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02-12

1.安徽华地恒基房地产有限公司与亿阳信通股份有限公司、亿阳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借款合同纠纷案，案号：（2018）最高法民辖终110号，审理法院：最高人民法院，裁判日期：2018.4.28
最高院认为，从合同约定的角度分析，虽然《借款合同》对级别管辖的约定无效，但不影响对地域管辖约定之效力。本案中，由于本案诉讼标的额为2.1亿余元，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调整高级人民法院和中级人民法院管辖第一审民商事案件标准的通知》第二条规定，基层人民法院对本案没有管辖权，因此《借款合同》、《最高额保证合同》中对于“向合肥市蜀山区法院起诉”的约定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关于级别管辖的规定，应属无效。但是，当事人对于地域管辖也即安徽省合肥市的约定并不因此而一并无效。关于地域管辖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十三条规定：“因合同纠纷提起的诉讼，由被告住所地或者合同履行地人民法院管辖。”关于借款合同履行地，《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如何确定借款合同履行地问题的批复》（法复[1993]10号）规定：“……贷款方与借款方所在地都是履行合同约定义务的地点。依照借款合同的约定，贷款方应先将借款划出，从而履行了贷款方所应承担的义务。因此，除当事人另有约定外，确定贷款方所在地为合同履行地。”具体到本案，贷款方为华地公司，因此华地公司选择向其住所地人民法院即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既符合双方《借款合同》的约定，亦符合前述法律规定。

2.沧州华风国富良种繁育有限公司与新疆天川毛纺织（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新疆天川华风生物科技发展有限责任公司股东出资纠纷案，案号：（2015）民二终字第248号，审理法院：最高人民法院，裁判日期：2015.12.21
最高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规定：“股东应当按期足额缴纳公司章程中规定的各自所认缴的出资额。股东以货币出资的，应当将货币足额存入有限责任公司在银行开设的账户；以非货币财产出资的，应当依法办理其财产权的转移手续。”《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十三条第一款规定：“股东未履行或者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公司或者其他股东请求其向公司依法全面履行出资义务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本案中，天川公司未依章程规定全面履行出资义务，依法应当向天川华风公司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天川华风公司在华风公司提起本案诉讼前，虽然已被吊销营业执照，但该事实并不影响股东继续向公司履行出资义务，也与股东在公司清算程序、破产清算中继续履行出资义务不相矛盾。天川公司辩称，天川华风公司已被吊销营业执照，涉及天川公司出资的问题应先行在公司清算程序中予以确定和处理，该主张因缺乏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3.陈治伟、梁素芳与被申请人南充市嘉陵区永兴小区业主委员会、友合集团四川友合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第三人撤销之诉案，案号：（2018）最高法民申3413号，审理法院：最高人民法院，裁判日期：2018.9.25
最高院认为，当事人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除应当符合法定起诉要件外，还应当符合不能归责于自己的事由未参加诉讼的情形。根据原审查明的事实，陈治伟在友合公司与永兴业委会排除妨害纠纷一案中已作为证人出庭作证，证明其于2012年购买该房屋，购买时知道该房屋作为物管用房在使用，且为永兴业委会实际使用。据此可知，陈治伟明知案涉房屋关系其利益，可以对此行使独立请求权，但其并没有申请作为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参加诉讼，应视为其放弃主张自己的权利，其应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原审裁定据此认定陈治伟、梁素芳未参加诉讼存在过错，非因不能归责于其本人的事由未参加诉讼，不符合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的法定起诉条件并无不当。

