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孕之后，谁才是“妈妈”？

围绕着两份《试管婴儿包成功代孕协议》，一份出生医学证明和相关产检分娩记录，上海普陀法院于2019年5月受理了一起婚姻家庭纠纷案件。
王某多年以来有个求子的心愿，他于2016年1月与俞某签订协议，委托俞某为其安排代孕母亲，由王某自行提供精子，进行试管婴儿代孕。
2016年12月，王某老来得子的愿望实现了，小王如期出生。但按照规定必须在出生医学证明上填报母亲信息，因此王某与沈某协商后，将沈某的信息填在出生证明的“母亲”一栏上。可是几年后，王某以沈某与小王无任何血缘关系为由,以小王的名义向法院起诉，要求确认小王与沈某不存在亲子关系。
然而，沈某的陈述却没有那么简单。据她所说，她与王某是同居的男女朋友关系，双方一直想要一个共同的孩子。但由于她多次尝试取卵人工受孕失败，只得借她人卵子和王某的精子体外受精后，再植入沈某体内孕育。
因此，沈某主张，小王是其十月怀胎生下来的孩子。沈某还提供了与小王在一起的生活照片，证明小王出生后一直由其养育，请求法院确认双方存在亲子关系。

确为代孕，但分娩产妇信息疑点重重
普陀法院审理查明，2015年9月及2016年1月， 沈某、王某作为委托方（甲方）分别与代理方俞某（乙方）签订了《试管婴儿包成功代孕协议》 ，主要内容为：乙方安排代孕妈妈，怀孕方式为试管婴儿代孕，至精子供应方（甲方）的一个婴儿顺利生产后，甲方应缴纳给乙方总金额人民币75万元，协议有效期为30个月。
2016年12月，小王在上海市某医院出生。“出生医学证明”显示：母亲为沈某，父亲为王某。
经司法鉴定，确认王某是小王生物学父亲。
奇怪的是，根据该医院的相关孕产记录反映，产妇姓名为沈某，血型O型，已婚未育，身高158公分。但庭审中，被告沈某自认血型为B型，且与医院孕产记录中产妇的身高、生育史等信息不符。此后，该医院于2019年6月在原来的记录上将产妇的血型变更为B型。

法院：小王与被告沈某不存在亲子关系
众所周知，夫妻有权行使生育权。在自然生育不能的情况下，可选择人工生育的方式，但必须符合国家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本案中，小王与被告沈某没有生物学上的血缘关系。从“代孕协议”来看，沈某、王某仅分别作为委托方，接受代理方安排代孕妈妈。
从医院的孕产记录来看，产妇血型、身高、生育史等基本信息均与沈某不符，代孕母亲的身份成疑。
王某与沈某虽存在男女朋友关系，但最终未转变为婚姻关系。 双方私下进行人工生育, 属于法律法规明令禁止的行为，亦违反公序良俗。
无论沈某与王某是否是同居关系、小王是否由沈某分娩、是否由沈某抚养，均改变不了非法代孕行为带来的社会后果及法律后果。
故普陀法院一审判决小王与被告沈某不存在亲子关系。 后沈某上诉，二审法院亦维持原判。

判后的话
借腹生子违法，不受法律保护
人工受孕只能在医疗机构依法实施，只能是合法夫妻、合法生育的情况下进行，本案中的请人代孕是违法的。 不仅如此，还会造成法律关系的混乱，权利义务难以确定，破坏正常的伦理关系，使得父母、子女的关系难以确定和稳定。
医疗机构应加强辅助生殖技术监管
该案所涉医院对产妇未尽到审慎核实身份的义务，事后在未核查追责情况下草率更正产妇基本信息。由于医院方疏于管理和监督，在一定程度上扰乱了医疗行业秩序，让非法代孕中介有可趁之机，造成不良后果。
普陀法院向该医院发出司法建议，包括规范《出生医学证明》办理流程，规范医疗行业制度建设，建立完善管理监督机制，加强法制宣传、释明法律责任，明确责任追究机制等5项具体内容。
近日，普陀法院收到了医院回复。该院表示，已组织相关部门和专家进行讨论，针对孕产全过程进行仔细梳理；在初诊建卡、办理住院、分娩期间、申领出生证明等各个环节，设计更加严谨和缜密的核对流程。同时，该院已联系辖区卫健委，针对代孕事件进行调查，之后将对孕产妇施行精准身份识别（指纹、虹膜等），防止恶意替代就诊，杜绝非法代孕行为。
（作者系上海普陀法院 施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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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上海普陀法院 施迪 统筹：光明日报全媒体记者 靳昊 责编：王远方 编辑：朱晓帆 张雪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