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人之所以能够被轻易冒名顶替,真正的原因在于城乡二元结构和社会身份体系。
文|闻韶
2020 年 6 月以来,多起冒名顶替上大学事件陆续爆出。最先出现在公众视野中的是陈春秀,她在 2004 年考起了山东理工大学,自己却毫不知情,上大学的机会被他人冒用其身份顶替了。
紧接着,山东两年 242 人涉冒名顶替事件浮出水面。6 月 22 日,山东济宁人苟晶爆出自己两次高考均被冒名顶替之事。
这些冒名顶替者们身份模糊,但是被顶替者们却大多有一个共同的特点 —— 他们都是农村人。
如何冒名顶替
顶替他人上大学背后,其实是冒用他人的姓名、身份、档案、高考成绩和录取通知书,进而掩护自己上他人考起的大专学院的一整套操作。
乍看起来挺复杂,但实际操作起来却并不难:第一步,截取录取通知书;第二步,调取学籍档案;第三步,修改户籍身份。如果能瞒住当事人,事情就这么过去了。
能玩这手的人,往往并不具备直接在高考流程和成绩上作手脚的能量,而大多是权力有限,但能熟练掌握乡镇、县城「关系」的「地头蛇」。
在互联网查分和电话查分出现前,考生绕过学校自行获知成绩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同样,在平行志愿网上填报出现之前,填志愿一直是某种程度上的玄学。
因此,只要打通了学校教务处的关节,瞒下考生的成绩或录取通知书,被冒名顶替的考生们或者被根本无法知道自己的成绩,或者只以为自己填错了志愿而没有被录取。想来想去,只能是自己落榜,根本猜不到自己被冒名顶替了。
在刚刚爆出的农家女被顶替上大学事件中,受害人陈春秀没有收到录取通知书或录取电话,也只是以为自己落榜了。
瞒下录取通知书容易,接下来的步骤是,如何凑齐一整套材料让顶替者去上大学?
陈春秀百思不得其解,自己的身份证户口本和高考准考证都在自己的手中,为什么对方可以绕过自己径直去山东理工大学报到?
其实,到高校报到并不需要准考证。顶替者只需要调取她的档案,并伪造户籍身份即可。
调取档案这一步相当简单,高中生的学籍档案直接保存在学生所在高中。既然可以通过关系拿到录取通知书,拿走学籍档案也并非难事。
伪造户籍相对困难,但在 2000 年代前,这也不是办不到的。
在 2010 年的张志刚被庞跃华顶替上大学事件中,庞跃华介绍了自己伪造手续腾挪户籍的全过程。在乡镇一级,只要能准确找到关系,无论是自己冒用他人户口,还是给被冒用者重新办理一套户口,都能顺利解决。
同样,2010 年爆出的罗彩霞事件中,真假罗彩霞在数年中一直使用同一个身份证号,办出了除照片外信息完全相同的身份证。后来爆出的王娜娜事件也是同样操作。
可见,只要打点到位,冒名顶替的流程并不复杂,上述这些步骤都可以完美囊括在一个县城「政治家」的关系网络中。
接下来的问题是 —— 选谁当受害者?用陈春秀丈夫的话来说:「搞不懂,为啥偏偏选择我们?」
据受害者苟晶的说法,她被替换是因为和班主任的女儿长得像,都是方脸。但在 2018 年爆出的一个冒名顶替案件中,王宏伟(男)被许新霞(女)顶替上了河北中医学院。性别都能互换,方不方脸当然不算什么。
他们被选中的最重要的原因恐怕是:他们都是农村人。
农村人长期生活在熟人社会,又缺乏维权手段,是「地头蛇」欺压的绝好对象。
1995 年,在发现自己被许新霞冒名顶替后,王宏伟及其家人没有深究。理由很简单,许家人有钱有势。许父开着大型食品厂,姨夫是县教育局基建科长。王父虽是乡党委书记,也难以抗衡。
事发后,许家拉着高中副校长、班主任和县政法委副书记来王家说情,并让许当王家的干女儿。王宏伟一家只能配合着把许新霞的户口落在了自己村里,让许新霞用自己儿子的名字上学。
乡书记的儿子尚且如此,普通农家子弟就更别提了。
不过,好欺负还只是相对次要的原因。
像王宏伟一样很快发现自己被顶替的人毕竟是少数,大部分顶替事件往往要到十几二十年后才能浮出水面。
农村人之所以能够被轻易冒名顶替、而且能够被长期隐瞒,真正的原因在于独特的城乡二元结构和身份体系。
档案黑洞
农民是一种职业,还是一种身份?