4.重庆朝天门国际商贸城股份有限公司与重庆商投石化有限公司、北京苏伯格林贸易有限公司、青岛佳施化工有限公司借款合同纠纷案，案号：（2018）最高法民终816号，审理法院：最高人民法院，裁判日期：2018.10.29
最高院认为，重庆商贸公司上诉主张《董事会决议》因有北京贸易公司、青岛化工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的签字，且该决议上的内容已送达至重庆商贸公司，构成两家公司以单方承诺的形式与重庆商贸公司建立民事法律关系，同时主张两家公司作出的承担担保责任的承诺实质上是对到期债务承担还款责任的承诺，产生债务加入的法律后果。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三十三条规定：“民事法律行为是民事主体通过意思表示设立、变更、终止民事法律关系的行为”。其中，意思表示是民事法律行为的核心要素，即行为人主观上具有追求效果意思的动机，客观上存在一般相对方可理解与接受的外化行为，同时该行为方式应符合法律的规定或者双方的约定。本案中，如何认定《董事会决议》中由商投石化公司股东方商投集团公司、北京贸易公司、青岛化工公司按股比分三次共同向重庆商贸公司担保（共计人民币1.5亿元），并出具保证文件等内容所设立的民事法律关系是本案的关键。首先，从字面含义可解读为，三股东有为公司债务1.5亿元人民币向债权人重庆商贸公司提供担保所形成的意思表示，但没有三股东与商投石化公司共同向债权人承担债务清偿责任的意思表示。重庆商贸公司主张三股东所作出的承诺应为债务加入，与当事人的意思表示不相符。同时，重庆商贸公司认为，因承诺担保的债务已到期，第三人所作出的担保承诺便应视为债务加入，亦缺乏相应法律依据。其次，因《董事会决议》系公司内部文件，其中意思表示的效力并不能当然及于公司之外的任何第三方。本案中，即便可以认定金光勋、李元植在决议上的签名真实且取得了北京贸易公司、青岛化工公司相应授权，亦仅能说明二公司具有向债权人就案涉债务提供担保的效果意思，该意思以《董事会决议》为载体，仅在公司内部发生效力，不能认定客观上已外化。重庆商贸公司认为其知晓《董事会决议》内容即表示北京贸易公司、青岛化工公司与其建立了保证法律关系，理据并不充分。因设定保证法律关系是保证人和债权人之间的法律行为，该种行为要求双方当事人意思表示达成一致，而达成一致的过程应是两个意思表示双向交流的过程。同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三条“保证人与债权人应当以书面形式订立保证合同”之规定，保证法律关系的成立还要求通过一定的法律形式表现出来。因此，《董事会决议》中有关北京贸易公司、青岛化工公司对商投石化公司债务提供担保的决议内容，并不能证明北京贸易公司、青岛化工公司与重庆商贸公司建立了民事法律关系。

5.大友新亚因与李璎、何国顺财产损害赔偿纠纷案，案号：(2015)民提字第150号，审理法院：最高人民法院，裁判日期：2018.7.27
最高院认为，关于本案事实查明过程中所涉的域外证据之证明力认定问题。大友新亚提供的证据系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外形成，其就域外证据办理了公证认证手续。二审判决认为，因公证认证的内容没有证明域外证据本身的真实性，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十一条的规定，对上述域外证据之真实性一律不予认可。本院认为，二审判决对域外证据效力的法律适用有误，应予纠正。理由如下：第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三款规定：“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法定程序，全面地、客观地审查核实证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四条规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没有住所的外国人、无国籍人、外国企业和组织委托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或者其他人代理诉讼，从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外寄交或者托交的授权委托书，应当经所在国公证机关证明，并经中华人民共和国驻该国使领馆认证，或者履行中华人民共和国与该所在国订立的有关条约中规定的证明手续后，才具有效力。”对其他域外证据则没有规定必须办理证明手续。第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十一条规定：“当事人向人民法院提供的证据系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外形成的，该证据应当经所在国公证机关予以证明，并经中华人民共和国驻该国使领馆予以认证，或者履行中华人民共和国与该所在国订立的有关条约中规定的证明手续。当事人向人民法院提供的证据是在香港、澳门、台湾地区形成的，应当履行相关的证明手续。”该条规定对域外证据设定一定的证明手续要求，目的在于辅助人民法院查明此类证据的真实性，而不在于排除没有履行证明手续的域外证据作为案件的证据使用。实践中，对于当事人认可的域外证据、公证员因没有亲历现场而无法证明证据真实性的域外证据等，如仅以未履行证明手续为由而排除域外证据的效力，不仅会降低诉讼效率、提高诉讼成本，而且会导致人民法院无法查明事实，分清是非。因此，对于当事人提供的域外证据，人民法院应根据不同情况分别处理：（1）对证明诉讼主体资格的证据，应要求当事人依法履行相关的公证、认证或者其他证明手续；（2）对其他证据，由提供证据的一方当事人选择是否办理相关的公证、认证或者其他证明手续，但人民法院为查明事实认为确需办理的除外。第三，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四条的规定，对于能够反映案件真实情况、与待证事实相关联的上述第2类证据，不论是否已办理公证、认证或者其他证明手续，人民法院均应组织当事人进行质证，并结合当事人的质证意见以及各证据与案件事实之间的关联程度等予以审核认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