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年我拿什么听音乐

我有个陋习，就是喜欢听着点儿什么入睡，无论是有声书，广播剧，还是戏曲音乐。之所以说这是陋习，是因为我常常忘记定时，于是Alex Jennings, Steven Fry, Alian de Botton等人颇有渗透力的声音便会在我耳边半宿半宿地循环，致使我很难进入深度睡眠。即使不忘记定时，有时听得入迷睡去，也会做脑洞大开，十分损耗细胞的梦——脑子烧了一夜，第二天早上自然容易觉得困倦。比如前几日我听王尔德的Picture of Dorian Gray（道林格雷的画像），朗读者是个现代RP口音的中年女性（我忖度着是这样），语气惊悚得让我不敢把手脚暴露在被子之外。结果睡着之后，我梦到了Dorian Gray竟然与Emma Bovary变成了同一个人，并且发生了许多离奇的故事（梦中境遇大抵如此）。凌晨四点我就从梦中惊醒，不复得眠，翌日困倦不堪。因此，十几年来我都在不懈地与这个陋习作斗争，也曾取得阶段性的胜利，但是这场内战始终处于胶着状态，谁也无法彻底征服另一方。

我为何会有如此根深蒂固的习惯呢？我为何无法摆脱它呢？

我自己知道，这个习惯已经跟随了我太久，久到可以追溯至我三四岁的时候。

那是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期，父母白天上班时把我放在隔壁姥姥家。姥姥是个戏迷加评书迷，也是家中最聪明最灵气的人。她的屋子里堆满了各式各样的在别人眼里没有用的玩意儿，最多的就是各种包装纸包装盒，以及无数的布头儿。家里人都笑话姥姥什么都留，仿佛他们都不记得在自己有需要时常会来到姥姥这里找找有没有这个有没有那个。

姥姥最大的宝贝是表姐，第二大宝贝是我，那时表弟表妹还没出生，于是第三大宝贝就是她的半导体了。我对那个黑黢黢的砖头似的半导体记忆犹新，姥姥与它几乎寸步不离，它也一直尽职尽责地根据我们的指令为我们播放各个调频的节目。在无数个午后，我躺在姥姥那张尽管年代久远却非常牢固的木床上，听两段评书，然后在咿咿呀呀的李世济的唱腔中朦胧睡去。

大概在小学一二年级，或是更早的时候，小姨夫送了我一个索尼随身听，那时的名字叫walkman——一个让空气充满口腔的短音加一个轻快的爆破音，十分讨喜。那个walkman可以播放卡带，也是个小收音机——可比姥姥的半导体轻便多了。Walkman需要两节四号电池才能工作，若是放磁带，一晚上忘了关，电就被消耗大半了；可若是只使用收音功能，这个小匣子却能坚持月余。我用这个walkman听了不知道多少的流行歌曲和新概念、走向未来。那时一盘卡带两面加起来不超过两个小时，自己手里的每一盘磁带都是翻来覆去地反复听，简直倒背如流。自然，有许多个夜里，都是耳朵里面插着耳机睡着的。

上初中的时候，一向不给我买娱乐设备甚至玩具的母亲，在澳洲给我买了一个SONY最新款的CD机。作为一个极少对电子设备感兴趣的我，也不禁被它吸引了，尤其是打开包装以后散发出来的洋塑料的味道，让我几乎不忍心使用它。后来十八岁上去了澳洲留学，每日里去上学路上，去打工路上，赶作业的夜晚，这个CD机和里面反复播放的两张The Who的专辑，一直无怨无悔地陪着我。

再后来，ipod风靡全球，歌曲容量和方便程度全面秒杀了walkman，cd机，md机和mp3。在一个同学给我展示了ipod classic的种种功能以及神奇的podcast之后，我在2009年买了人生第一台苹果设备：ipod touch。那个时候，我已经很多年不听流行歌曲了，那个小机器里面存着的，除了一堆因为买不到中文书而对电子书低头的我丧心病狂下载的海量书籍软件外，就是几出京剧和一堆六七十年代英国摇滚。在许多个深夜里，我仿佛回到了跟姥姥共度的许多午后时光。但是由于收录了太多的音乐，我却好像从未将它们一一宠幸过。

由于对英伦摇滚的迷恋，我在澳洲断断续续地收了不少的黑胶唱片，并把它们排放在我房间的五斗橱上。看着它们，我心想：等回了国，有了唱机，就能听它们了。毕竟还是黑胶的声音最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