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唐盛世的提法

大唐盛世的提法

大唐盛世的提法，是知识分子对近现代西风东渐，目睹国势日落而发明的提法。

唐王朝之后的朝代，没有这种说法。宋王朝赵姓皇室，对中唐以后藩镇的割据及军人的跋扈，记忆犹新，宋代立国的精神及一切制度设计，原本就是立足于对唐王朝的矫枉过正。何况宋作为本朝，没有吹捧前朝的道理，太祖、太宗、仁宗、神宗……等列位赵宋皇帝，怎么可能说赵家继承的前代正统，是盛世的时代。

又比如明王朝，明太祖朱元璋开国颁布“片板不准下海”的海禁政策，宣布明代是以封闭锁国为立国精神。唐王朝的武力开边政策，并不符合传统士大夫的保守传统，更与明代的政策取向背道而驰。明成祖朱棣除外，洪武、嘉靖、万历……等朱明皇室，只会对李唐嗤之以鼻。

符合本国知识分子“盛世”标准的，只有“三代”（夏、商、周），因此司马光说：“三代以下，风化之美，未有若东京（洛阳）之盛。”司马光赞扬东汉“风化之美”，以“三代”为标杆。传统士大夫阶层对“春秋式义战”的时代，此后堕落为“长平式战争”的时代痛心疾首，自相矛盾的一方面赞颂封建，另一方面又支持大一统。他们对三代的淳朴念念不忘，只有“礼崩乐坏”之前的三代，才是他们心中永远的“盛世”。

大唐的盛世，以唐初玄宗朝的“开元”为巅峰，达到甚至超过隋杨广时代的水平。

类似玄宗朝开元年间的盛世，符合大一统帝国周期循环的规律。正常情况下，大一统帝国于以人口灭绝为标志的改朝换代战争后建立，治乱循环，如魔咒般永恒不变。天下大乱之后会迎来天下大治，同理，天下大治后会迎来天下大乱。

玄宗朝的盛世，不是玄宗本人与玄宗时期的治理结果，也不是太宗开国治理的结果。实现治世的条件与要素的形成与积累，蕴含于乱世之中，也即是说，隋唐盛世产生的条件与要素，根源在鲜卑系的北魏、东西魏、北周、北齐的北朝时代。

北朝鲜卑人的历史使命，就是承接魏晋，开启隋唐。北朝鲜卑持续经营的结果，就是承接魏晋时代留下的格局，走出一条“北魏特色的隋唐主义道路”。

隋唐的顶层设计，就是把鲜卑北魏的体系，移植到隋唐帝国的躯体中，因此，唐初的太宗李世民与政府总理房玄龄，并没有发明与制造出唐王朝盛世的条件与要素，唐王朝巅峰盛世的果实，同样与玄宗及玄宗时期无关。

按照治乱循环的规律，开元之后就是乱世。但正如考量历史路径演变后，不能简单褒奖开元的盛世，同样的道理，考量历史路径演变后，也不能因之后的乱世，而因此过度指责开元。

今人质疑唐太宗千古明君的真实性，但历史中人是否如今人般质疑，不得而知。今人可以肯定的是，比如司马光编写《资治通鉴》时，留下大量贞观年间对太宗的溢美之词。又比如张居正在《点评资治通鉴》时，也留下诸多对太宗的溢美之词。

司马光与张居正留下的文字，是否代表其真实想法，不得而知。

今人可以肯定的反而是：对于唐王朝开国领袖模范般的帝王形象，文字方面如此记载，就是为了给后世树立帝王的标准形象，任何人都不能说这些记载存在虚假与虚伪。

司马光编通鉴与张居正评通鉴，其目的不是学术研究，也不是考证史实，而是政治课程的教育与宣贯。

即便关于太宗明君形象史实的真实程度提高（即比如太宗与魏征的很多对话确实属实），但这些对话形式上的意义，远远大于真正的意义。

今人可以对太宗记录的虚假仅持保留看法，但太宗与魏征的虚伪性毋容置疑。

唐王朝的武功，大致可与西汉王朝相媲美，汉唐并列的内涵也正在于此。唐王朝是混合胡人血液的新生政权，族群替换后的时代，“内诸夏外蛮夷”的传统，在现实世界已不存在，事实上也行不通。太宗的“华夷一体”，既是民族团结的需要，更是民族融合的现实。

唐王朝武力开边的外向性格，展现出海洋时代前耕耘内陆腹地的世界帝国面貌，其基本背景就在于，唐王朝并非传统意义上的纯汉人政权。从东亚大陆的整体格局演变看待唐王朝的武力开边，就是内徙的胡人在汉化的同时，凭借比其生物学意义上的同类更加强大的组织资源，对仍居住在先祖居住地的同类进行军事打击。

唐王朝的特殊性，用“华夏战胜蛮夷”定义其武功，并不合适，安禄山以深度胡化的华北为后方，率领胡汉混杂的军队攻击北面的胡人，显然不能套用汉胡对立与彼此孰优孰劣的逻辑与解释体系。
唐王朝的武力开边，并非军事占领，更非实现行政上的有效管治。唐王朝没有重蹈汉武帝式、造成国力虚脱的开边政策，创造性发明军事藩镇的开边政策，但对于长安政府与普通民众而言，事实上匈奴或突厥制造的战争与杀戮，与安禄山或史思明制造的战争与杀戮，最终结果没有任何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