牌被戴上“抄袭”的帽子，但是近10年，中国通信行业的重大改变绝对是有目共睹的”。在去年，华为向苹果公司许可专利769件，苹果公司向华为许可专利98件，华为向苹果授权专利收取专利许可使用费，令中国人扬眉吐气！

虽说中国已是第二大经济体，但真正崛起必须摆脱对国外技术的依赖进而进行自主研发，万众创新大众创业。中国中产阶级已超亿，仅次于美国的广大中产阶级消费人群愿意为创新买单，同时也应当立法保护知识产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