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弟我于2017年7月到11月，花4个月时间完成了一次简短但连贯的环球旅行。从杭州出发，到北京乘坐国际列车，横穿蒙古国，来到俄罗斯伊尔库茨克。然后从伊尔库茨克开始，一路向西，沿着西伯利亚大铁路走走看看，来到莫斯科和圣彼得堡。从圣彼得堡飞到伦敦，从伦敦开始，按基本四五天一个城市的节奏，在英格兰、威尔士、苏格兰游荡40余天。然后，从伦敦飞到巴黎，绕地中海逆时针转一圈。先到巴黎，再去巴塞罗那，然后去罗马，之后去德国柏林、杜塞尔多夫、科隆、埃森等地，再之后从柏林前往阿姆斯特丹，最后从阿姆斯特丹途径冰岛、飞往纽约。在纽约呆几天，接着去匹兹堡暂住两周。最后，从匹兹堡，途径波士顿、北京、上海，一路回到杭州。达成连续绕地球一圈的成就，虽然人困马乏，但是认识了一些有意思的人、学到了一些有意思的历史、看到了一些有意思的东西、发生了一些有意思的故事。
独自一人身在旅途，每当遇到陌生人在旁边用我听不懂的语言大声交流，我都会不由自主地略微紧张。悄悄地，观察他们面部表情，揣测他们交谈内容，估摸他们是否在说我坏话。这种情绪可能是根植于人类恐惧陌生事物的本能吧，即使我以理性思维约束，也很难完全控制住。后来我发现，不止我，外国友人也这样。把几个不懂中文的外国人放到一群吵吵嚷嚷的中国人里面，他们也会神经质、小心翼翼地东张西望。
比方说，从北京出发途径乌兰巴托前往莫斯科的国际列车。车是中国列车，列车员是中国列车员，我是中国人。当我在走道上跟列车员闲聊时，同车厢的一些外国友人就会用一种好奇又防范的眼神偷偷打量我们——“狭窄的空间，陌生的环境，这俩中国人又在那里嘻嘻哈哈、叽叽呱呱说个不停，难不成是在嘲笑俺”？
车厢由多个包厢组成，一条狭窄走道串联整个车厢，走道一侧是包厢门、另一侧是透明大玻璃窗。窗户可以打开，吹会风透个气，也方便拍照，沿途风景在窗外飞逝而过。我所在的车厢，前五个包厢被一国际旅行团承包，男女老幼十余人来自不同国家，领队是一胖胖的光头俄罗斯人。
列车上的各国乘客们，包括我在内，大部分时候都在走道上或站或坐，伸长脖子向外眺望。走道很窄，趴在窗沿看风景，难免跟上厕所、打开水的外国友人们碰头。一开始，气氛略显尴尬，他们对作为“地头蛇”的中国人有一种小心翼翼的态度，点头致意，尽量避免视线交流。
后来情况稍微得到一点改观。发车第一天下午，我正在自己的上铺床位发呆，一位外国大爷敲了敲包厢门，探头进来说：Hello? Anybody got a converter? （哈喽，谁有电源转换器吗？）——原来国际旅行团里有位英国大姐手机需要充电，列车走道上的电源插座只有48V，大姐自带的转换器不能用。这位热心肠的外国大爷，主动挨个包厢求助。我试了下自己的转换器，也不行。好在同包厢的两位四川大姐的转换器是可以的，于是我向友好的四川大姐们借来转换器，帮英国大姐的手机充上了电。英国大姐、外国大爷和我站在走道，一边给手机充电，一边闲聊起来。
英国大姐告诉我，他们这旅行团刚在上海呆了段时间，现在去往乌兰巴托停留两星期，然后前往俄罗斯。我问她，你对上海感觉怎么样。她说：挤，热。我竟无言以对。
外国大爷比英国大姐健谈一些，大姐充好电离开后，我们又聊了挺久。大爷是澳洲人，光头矮个字，穿卡其色短裤配黑色体恤，肤色黝黑。他出生在印度尼西亚，后来在澳洲铁路系统工作，之后在悉尼定居，现已退休。
我问他：你经常这样出国旅行吗。澳洲大爷说：是啊，我特别讨厌寒冷。悉尼一到冬天，我就打开世界地图，选一个正是夏天的地方飞过去。我是一个追着夏天跑的人。
我说：现在蒙古国和俄罗斯正值秋天诶，气温可能也并不高，要感受夏天你应该去南美。澳洲大爷摆了摆手一脸晦气地说：别提南美了。我有一次，在悉尼冬天冷得受不了，买了张机票飞往南美，结果穿着短袖短裤，一下飞机被冻傻了。后来我才发现，妈的，这南美很多国家跟澳洲一样都是南半球的。——说到这我俩忍不住哈哈大笑。
笑了一阵，我又问他：刚才英国大妈说上海又热又挤，你这么喜欢夏天的话，应该会觉得上海蛮舒服的咯？大爷点点头：是啊！挺舒服的啊！不止上海哦，我以前还去过中国其他地方。西安的面食？nice。北京的35度气温？nice。吐鲁番的水果？very nice。