在自由平等的现代社会,农民理应只是一种职业。然而在 1949 年来固有的城乡二元格局下,农民不仅是职业,而是一种身份,而且是由两套国家制度牢牢嵌套而成的。
首先,是户籍身份。
所谓城乡二元结构,就是将人分为农业户口 / 非农业户口,或者叫农村户口 / 城镇户口,用户籍决定其社会待遇。
户口是世袭的,父母是农村户口,孩子无论出生在何处,也都是农村户口。除非通过考学或招工将自己转变为城镇户口,吃上商品粮,农村孩子永远无法摆脱农民身份。
其次,是社会身份。
由于计划经济时期个人生活完全依附于单位的制度遗存,又可以把工作者分为干部 / 工人 / 农民。尚未就业的学生则是处于待定状态的第四种身份。
这两组身份,决定了一个人工资、食品、住房、医疗、退休等种种待遇上的差异。
档案制度上的差异就是其中一种。在这套制度下,每个人都有户口,但不一定都有档案。只有干部、工人和学生是有档案的,而农民是没有档案的。
档案最多的是干部,因为档案制度本来就是在延安整风时期为审查干部发明的。组织审查的结果需要写成组织鉴定,和个人交代材料放在一起,共同构成人事档案的基本内容。
其次是工人档案。相较于需要被频繁定级、考核的干部,工人们的档案就薄得多了。
第三种是学生档案。最初只有大专院校会为学生建档,直到 1981 年教育再次发布了《关于高中建立学生档案的通知》,高中才开始普遍为高中生建立档案。
高中毕业生的档案袋里,不外乎是考试成绩单、体质测试表、毕业生登记表、学年评语表等等。高考结束之后,如果能考上大学,学籍档案会调到所在高校。
毕业后,学校会在其学籍档案中放上报到证,寄给就业单位的人事部门。此后,通过转正定级,大中专院校的学生们就可以取得「干部」身份。
虽然今天的大城市已越来越不在乎干部身份,但在二十多年前,它是进入体制、评职称、提干的重要条件,更早时候还可以包分配工作,值得那些冒名顶替者铤而走险。
如果没有考上大学,高中毕业生也可以通过招工转为工人身份,学籍档案会转为工人档案,放在劳动局保管。
但招工更青睐城镇户口,农村人通过招工并不比考大学容易多少。要是考不成大学,往往只能像陈春秀自己说的那样:「要么种地,要么去打工。」
外出务工、在家务农的落榜生们的档案在哪里?他们不知道,也几乎用不着,绝大多数都被遗忘了。
在发现自己被顶替后,陈春秀找到了高中,发现自己的高中学籍档案早在 2004 年就已被提走了。此前,她做过服务员、售货员、工人,这些工作都不需要档案。用老一辈的话来说,这些工作都是「社会上」的,不是「国家的」。
一个农村户口的年轻人,一旦从中学毕业而没能捞到别的身份,就将变回「农民」身份。如果此生不再与体制发生什么关系,就永远不会用到档案。
于是,城市和乡村的两套逻辑体系给了冒名顶替者可乘之机。偷农村孩子的档案,是最安全的。
发现冒名顶替者
偷档案是如此简单,档案又天生神秘。如果不是山东高校主动查档,通过核查档案一致性揪出顶替者,许多被偷走档案的人几乎永远无法知道发生了什么。
近年被新闻曝光的案例,当事人之所以能发现真相,基本只有两种可能性。
一种是老天保佑,运气加持,得以在口耳相传中获知某处有同名同姓的人。
苟晶事件就是如此,苟是小姓,撞名更加不容易,很容易联想到自己冒名顶替。类似的还有年娟香事件,「真」年娟香的母亲在公交车上遇到了「假」年娟香,才发现女儿被人顶替上了大学。
另一种是不断和国家体制互动,终归会发现不对。
最早引起轰动的罗彩霞案能被发现,就是因为罗彩霞复读一年考上了天津师范大学,随后在考取教师资格证时,发现「假」罗彩霞已经获得了教师资格证;想要开通网上银行业务时,发现和她共用身份证号的「假」罗彩霞已经开通了银行业务。
陈春秀不如罗彩霞幸运,她家庭贫困,没钱复读,只能出去打工。打工者与体制的联系是微弱的,如果不是想参加成人自考,陈春秀永远不会登录学信网,也永远不会发现自己被顶替。
2010 年爆出的张志刚事件也是如此。2005 年,「真」张志刚发现自己无法办理二代身份证,也无法交上养老保险,才意识到自己的户口出了问题。
不过在今天,无论是否进入体制,每个人都比过去更紧密的和国家体制绑定在了一起。身份证、指纹、银行卡、实名电话卡、健康码,不管是旅行还是住店,我们需要不断被重新识别为我们自己。
这总归是有些好处,比如很难再被冒名顶替了。
参考文献:
[1]北京时间:《男子疑被女生顶替上学:若没被顶我也许成科级干部》
http://news.sina.com.cn/s/2018-06-22/doc-iheirxye1528929.shtml
[2]华商报:《三原真假「年娟香」调查》,
https://www.sohu.com/a/233027670_351301
[3]新京报:《农家女被冒名顶替上大学:中间人称冒名者父亲花2000元买学籍》
http://finance.sina.com.cn/wm/2020-06-13/doc-iircuyvi8206417.shtml
[4]澎湃新闻:《长葛顶替学籍事件举报人黄海霞不满结果,仍称成绩是自己考的》
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2691134
[5]华商报:《男版罗彩霞冒名顶替上大学 10年顺利升到副科级》
https://learning.sohu.com/20100414/n271495987.shtml
[6]新京报微博:《#苟晶表示压力来自想平息事件的人#但自己不会退缩》
https://weibo.com/1644114654/J8xRncCK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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