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我的“象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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遥想当年决定读博的核心原因之一，便是自我判定为“重感受”、“偏直觉”、“爱发散”、“逻辑思维能力不足”，想通过博士期间的刻意练习，努力扭转成为一个“理性”、“有体系”、“专一缜密”、“逻辑性强”的人。

然而，好多年过去了，虽努力练习抽象概括与逻辑思辨，但思维模式总执拗地绕一圈后回到原点，一度很是苦恼。

苦恼的终结来自一篇文章——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研究员王树人老师的《“象思维”与原创性论纲》，酣畅淋漓地读罢，恍然原来我就是一个更适宜传统“象思维”的“标准”中国人嘛，挺好挺好。

02

作为一位研究西方哲学史出身的学者，针对“随着西学东渐, 理性的逻辑的概念思维方式及其话语逐渐取代了中国传统思维方式及其话语, 并成为主流”的现状，王先生接连提出了如下一针见血的反思问题：

“中国传统经典是用怎样的思维方式创造和写出来的?

用西方思维方式及其话语领会和诠释中国传统经典, 能够完全走进中国传统经典吗? 如果说能够走进, 那是在什么意义上走进? 如果说不能够走进, 又是在什么意义上不能走进?

如何才能正确领会和诠释中国先贤的经典并接受其启迪?”

进而基于中西对比的完整视野，通过解析中西方思维的异同与各自优劣，总结中国古人“传统”主流的思维方式的本质内涵和基本特征，提出——“象思维”。

王先生通过枚举从亚里士多德的作为形式逻辑的“工具论” 到培根的作为归纳逻辑的“新工具论”, 从莱布尼兹发明二进制的逻辑斯蒂到如今数理逻辑的公理系统……说明西方作为主导的思维方式是实体性的、对象性的、作为概念规定性和构成性的, 因而又可以称作理性思维或逻辑的概念思维。

相较而言，中国的“象思维” 是非实体性的、非对象性的、非现成性的、动态整体的悟性思维, 是“象以尽意” 的诗意性思维。

针对中国传统思维缺乏理性特别是工具理性思维方式的“弊端”，中国近现代发展已经通过以引入西方理性思维方式来予以“补足”，在西学东渐的洪流中，中国传统思维方式因“发言权”逐步被“西方中心论”抢夺而“失语”。

由是，王先生再次通过古今中外各类发明创造（包括西方理性思维的产生本身）的缘起举例，强调“象思维” 作为“悟性思维” 的重要性源自它的原发创生性。

他说：

科学、艺术的创新以及一切创造或创新, 都源于这种“象思维” 的原发创生性。它不是从概念出发,而是从“象” 出发。它不是下定义作规定, 而是在“象的流动与转化” 中自由联想。这种在动态整体思维中自由联想的时空, 是无限广阔的。如同中国艺术和美学中所说的“物我两忘” , 也就是既不受客观限制, 也不受主观限制。它在思维过程中确乎如人们所说的具有混沌性和模糊性, 但经过这种近乎神秘的混沌模糊过程, 一旦有所悟, 那就会展开一个思想发现的新天地。

03

王树人先生这篇文章对我最大的启发在于它“客观”中肯的结语：

当然，时代变了, 要求完全回到“象思维” 已不可能也不必要。然而, 打破西方中心论, 对“象思维” 在思想文化发展中的应有地位和价值加以正确评价, 使之在思想文化原创性发展中, 发挥其逻辑概念思维所不可替代的作用, 却具有深远的重要意义。

正如王先生通过提出“象思维”来促进恢复或重建中国文化的独立话语的尝试,“并不是要与西方话语决裂, 而是要在找回自己的文化根基时更好地借鉴与融合西方以及一切外来文化”，我真正想成为的原来是一个“文化自信”的底气与“师夷长技”的态度并存的，中国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