晚上10点多，列车在中蒙边境线上的二连浩特停下来，等候了一会，仍旧不见发车。一问列车员，原来进入蒙古国境内后，铁轨制式不同，需要在这里把火车开进车间、更换车轮，预计两小时左右。工作车间离车站较远，而且开始换车轮以后，列车停止供电、停用洗手间。因此列车员建议我们在站台下车，去车站候车室透透气。列车员还告诉我，火车站不远处即是二连浩特烧烤一条街，可以去吃点羊肉串。等车轮换完，列车的餐车也会换成蒙古餐车，又贵又难吃云云。
外国友人们看到火车停下来半晌不出发，我们几个中国人又在那叽里咕噜说个不停，都站在走道上一脸疑惑。列车员看我挺靠谱的样子，委托我去向外国友人们转达一下意思。我挨个车厢照实翻译了下。结果只有几个人愿意跟我们一起下车，大部分人，好像都觉得我们别有用心，表现得犹豫不决。尤其这个外国旅游团，不管我怎么解释，俄罗斯领队都带着一种“你的把戏已经被我看穿了”的笑容盯着我说：No thanks. We're OK. 俄罗斯领队不下车，他们这个团的人就都没下车。我劝说无果，放弃了，下车撸串去也。
这顿烧烤吃得挺开心。羊肉串鲜嫩多汁，价廉物美；喝了瓶俄罗斯啤酒，不知是否因为我要的是最便宜的啤酒的关系，口感一般。吃饱喝足，慢悠悠从烧烤一条街往回走。这次换车轮好像出了些意外，比预估时间多花了一个小时才完成。我走回火车站以后，又在候车室等了很久。直到凌晨1点，才重新回到列车上。
简单洗漱、往床上一躺、准备休息，谁知道今晚的热闹才刚刚开始。先是蒙古国的两次入境检查。每当我将将要睡着时，蒙古国边检人员就脸色严肃地出现在包厢门口，检查护照或入境申请表。后来得知，他们居然只严查中国公民，对外国人的包厢直接跳过不查。一聊得相熟的列车员小哥还差点因此跟他们吵起来。
熬过入境检查，我正迷迷糊糊想要睡个囫囵觉，一列车员来到包厢问：小伙睡着了吗。我爬起来问他啥事。他说：出了个事，你过来帮我翻译一下。我看他脸色不渝，知道有事情发生，穿上衬衫光着脚就跟他走了。
我们走到外国旅行团的包厢门口。旅行团的所有游客都没睡，三三两两站在走道、或坐在下铺床位上。俄罗斯领队也在。列车员小哥一脸严肃地对我说：你帮我问一下这毛子，他知不知道他的团里面，有人在车厢门口撒了泡尿？
——原来在二连浩特更换车轮时，这旅行团的人真没下车，被困在车上三小时余。卫生间关闭，有人憋不住，在车厢门口撒了一泡尿。又脏又臭，被列车员发现了。
我问俄罗斯领队：你一直在车上，你知道这事是谁干的吗？俄罗斯人面无表情地说：不，我睡着了，啥都不知道。
列车员和我都有点火：这车上就你们这群人还在，其他人全部下车了，不是你们是谁！
当是时，列车员很生气，毛子领队很赖皮，围观的外国友人很紧张，我睡意全无。我们反复追问了俄罗斯领队好几遍，这毛子也知道赖不掉，就站那不吭声了。
这时澳洲大爷从包厢角落里走出来，一脸惊恐地对列车员和我说：对不起，我这里有问题（拍了拍后脑勺），控制不住自己（拍了拍肚皮）。——原来这泡尿是他撒的。
我转头问列车员：小哥，这种情况一般怎么处理。列车员说：罚款呗。我继续问：一般罚多少啊。列车员说：得问领导。
我说：老年人憋不住尿情有可原，真要罚款，处理起来也麻烦。要不这样，给他个拖把让他自己打扫干净得了。列车员想了想，同意了。他又说了些东西，让我一并翻译。
于是我转头跟澳洲大爷和俄罗斯领队说：好了，这次不罚款。拖把在那边，你现在自己去打扫干净。注意一下，等会火车进入蒙古国境内后，在刚入境的前两小时，因为卫生防疫政策等原因，卫生间仍旧会处于关闭状态，所以你们打扫完赶紧洗洗睡，不要再喝水了。随地撒尿这种事情下不为例。——已经被吓的不轻的澳洲大爷连忙答应了。
事情搞定，列车员拍拍我肩膀，说了句“谢了小伙”，就走了。然后，奇怪的事情发生了，在我光着脚走回自己包厢的路上，围观了整个过程的外国友人们，纷纷对我投来赞许的目光、或者拍拍我的肩膀，小声说“Thank you” “Well done” “Good job” ——我带着一种当了一回好人和做了一回汉奸的混杂情绪走回包厢。
就这样，车厢里的这群外国人跟我成了朋友。至少在走道上碰面，会微笑着互相打招呼；挤在窗沿看风景，不再莫名尴尬；发现稀奇古怪的野生动物群，还会兴奋地招呼大家一起看。至于澳洲大爷？他第二天早上笑呵呵地拿着一包水果糖挨个车厢发过去，如同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一般。我们就这样愉快又和谐地趴在窗户上经过了蒙古草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