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一贯反对“女权”的。

林语堂先生写过《一篇没有听众的演讲》，读后总感觉“请你整个不要做妻”一段会引来些“女权主义”的微词，我也就索性顺着林语堂先生的立意，做一篇假装没有听众的自言自语。

“虽然女人热爱自己的性别是值得赞美的，但也不可走火入魔”，在谈及西方激进的女权主义时，王小波曾写下以上的一句话 —— 而这也正是我所担心的。

我一贯地反对“女权”，是因我一贯地反对从错综复杂又恢弘广大的社会关系里单单强调、强化某一个点的做法。若任由少数的野心家以此撩拨、操纵大多数非理性群众的情绪，必然导致关系简单化、手段极端化、范围扩大化的失控后果（也许在某些人眼里，这其实正是“受控”的）。比如，某东方大国曾单单强调、强化工人农民的权利，最终导致了大批无辜的民族资产阶级、开明乡绅、知识分子遭受了不公平的残酷对待；即使是工人农民内部，也有不少无辜者受累。

以我孤陋的认知，绝大多数女权主义者所反对的，乃是一套基于性别刻板印象的偏见体系。这当然是应当反对的、必须要反对的。然而，据我本人及经由旁人的、多年的接触观察下来，这一偏见体系远未到要兴起一场“女权革命”的程度，而且趋势是向好的。若偏要兴起，就一定会导致前面所说简单化、极端化、扩大化的后果。到那时，不仅仅是大批无辜的男性，女性群体中也必将有大批人要遭受迫害。

这也是我的一个观点：若渐进式改良可行且有效，就不必采取急于求成的激进革命。之所以称革命为“激进”，是因为革命的语境里只听得到激进的声音，由此也就注定会被非理性大众情绪所裹挟甚至绑架而走向失控。

此外，若有人说我的认知受我的生活范围的影响，在我接触不到的广大的欠发达地区，性别偏见仍是大行其道的。我只能说这应当是基础教育的领域，更不宜去搞什么“革命”。通俗点说，那些人连“平等”都还不懂得，若偏要去和他们讲“男女平等”，那不正是空中楼阁了。

这又是我的另一个观点：要求平等的前提，是要有充分准确的自我认知。若是自我认知有偏差，还要要求与这一偏差认知拉平，那要求的平等肯定也是畸形的。

基于性别的偏见，仅仅是我们所身处的这个社会的“偏见体系”中的沧海一粟、九牛一毛。基础一些的年龄、长相、身高、体型、性格、婚育，高阶一些的教育程度、政治面貌、宗教信仰、经济实力、世界观人生观，玄学一些的籍贯地域、星座血型、面相生肖、母校师从、疾患病史……无不可偏见，无不在偏见。只是因为这些都太复杂琐碎，唯有性别易于一刀切、极具话题性、便于升格套用，也就顺理成章地成为某些或蠢或坏的野心家操纵大众情绪的工具了。若说并不都是野心家，很多女权主义者也是诉求“平权”，那在我看来，“女权”就更没有从“平权”中特化出来的必要了。

人生来就是不平等的，除了尊严。我梦想的，是尊严面前的人人平等、权利义务的客观公正，不再受任何偏见（当然包括性别）之影响。

我所反对的，不是“男权”，而是“极权”；我所倡导的，不是“女权”，而是“平权”。

有人要说了：“不要讲这些大道理，我就问你‘小孩子跟妈姓’为啥就这么难？”

首先，我个人不觉得小孩子该跟父母某一方的姓有什么争论的意义，争来争去，争得也不过是跟爷爷姓还是跟姥爷姓啊，不还是“跟男姓”么？但尽管如此，若是男女某一方在这一方面有自己的主张，我认为还是要支持的 —— “我不同意你的话，但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利”嘛。只是，表达这一主张的过程应该放在“择偶”的阶段，也就是找一个赞同你的主张的人结婚，而不是婚后再爆发矛盾。那样的话，让一个小家庭对抗几千年的传统力量，不现实也不明智。偏要表达这主张，那也就只能是给自己、给家人、给身边人徒增烦恼了 —— 这也是我所见很多“女权主义的努力”换来的唯一结果。

这是我要说的最后一个观点。若一个人觉得社会不完美，那他（她）有两条路可走：一是爬升到足够高的高位，“推行”自己更完美的主张；二是身在低处但以身作则，“践行”自己的主张。换成白话就是，说话管用时再说话，说话不管用就闭嘴做事。没人听却偏要说，就只能是噪音；且一个人精力有限，说的太多，肯定会影响了做。

以上所写，相信即使是最为偏激者也难于挑出什么毛病的。若有人偏要只看了第一句就急不可耐地去评论区发泄些什么，那我也就只能谨遵林先生教诲，当你是一个“不存在的听众”了。